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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管理領導
叢書系列:BIG系列
作者:馬修.席德
       Matthew Syed
譯者:陳映竹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01月22日
定價:450 元
售價:35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76頁
ISBN:978957138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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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有建設性的異議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午夜剛過不久,羅伯特.哈爾(Rob Hall)帶著小隊進入了死亡地帶,從南坡出發,一整片無情的冰結得跟石頭一樣硬,大風掃過一塊塊的巨石,也就是昨晚紮營的地方。在陣陣的強風之中,這裡離世界最高峰聖母峰的垂直距離是九百多公尺。如果一切都按照計畫進行的話,他們會在十二小時後登頂,上面有佛教的五色旗,以及各式各樣的紀念物。

留著鬍子的哈爾當時三十五歲,是這支探險隊的隊長。除了他以外,還有另外兩名領隊─安迪.哈里斯(Andy Harris)與麥可.格魯姆(Mike Groom),以及幾個夏爾巴人和八位接受領隊帶領的登山客戶。這些登山客戶也都是經驗老到的登山者,但並未取得世界級的技術資格,讓他們得以在沒有領隊的狀況下獨立攀登聖母峰。一行人中,尚有一位名叫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的作家,同時也是冒險家,正在替《戶外》雜誌撰寫文章;此外,一位來自德州的病理學家貝克‧ 威瑟斯(Beck Weathers),參與登山運動十年;以及難波康子(Yasuko Namba),一位四十七歲的東京商人,她已經攀登過世界七大洲最高峰中的六座。成功登頂聖母峰的話,會讓她成為史上征服七大高峰的人當中,年紀最大的女性。

哈爾對於隊伍和自己所做的準備信心滿滿,在這之前,他已經四度成功登頂聖母峰,他技術卓越,活動靈敏,也有足夠的力量。一九九?年,他在嘗試攀登聖母峰的途中結識了他的妻子,珍。他的妻子當時是基地營下方診所的醫生,兩人墜入愛河。他事後回憶道:「一從聖母峰下來,我就立刻跟珍約會。」他們的第一次約會是去攀登阿拉斯加的麥肯尼峰,兩年之後,他們結婚了。到了一九九三年,他們一起登上了聖母峰,是第三對成功登頂的已婚夫婦。

一般來說,在哈爾攀登聖母峰的期間,珍都會在基地營外工作,但這次她婉拒了。她已懷有七個月的身孕,而這讓哈爾對於這次的攀登之旅,更是充滿盼望之情,等他回到位於紐西蘭的家中時,他將體驗到初為人父的興奮和激動。他說:「我已經等不及了。」

但是經驗豐富的哈爾知道,每向上踏出一步,整支隊伍就會陷入更高的險境。南坡的高度超過海拔八千公尺,空氣極度稀薄,登山者會蜷曲著身體,抵抗著對流層惡劣的條件,將面罩緊緊綁在臉上,使用起罐裝氧氣。「停留在這種海拔高度的每一分鐘,你的身體和精神都在一點一滴枯竭,」哈爾如此告訴整支登山團隊。克拉庫爾事後寫道:「當時腦細胞不斷地在死去,我們的血液開始有凝血的危險,像是泥漿一般濃稠。視網膜上的微血管會自然而然地出血。即便是在休息的時候,我們的心臟都還是以一種發瘋似的速度在狂跳。」

這支團隊抬頭看到了山峰的三角壁。聖母峰在當地被稱為珠穆朗瑪峰,意思是「世界之聖母」。此時此刻,他們也知道最後的攻頂要面對相當艱鉅的技術性挑戰。首先,得要耐心地爬到俗稱「陽台」的地點,得用頭燈照出路徑,以繩索橫切攀登過陡坡。這段過程隨時都有可能因為落石而喪命,這樣的恐懼無法消散;接下來,攀登到南峰的那段陡峭並且連綿不斷的路程,日出將洛子峰的南面浸淫在鬼魅一般的晨曦中。接著,位在頂峰下方的是希拉蕊台階,此處是以第一位登頂的人,艾德蒙.希拉蕊(Edmund Hillary)爵士來命名。希拉蕊爵士是跟一位夏爾巴人丹增(Tenzing)一起登頂,這個台階就是所有登山活動中,最有名的一塊垂直壁面。「脊線上看起來最令人心生畏懼的一個難關是:一座高約十二公尺左右的石階。」希拉蕊爵士寫道:「那塊石頭本身很平滑,幾乎抓不住。對一群身在英格蘭湖區的登山專家來說,這座石階可能是一道有趣的題目,可以在週日午後試著攀攀看;但在這裡,它是一個遠超過我們的微弱力量,難以征服的一道障礙。」

