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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魁北克省的容基耶爾（Jonquiere）是北美洲最忠貞的工會主義堡壘，此地某分店的工作人員於二○○四年秋投票加入沃爾瑪的頭號眼中釘──食品及商業工人聯合工會（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簡稱UFCW）。在明顯的報復行動中，沃爾瑪在魁北克人民的群情激憤下關閉這家分店。根據該分店二十年的租約，還有十六年可以經營，沃爾瑪卻硬生生地讓一百九十名工作人員成了無業遊民，而且是在加拿大失業率最高的區域之一。
失去工會保護後，忿忿不平的沃爾瑪員工回到法庭。二○○五年，該公司在三十州面臨四十多個集體訴訟案，被控強迫員工在不支薪的情況下超時工作，包括在德州由二十萬名工作人員提起的訴訟，宣稱沃爾瑪在四年間，逼迫他們在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繼續工作，因此積欠他們一億五千萬美元。在麻州，代表五萬五千名員工的律師，宣稱有文件證實七千筆不同案例，顯示管理者將大部分的時間從薪資紀錄中消除。二○○一年，沃爾瑪在科羅拉多州的類似案例達成和解，將五千萬尚未支付的工資，發放給六萬九千名員工。一年後，奧勒岡州的陪審團，針對眾多所謂「工資與時數」受審理案例的第一件，裁定該公司有罪。
眾多其他的訴訟案指控，沃爾瑪在拒絕給予女性、黑人和拉丁裔工作人員加薪與升遷方面，照例違反歧視法。二○○四年中，加州聯邦法官證明成立的性別歧視案例，是史上最大的公民權集體訴訟案，該案件「杜克斯vs.沃爾瑪」（Dukes vs. Wal-Mart），牽涉自一九九八年末以來，在沃爾瑪工作共一百六十萬名女性的索賠請求。
沃爾瑪企圖防止此案擴大到六個原始原告之外，於是宣稱每家分店的情況不同，頂多只能說有幾個分店經理是「壞蘋果」。不過，它自己的紀錄又是另一回事：一九九七年以來，全國各地的女性員工，其薪資較從事相同工作的男性低五％到一五％，儘管她們的考績較好，平均年資也比較久。女性占所有計時工作人員的三分之二，但僅占晉升至管理職人數的三分之一。據一份由原告委託進行的研究顯示，沃爾瑪的管理者只有三三％是女性；相較之下，該公司前二十大競爭對手則是五六％。至於支持本案的數百位女性員工的證詞，則更是添加不少乖孩子做壞事的故事：總公司的高階主管照例對著一群男女員工說，應該盡最大努力使顧客覺得能「把老婆跟荷包」託付給他們；中西部的區經理喜歡在呼特斯餐廳（Hooters）舉行業務會議；為了替經理慶生，威斯康辛某家分店的「活力委員會」（Spirit Committee）找來脫衣舞孃，在員工會議上大跳豔舞。
沃爾瑪的離職員工人數遠高於他們提出的訴訟案件數，或者簽下的工會授權卡（union representation cards）數量。沃爾瑪計時員工的流動率每年近五○％，約為好市多（Costco）的兩倍。好市多老早取代這家規模大很多的對手，成為美國勞方心目中大型量販業者的首選。為了取代那些用腳投票的離職者，光在美國一地，沃爾瑪每年就被迫雇用約六十萬名新進員工，在企業界可謂空前。此外，該公司在二○○五年就填補了十二萬五千個新職位，隨著它繼續以每年開設二百八十到三百家新分店的速度看來，這個數字將只增不減。
