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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第一章 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國富論
經過二十世紀實踐與檢驗的結果，已充分證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沒落和共產主義的崩潰。其間何以中國共產主義不但沒有崩潰，而且還將影響世界，這乃是中國已經走上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這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結晶。此種型態的市場經濟既不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更不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資本論》(Das Kapital, 1867,1885, 1894)的思想所能解釋的。中國經濟往何處去？它應是一個富有東方文化價值的《第三條路哲學》(Die Philosophie des Dritten Weges, 1990)有關的經濟發展模式。（註1）它的基本精神是：市場經濟不是萬能，可是沒有市場的經濟卻是萬萬不能；而政府經濟絕對不是萬能，可是沒有政府的經濟亦是不能。這是撰寫《中國國富論》的由來。
一、《中國國富論》不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西方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思想與中國傳統主流經濟思想，是相通而不相同。《中國國富論》不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西方的《國富論》勢將沒落，《中國國富論》勢必抬頭。
而《中國資本論》也不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思的《資本論》確實是一部甚富學術性的著作。他的經濟思想是反西方主流思想的西方思想。馬克思的思想曾經在這個世界上怒潮澎湃了一個多世紀。他的功過只有讓歷史學家去評判。《中國國富論》旨在把握中國經濟主流思想的精髓，並且輔之以經濟的「拿來主義」（註2）。它是一部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國富論》，希望中國富強。
東方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天人合一」，這與西方「神人分離」的看法不同（註3）。東方經濟思想重視市場經濟、政府經濟與文化經濟等「三隻手」的功能性（註4）。此外，倫理、民主和科學等「三元一體」的經濟發展模式也不是西方「二分法」辯證邏輯的經濟分析所能解釋的（註5）。「易理經濟學」是重視經濟「文化調和」，以避免「文化衝突」所衍生的經濟「痛苦指標」。西方經濟思想獨領了世界兩百多年的風騷，他們莫非要拜「基督新教」所創造的西方經濟文明所賜。然而戰後五十年來東方經濟發展表現傑出，已凸顯了東方思想的價值所在。因此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東方價值觀已普遍引起世人的關註（註6）。可是二十世紀末東亞金融危機也多少令人懷疑東方思想的永恒性（註7）。韓國的「外在型」文明衝突與印尼的「內在型」文明衝突等皆非東方價值觀的代表（註8）。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東方經濟思想與世界經濟發展的相關性，甚值經濟學家們思考。
中國現代化是要走自己的道路的。兩百多年來西方現代化的模式移轉中國後，必然先產生「文明衝突」而後「文明調和」的「拿來」過程（註9）。換言之，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模式等均只能選擇性的「拿來」成為中國現代化模式的一部分。否則將造成中國的傷害，特別是西方的政黨政治和公民投票等模式移植中國後，將造成中國的大災難，萬萬不可行。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模式也與中國文化水土不合。一味的崇洋媚外，將使中國陷入混亂和不安。這是西方野心家的期望，他們怕中國富強，以為中國富強了以後會威脅世界，所以他們在大戰略上不斷推銷西方那一套自由、民主、人權等觀念。我們要走出中國特色的自由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社會制度。具體地說要以中國文化振興中華，以民主政治再造中國，以市場經濟重建大陸。具體的意義是要把握倫理、民主和科學等「三元一體」的中國現代化理論模式。這與今日北京大學的校訓「愛國、進步、民主、科學」雖已不同，但在某些意義上多少是相通的。
中國文化、中國民族、中國宗教基本上是具有「容他性」的，這與西方希臘、羅馬以及希伯來宗教文化的「排他性」是不同的。中國在 21 世紀現代化過程中，中國文化、民族、宗教等將逐漸從「衝突」過程中趨於「調和」。此結果將是圓滿的，但過程是陣痛的。尤其是中國基督教、中國天主教、中國伊斯蘭教等的發展至為重要。中國佛教、中國道教將參與中國「文藝復興」的盛事。這個新文化、新啟蒙將與未來中國的興衰息息相關。富有中國特色的「政教合一」與西方歷史上的「政教合一」在意義上完全不同，此有助於中國的富強與國家的現代化。