雖然圈內人表示,聖母峰並非是世界高峰中最美麗的。跟許多山脈高聳的輪廓比起來,她既笨重又單調。但在美學方面所缺少的吸引力,她用神祕感來補足了。「我盯著那座山峰,看了大概三十分鐘吧。我試圖去領會,站在那個大風肆虐的頂端時會是什麼樣的感覺。」這是克拉庫爾在從盧克拉機場跋涉到基地營的時候,看著那塊山巖時所寫的。「雖然我登上過數百座的山頭,但是聖母峰跟我之前爬過的所有山完全不同,而我的想像力不足以讓我意會到在那上面會有什麼感覺。看起來冷酷的山頂,是不可思議地遙遠。」

然而神祕之外,聖母峰仍具有致命危險。自從一九二一年開始,一支英國探險隊首度企圖攀登這座山算起,總共有一百三十位登山者死亡,每四位成功登頂者背後,就有一名登山者喪生。最著名的死亡案例大概非初期發生的幾起山難莫屬:一九二四年,英國人喬治.里.馬洛里(George Leigh Mallory)死於登山途中。他在當年六月八日帶著初階且簡易的裝備,以及令人驚歎的勇氣,竟膽敢跟同伴安德魯.「山迪」.歐文(Andrew ‘Sandy’ Irvine)一起進行登頂。

那一天,薄霧籠罩著山頂,阻擋了支援隊伍的視線,無法觀測到他們進展到哪了。但是中午十二點五十分的時候,雲層稍微散開了一下,他的隊友諾爾.奧德爾(NoelOdell)看到了他們在東北方的山脊上,那已經落後五個小時了,但馬洛里依然「謹慎而快速地」向山頂走去。在這之後,再也沒有人看到過馬洛里或歐文了。一直到一九九九年,才有人在北壁海拔約七千九百五十二公尺處發現馬洛里的屍體。歷史學家們得出的共識是,兩人都未成功攻頂。

對哈爾隊伍裡的成員們來說,危險就在他們眼前。他們都親眼目睹過散落在山邊的屍首,也被嚴正地警告過,務必要攜帶備用的氧氣。在抵達海拔約五千三百六十四公尺的基地營之後,他們做過三次的試爬,為的是讓身體適應高山的情況,第一次上到了昆布冰瀑─充滿了冰隙、浮冰還有雪崩的威脅─這讓他們來到了大約五千九百四十三公尺高的地方;第二和第三次先後帶他們到達六千四百公尺,以及七千一百六十三公尺的高度,在高海拔地帶所待的每一個小時,都在強迫他們的身心更加適應當地稀薄的空氣。在頂峰,空氣中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

但是此刻,他們已經進入海拔七千九百二十四公尺以上,亦即所謂的死亡地帶裡了,他們身處登山運動中最禁忌的區域。哈爾已經決定好,大家必須要在下午一點開始回頭,最晚兩點。如果到那個時候還沒登頂,他們就得下山。這並非技術面的判斷,反倒比較像是經過數學計算後,所做出的判斷。每個人各有三罐氧氣,每罐氧氣可以提供六至七小時的氧氣量,超過這段時間的話,就是在玩火了。就像哈爾說的:「有足夠的決心的話,隨便哪個該死的傻瓜都爬得上去,困難的是活著下山。」當天還有另一個因素,使得情況變得很複雜,就是還有其他隊伍也試圖要登頂。畢竟全世界都對喜馬拉雅山深深著迷,這也是常有的事。這些隊伍包括名為山嶽狂熱隊的隊伍,隊長是史考特.費雪(Scott Fischer),他是位和善的美國人,也是世界上最厲害的高海拔登山家之一。他的領隊們也是這一行的佼佼者,其中包括安納托利.波克里夫(Anatoli Boukreev),他攀登過兩次聖母峰。登山客當中,有一位美國登山家珊蒂.皮特曼(Sandy Pitman),跟難波一樣,也是完成了七大洲最高峰其中六座的女性。她
那時在幫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錄製每日次的影片記錄;除此之外,雖然規模小得多,但那天在山坡上還有另外一支來自台灣的隊伍。

凌晨五點十五分,太陽剛從地平線升起。哈爾的隊員克拉庫爾已經抵達東南脊的頂端。「世界五大高峰中的其中三座,就在破曉的柔和中,粗獷而醒目,」他事後寫道:「我的高度計顯示的是海拔兩萬七千六百英尺。」那裡的視野極其壯麗,然而與此同時,在另一邊的山坡上,一些小小的問題已經開始累積。