從班頓維爾的奧林匹亞高地（Olympian heights）觀之，沃爾瑪各分店的高流動率倒不全是壞事。人員不斷流失，大幅減少符合加薪和升遷條件的員工人數，一來壓低平均工資，同時確保絕大多數工作人員的在職期間夠短，短到還來不及參與工會選舉或提出歧視告訴。但是，為了讓沃爾瑪的銷售機器繼續運轉，它需要為數龐大的「活人」。究竟這家公司還可以持續瘋狂雇用新人多久，直到把美國藍領階級的總人口循環過一遍？還有，以什麼為代價？雇用和訓練每位遞補的工作人員，平均花費沃爾瑪二千五百美元，每年約二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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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瑪對員工、對營業所在地的社群，以及對供應商的行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讓美國經濟蒙上巨大的陰影，而企業界所謂的「大」，非沃爾瑪的分店莫屬。二○○五年，史考特經營的「商店」將帶進三千多億美元營收，高過史上任何一家企業；沃爾瑪的營業額，高於在它之後的美國五大零售業者加總，沃爾瑪本身就是中國第五大貿易夥伴，超越德國和英國。「如果我們是個國家，」史考特說，「我們會是全世界第二十大。如果我們是城市，我們會是美國第五大。」每個禮拜，美國有一億三千八百萬人次，光顧沃爾瑪在美國的三千七百五十家分店和海外九國的二千四百間賣場。沃爾瑪雇用一百六十萬人，為麥當勞的四倍之多，也是全世界第二大民營雇主。如今，身穿沃爾瑪制服的美國人，比目前在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服役的美國人總數多了三十萬。
沃爾瑪大於過去任何一家公司，但它對經濟的貢獻卻與規模不成比例。由於產品種類五花八門，因此沃爾瑪在美國經濟體內的核心地位，到了史上任何零售業者都難以匹敵的地步。舉凡牙膏、狗飼料、洗衣粉，乃至DVD、珠寶和玩具等，沃爾瑪挾其二五％至三五％的市場占有率，雄踞消費商品的完整光譜，只要是供貨給沃爾瑪的製造商，哪怕規模最大、產品最多樣化，也讓沃爾瑪掌握生殺大權。
沃爾瑪的藍、灰和赤褐色組合，在全國各地隨處可見，然而它稱霸的基礎，在於它大到這種鬼地步的原因逃過了眾人視線。沃爾瑪的價格照例低於其他折扣業者，而且還能賺大錢，因為它以近乎狂躁的熱情追求成本效益。這一部分是因為沃爾瑪的管銷費用（以工資為主），比其他量販連鎖業者整整低了二五％；同樣攸關存活的，就是沃爾瑪精通以技術為導向的後勤支援準則，以無人能及的速度和精確度，將商品從工廠的裝卸埠送到收銀機前，兩者使沃爾瑪成為資本主義史上最令人畏懼的消費事業機器。
一九六○和七○年代，量販折扣的概念還在萌芽階段，沃爾瑪所到之處無不受到歡迎。在南方各地的市鎮邊陲，嶄新的沃爾瑪折扣店成了經濟進步的象徵，市鎮紛紛派遣代表，帶著租稅補貼等誘因來到沃爾瑪總部，吸引它去開設分店。許多算是值回票價，因為沃爾瑪將前幾百家分店開在偏遠的小社區，而當時獨霸一方的零售連鎖業者不是根本不在那裡開店，就是以高價剝削消費者。儘管沃爾瑪的新分店不像新工廠那般成為強有力的經濟火車頭，但的確滿足了亟需就業機會和稅收的社區，也讓購物者的每一塊辛苦錢能夠買到更多東西。我們要為沃爾瑪說句公道話，並且承認對錙銖必較的美國消費者來說，它確實是最誠心投入的企業好朋友。
如今，美國各地仍有不少社區巴不得沃爾瑪來開分店，並且願意補貼這家目前年獲利一百億美元的巨人。不過，這陣子沃爾瑪往往得克服萬難才進得了市鎮。無論在大小城市，它的揮軍進城激起了「地點保衛戰」，結果經常升高成一個城市的「內戰」。「我在這裡四十年了，還從沒看過雙方人馬如此對立、激情，」亞利桑納州旗桿市（Flagstaff，人口五萬人）的市民領袖凱伊．麥克凱（Kay McKay）說。二○○五年，沃爾瑪在超過一萬七千一百票的總票數中，以區區三百六十五票之差贏得本次公民投票。