中國歷史上的黃河、長江等不知有多少水患，但正常的黃河、長江等是東流黃海、東海。有如古老的中國曾歷經苦難，尤其是每當執政方向偏離中國文化的航道時，必然給中國帶來災害，此與洪水氾濫一樣，均非常態。中國仍然是中國、中國永遠是中國、中國終將回歸中國文化的中國。所以 1978 年以後的中國現代化道路走對了，中國自然趨於富強。不止中國，昔日的蘇聯及東歐等國家也是如此，他們也將逐漸恢復古老俄羅斯、歐洲應走的道路與方向。在亞洲的蒙古、北朝鮮、柬埔寨、越南等地區的發展也不會離開此一軌跡，因為這是一個規律。這也將是 21 世紀世界新經濟秩序重建的基石（註10）。
「馬列中國化」的道路是 1978 年以後鄧小平功在中國的作為。這與從前的「中國馬列化」思維方式完全不同。「馬列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回歸中國文化的正確做法。它盡力擺脫任何意識形態的羈絆，重視實事求是的政策方針；其邁向理性，重視知識的國家發展方向已使中國奠定 21 世紀國家富強、民生樂利的基礎。其逐漸重視「知識就是權力」而非「權力就是知識」的西方現代化觀念雖不甚完全正確，但方向明確。因為「智慧」更為重要。然而 1978 年以後中共的改革與開放的理性發展似將可媲美「漢唐盛世」，成為重視中國文化與儒學的新楷模。
二、從康有為《大同書》到儒家〈禮運篇‧大同章〉
由此可見郭沫若（1892-1978）的〈馬克思進文廟〉見解至為深遠（註11）。而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是要把康有為《大同書》的內涵推向儒學〈禮運篇．大同章〉的境界（註12）。此可把馬克思思想的真義與中國儒家文化貫穿起來。清末康有為《大同書》所談論的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論」或許與《春秋公羊》的「三世說」內涵不甚一致，但其面對現實的看法與作用，甚值欽佩（註13）。康有為的「三世論」依據中國現實環境循序漸進的進化觀念，即文明未開、漸入文明、大同世界的「三世論」作為政治變革理論，甚為務實可行（註14）。中國國家建設的長遠目標應是理想的社會主義，即西漢戴聖《禮記》的儒家的〈禮運篇．大同章〉理想（註15）。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文化到中國後從與中國「文明衝突」到「文明調和」的過程，而馬克思文化終將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元素。《大同書》也是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意義（註16）。此乃面對現實擺脫西方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紛爭而有利於中國邁向小康、富裕之道路。
21世紀前50年的中國，中國人溫飽問題基本上可以解決，但其所面對的是精神面的「新扶貧」工作。這是另一個階段的攻堅工程。中國國民道德的重建至為重要。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正是腐朽儒學的表徵，又臭又硬。國家富裕了，國人不懂得生活的意義與人生價值，這是又一類的貧窮。這正是「新扶貧」工作的重點，極為艱鉅。
「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這兩句話說得好，這代表對正義、真理與公平的呼喚（註17）。曾被宮刑的西漢大儒、太史公司馬遷（西元前 145年-西元前90年），為了伸張正義、真理與公平，替出擊匈奴、兵敗被俘的大將軍李陵講了話，因而被漢武帝認為藐視皇上的尊嚴，而且構成反對朝廷的行為（註18）。司馬遷被宮刑後保全了生命，完成了春秋之筆照千秋的偉大著作《史記》（註19）。《史記》誠如司馬遷之心願，是「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的史學鉅著。《史記》凡 52萬6,000言。人生自古誰無死，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司馬遷完成《史記》後，自稱人生無憾，於是投河自盡了。司馬遷的儒生風範，有儒氣、有骨氣、有才氣、有俠氣、有義氣，還有幾分讀書人的傲氣和狂氣，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
21世紀的中國一定可以富強，中國人當亦可揚眉吐氣、頂天立地而且有尊嚴地站起來。當前中國現代化過程方向雖正確，但問題是千瘡百孔、滿目瘡痍，何況天災人禍頻仍，此有待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邦有道則仕」的原則下為國家有所獻替，不論在朝在野，知識分子以及學術智庫應發揮「國家之干城」和「學術之重鎮」的功能。
中國人醜陋嗎？評論家柏楊的觀點多少是正確的（註20）。中國人的醜陋源自中國人的貧窮、無知和世俗儒家的猖獗。國人富裕之後是否變成為「驕傲的中國人」呢？有待觀察。嚴復所說中國人的問題在於貧、愚、弱、貪等（註21）。柏楊也說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裏鬧等等（註22）。中國本是文明的禮義之邦，但國人表現的行為卻有相當落差，有人形容為蠻愚，深值警醒（註23）。百年來中國人的崇洋媚外、不守信用、不守秩序、不重衛生、陽奉陰違、相互投機等均非常態。社會上經常有所謂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註24）；好人不見得可以出頭，這莫非是肉腐而後蛆生的必然現象？高喊誠信、無愧、無憾的善良人士，卻經常是各行各業的失敗者。或許魯迅小說集《吶喊》的〈阿Q正傳〉（於1921年 12 月撰）講得對。日本統治臺灣的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當時的總督府民政長官後滕新平（ 1896 年 2 月就任）曾說在臺灣的中國臺灣人，民族性是畏威而不懷德，因而採用軟硬兼施的懷柔政策來對付臺灣人，均值得國人警惕。中國要富強，要頂天立地站起來，還要切實面對「醜陋中國人」的某些民族劣根性，以迎接21世紀。