登山路線在海拔約八千三百五十七公尺以上,就沒有事先架設好的繩索了,因此為了在這裡固定繩索, 攀登的進度就有所停滯。波克里夫、尼爾. 貝德曼(NealBeidleman)─山嶽狂熱隊中的一個領隊,以及幾位夏爾巴人努力盡心地暴露在風雨中架繩索,此時,史考特.費雪還遠遠地落後,他還在下方山坡上,三天前他耗費了不少精力在協助他生病的朋友戴爾.克魯澤(Dale Kruse),回到基地營後,自己也出現了高山肺水腫,意即肺部開始出現液體堆積。

一直到下午一點過後,領先其他隊友的克拉庫爾才登上了頂峰,他對於自己完成了畢生的抱負而興奮不已,但是他也察覺到,還在移動中的登山隊已經漸漸開始失序。哈爾距離頂峰還很遠,皮特曼以及其他隊員開始露出疲態,安全回頭的時限正在迅速地迫近,一縷縷的雲正逐步填滿南面的山谷。但是,就算到了這個時候,可能都還沒有任何一位登山者猜得到,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內,他們之中將有八個人會命喪於此,而這天將會成為這座世界最有名的山,最惡名昭彰的日子之一。一九九六年的聖母峰慘案已經揭開了序幕。

多年以後,一九九六年的生還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說詞。克拉庫爾寫出了暢銷書《聖母峰之死》,哈爾的另一名登山客戶貝克.威瑟斯則是寫出了《為死者而離開》。IMAX 拍了一部紀錄片《聖母峰》,而國家地理頻道則是拍了另一部紀錄片《聖母峰的陰暗面》。二?一五年,這場災難被製作成一部好萊塢鉅片,由傑森.克拉克、喬許.布洛林以及綺拉.奈特莉主演,這部《聖母峰》的總票房超過兩億美元。

儘管眾說紛紜,對於到底是哪裡出了錯,還有我們應該要從中學到什麼樣的教訓,直到今日都尚未達成共識。克拉庫爾對於安納托利.波克里夫多有批評。波克里夫是山嶽狂熱隊中的領隊之一,克拉庫爾認為他領先了客戶太多。波克里夫用他自己的書做出反擊,書名是《攀登》,也有許多登山權威出聲替他辯護。至於皮特曼,好幾年之後仍活在這事件的陰影之下,控訴各式各樣的說法扼殺了她在事件中的角色。至於克拉庫爾則說,在《聖母峰》裡對他的描述(他的角色是由演員麥可.凱利飾演)完全是鬼扯。

他們很可能無法避免各執其詞,特別是其中有想要究責的意圖時。有人死了,有人家庭破碎,還有許多人非常困惑,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竟出現這麼嚴重的後果。災難結束之後,第一人稱的記述有所分歧是很常見的事,有時候這種分歧還會讓記述有天差地遠之別。但是在這個章節中,我們將會看到一種可能性,就是這些說法全部都是錯的,我們會去檢視一個概念:問題並不是出在任何單一個人的行動上,而是出在他們的溝通方式上。

在前面的兩個章節中,我們檢視了不同的觀點是如何擴大集體智慧,而且經常是以相當獨特的方式。但是,有些時候,多樣性的好處會比較平淡無奇,在山路上,不同的登山者都在山坡上不同的位置、看到不同的東西。有時登山者會觀察到附近其他登山者的體力狀況、附近環境有些什麼問題、雲是否正從西邊翻湧而來。這些是其他登山者看不到的。一個人只有一雙眼睛,一支隊伍則有很多雙眼睛,因此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有用的資訊和觀點如何相互結合?要讓多樣性施展出它的魔法,就必須要有不同的觀點和判斷被表達出來。如果大家各自擁有一些有用的訊息,但是從未表達出來,那麼這些資訊並沒有用。

在各式各樣的觀點被表達出來之後,還有一個問題:誰是負責做出最後決定的人?如果在觀點上有衝突,誰的觀點會勝出?如果有不同的見解,我們應該要把它們結合在一起?還是有所取捨?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將會從多樣性的概念進展到實際的執行上。聖母峰在很多方面都會是一個適切的載體,正好適合我們所要進行的探索。天氣的條件本來就是無法確定的。無論你做了多少的計畫和準備,總是會有些意料之外的轉折發展。當條件開始變化,有很多東西都在改變,這不只在身體上需要高度的忍受力,還有許多認知上的負擔。這樣看來的話,登山運動就是理論家所謂的「VUCA」的環境:易變的(volatile)、不定的(uncertain)、複雜的(complex)、曖昧的(ambig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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