這些日益高漲的抗拒聲浪，深植在不斷改變的美國樣貌之下。早在沃爾頓的極盛期，由於商人間缺乏真正的競爭，因而犧牲了消費者的權益；另一方面，城市正開始從長久既定的邊界向外衝，以新的道路、住宅區的再細分和購物中心，將周邊景觀淹沒。然而到了九○年代，美國從缺乏各類零售店的狀況，轉變成多數零售店皆過剩的情形。沃爾瑪的新分店依然為美國城鎮帶來較低廉的價格，卻無法再對經濟成長造成些微刺激，以至於公司一找到機會就強索補貼，反成了當地納稅人的虧本生意。多年來，沃爾瑪的擴張本質上是場零和遊戲。換言之，它的成長是從大小零售業者搶來的生意。在上百城鎮中，沃爾瑪的進入將交通要道上原本奄奄一息的購物區送進加護病房，之後再拔掉呼吸器。
在人們對沃爾瑪擴張的草根激烈抗爭日益高漲時，環保團體也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反對意見。隨著「到量販店撿便宜」的新奇誘惑力逐漸褪色，上百萬富裕的美國人民認為，居住環境的外觀和感受，其重要性勝過在住家附近就有機會買到廉價內衣。美國各地有一個尤其使人激憤的議題，就是諸如沃爾瑪這種薄利多銷的經營方式，肯定會引來大量車潮。「沃爾瑪要了解一件事，就是低價再也不是重點，重點是人們想住在怎樣的鄰里，」房地產開發業者大衛．伯德索（David Birdsall）表示。他曾遭遇反對沃爾瑪在俄亥俄、印第安那和密西根等州設立新分店的激烈抗爭。「撿到便宜是不錯啦，但是老實說，我願意為了一加侖牛奶節省五毛錢，而摧毀這些嗎？」
對新分店地點進行抗爭的最後，各派反沃爾瑪的人馬通常有個共同感覺，就是這家公司蠻橫介入地方政府事務，凡拒絕沃爾瑪興建計畫的社區只能自求多福。這家美國最大的企業，連最小的鎮也毫不遲疑地加以欺壓，以遂行其目的，即使這意謂略過民選官員，以大手筆刊登廣告發動公投運動。
二○○四年，沃爾瑪想在英格爾伍德（Inglewood）一塊六十英畝的上選土地建造超級中心，因而企圖尋求支持。英格爾伍德位於洛杉磯中心，是黑人與拉丁裔的社區，沃爾瑪成功地促成公民投票，目的是「拋開一切地方規畫的法規，把自己變成一座小型的沃爾瑪城市，」某位評論者如是說。姑且不論沃爾瑪的開支比對手多了十倍，得票率卻不怎麼漂亮，反對與贊成約為六比四，該公司還是自班頓維爾發表一份不服輸的聲明：「關於英格爾伍德的少數領導人物，連同外部特殊利益團體，竟有能力說服英格爾伍德絕大多數選民，相信自己不配擁有洛杉磯其他地區人民享有的工作機會與購物選擇，本公司深表失望。」這些話的意思是：「我們說人民想要什麼，他們就要什麼。」此外，這個以阿肯色起家、為賺錢不擇手段的企業，把洛杉磯政治戰爭的任一方貶低成「外部特殊利益團體」，又該用什麼方式開脫呢？
一如政客或四星上將，沃爾瑪的老闆是死鴨子嘴硬。不過，執行長史考特稍後幾乎承認，英格爾伍德事件是個錯誤。「我認為我們當時給人恃強凌弱的印象，好像不管怎樣都要照自己的意思做似的，」史考特在洛城演說前幾天表示。「當我們因為愚蠢做了不適宜的事，我們的規模會使別人以為我們是出於傲慢，而一般人通常無法忍受傲慢。」
三個月後，沃爾瑪在旗桿市的公投大戰中又為「愚蠢」立下全新標準。在某個風和日麗的五月早晨，旗桿市的居民打開報紙，竟發現一則沃爾瑪刊登的全版廣告，主題是一張一九三三年拍攝的照片，顯示柏林有群支持納粹的暴民，正把書籍堆放到熊熊烈火之中。「人民該不該讓政府告訴我們，哪些書是可以讀的？當然不該，」廣告上說，「人民能閱讀自己選擇的書，因為憲法對政府限制人民自由的能力予以節制。所以，我們又為什麼要容許地方政府，限制人民可以在哪裡購物？或者一家商店的樓地板面積有多大可以用來販賣雜貨？」
很難說哪個比較具冒犯性──究竟是沃爾瑪把旗桿市的民選官員比喻成納粹？還是將言論自由跟購物自由畫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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