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其實乃是東方價值觀，具體說就是儒家思想為主的價值觀。此價值觀目前的代表是東北亞的日本與東南亞的新加坡，而中國是東方思想的源泉，為什麼不能作為代表？因為中國人仍然貧窮（註25）。我們還要學日本。我們擔心 21 世紀中日兩國難免還會發生嚴重摩擦。為了亞太和平、安定與繁榮，「師日長技以制日」可能是未來階段性的一個方向，它比「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看法實際（註26）。
註
1. A. F. Utz原著，楊世雄譯，《第三條路哲學》(Die philosphie des Dritten Weges, 1990)，九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臺北， 1991年。另外，請參閱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於1867年出版，第二卷於 1985年出版，第三卷於 1894年出版，其中第二卷、第三卷是馬克思去世之後，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因此馬克思的《資本論》難免受恩格斯思想的影響。《資本論》（中文版），人民出版社，北京， 1988年（四刷）。
2. 魯迅，「拿來主義」，《中華日報‧動向》， 1934年6月7日。該篇論文是以「霍沖」為筆名發表的。文載於《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1995年，第16-31頁。
3.西方思想也有「天人合一」的多神論者，但其並非西方主流思想。此情況正好與東方思想相反。
4.魏萼，〈經濟中國三隻手的思考〉，《中國的崛起與21世紀世界格局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主辦， 1998年5月5日。會議論文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梁守德主編），北京，1998年，第 281-300頁。
5.同前註。
6.奈思比（John Naisbitt）著，林蔭庭譯，《亞洲大趨勢》（Megatrend Asia），天下文化出版社，臺北， 1996年，第 30-55頁。
7.東方價值的現代化理論模式，在實踐上有偏差，因而產生了「文化衝突」。
8. 印尼的「盤查西拉」（Pancasila）文化是爪哇本土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結合，在理論上是重視和諧的，此乃印尼 1946 年蘇卡諾政權以後的立國精神。
9. 魯迅，同註2。
10. 東方價值的一體多元化模式，當中各國均有其特色，但其所標示的文化價值座標大致相同。
11. 郭沫若，〈馬克思進文廟〉，《現代中國文學：小說》。該篇作品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初次發表。
1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施的步驟。此也可喻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社會主義成熟階段。孫中山先生也曾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13. 康有為，《戊戌奏稿》，卷七，第一頁；卷21，第二頁。或參閱汪榮祖〈晚清變法思考析論〉，《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張灝等著），時報出版公司，臺北，1988年，第 99-102頁。
14. 同前註，第100頁。
15. 同前註。
16.中國文化的特色是具有包容性的，外來文化終將被中國文化所吸收，然後變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就是所謂的中國本土化現象。
17. 1997 年臺灣與大陸均甚受歡迎的電視連續劇《水滸傳》的片頭語，這兩句話也是當時儒家思想的一個表徵。
18.〈史記的故事〉，《中國文史名著故事精粹》，添翼文化出版社，臺北， 1994 年，第 468- 472頁。
19. 同前註。第 2-5頁。
20.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臺北，1985年，第 24-28 頁。
21. 吳相湘，〈孫逸仙近代思想與鄭觀應、容閎、嚴復之比較〉，《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30周年學術討論會》，中山，1996年8月。
22. 柏楊，同註20。
23. 同註21。
24.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Free Press, New York, 1951。
25. 直至西元2000年，中國仍是開發中國家，其年平均國民總產值仍排在全世界第一百名以外，何況還有「中國威脅論」的西方疑慮。
26.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Free Press, New York,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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