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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三、西方的「中國通」！
費正清等所謂的中國通，其實他們不懂中國。西方的許多所謂權威中國問題專家經常誤解中國（註27）。例如著名的韋伯（Max Weber）教授也誤解了中國的文化與宗教，把世俗腐朽的「病儒」視為「真儒」（註28）；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也復如此，認為儒家文化僵硬、與封建思想、權威主義結合，這是錯誤的認知。因此所分析的「東方專制論」和有關的中國問題當然是不正確的，這也是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文明衝突論」的由來（註29）。 21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另一重要工作是要使西方人士認識真正的中國，並尊重中國文化的價值。
幾百年來，西方經濟學人才輩出，但觀念分歧，其中有重農主義、重商主義、古典學派、新古典學派、歷史學派、洛桑學派、斯德哥爾摩學派、凱因斯學派、制度學派、哈佛康橋學派、芝加哥貨幣學派等經濟思想。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icardo）、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瓦拉斯（Lawrence Walras）、彌爾（John S. and James Mill）、馬歇爾（Afred Marshall）、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凱因斯（John M. Keynes）、韓森（Alvin Hansen）、韋伯（Max Weber）、馬克思（Karl Marx）、羅賓遜（Joan Robinson）、席可斯（John R. Hicks）、薩慕爾遜（Paul A. Samuelson）、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大學者輩出（註30）。他們的學術思想獨領風騷兩百多年，影響世人至為深遠。
中國有三千多年的歷史，當中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釋家（中國特色的佛學思想）等經濟思想十分豐富，但需要一個整理過程。禹貢、管仲、范蠡、孔丘、孟軻、墨翟、荀況、李悝、商鞅、韓非子、白圭、司馬遷、桑弘羊、耿壽昌、王莽、王符、楊炎、王安石、丘睿、徐光啟、王夫之、魏源、孫中山、鄧小平等經濟思想皆有代表性。
若欲研究馬克思必須認識馬克思的原意。過去所謂傳統共產主義一再曲解馬克思的基本思想。已禍害了世界（註31）。馬克思是出於人道主義才撰寫《資本論》等偉大著作，其《資本論》雖是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經典，但仍屬反西歐古典學派主流經濟思想的一個環節，與東方的哲學思維方式截然不同（註32）。
《資本論》旨在描述資本的生產、流通、總運動、總形態等，重點是揭示剩餘價值的生產、流通、實現、分配以及它的各種具體形式（註33）。《資本論》以西方唯物論和辯證法為中心的思維方式為出發點，指責資本家的剝削和社會的非正義。馬克思《資本論》共有三卷，其實應有四卷，分別於1867 年、1885 年、1894 年、1905 年—1910 年出版。其中第一卷由他自己出版，第二卷、第三卷由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手稿整理出版；第四卷則由考茨基（Karl Kautsky）整理而以《剩餘價值學說史》（為中心分成三冊出版。馬克思的著作甚為豐富（註34）。譬如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44年）、《神聖家族》（1845 年）、《關於費爾巴赫的提綱》（1845 年）、《德意志意識形態》（1846 年）、《哲學的貧困》（1847 年）、《共產黨宣言》（1848 年，恩格斯合撰）、《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1846 年）、《雇用勞動與資本》（1849 年）、《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 年）、《哥達綱領批判》（1875 年）、《反杜林論》（1878 年）等重要著作均有代表性（註35）。《中國資本論》（馬列中國化）的主旨是站在東方思想的哲學思維方式，而且是以東方的主流經濟思想為出發點。
《中國資本論》也是基於社會正義及人道、人性、人本主義的立場；以互助合作取代階級鬥爭，以仁愛取代仇恨，促成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合作、政府與人民的合作，並且主張以「藏富於民、民富國強」的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等為主軸。馬克思的《資本論》缺乏通俗性，因而被許多政客所誤解，甚至被政客所蹂躪。《中國資本論》正是要補此一缺失，它不僅希望中國富強，也希望對東方價值觀有所貢獻。因為《中國資本論》竭力要促使中國資本和技術之增加，以提高勞動生產力和產品的附加價值。這是經濟發展的具體表徵。然而「藏富於民」、「均富」等思想是中國經濟思想中的社會正義與西方馬克思《資本論》撰寫期間資本家剝削勞動者時的理論完全不同（註36）。當中《中國資本論》、《中國國富論》是彼此相貫通的；這就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調和與互動、邁向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中國國富論》是有關 21 世紀中國經濟的著作。中國要富強，一定要走中國人應走的道路，西方的《國富論》、《資本論》或《一般理論》等鉅著，僅足可選擇性「拿來」做為經濟政策工具，但其絕對不是「萬靈丹」。其實兩百年西方重農主義、重商主義、古典學派、新古典派、新經濟學等經濟思想在先秦諸子的經濟思想中均可尋找得到，就以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中〈陶朱公列傳〉、〈貨殖列傳〉、〈平準書〉為例，它的市場經濟與生產經濟、消費經濟和管理經濟，就有其代表性（註37）。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似有亞當‧斯密《國富論》與凱因斯《一般理論》的精神。這些中國文化寶藏本是救人類、貢獻世界的經典之作，但卻鮮為人知，實在太可惜了。 21 世紀富強的中國另一個歷史性使命是研究與發展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並給予新的生命力和時代任務。（註38）
四、《中國國富論》與魯迅的「拿來主義」
《中國國富論》的撰寫旨在為臺灣找出路，為大陸找發展，為中國找希望，為中國人找前途，為華人找福祉和為亞洲找價值。這部著作是要站在中國的立場說話。希望中國人能真正頂天立地而且有尊嚴的站起來。因此認為「一體多元化」的歷史中，目前的臺灣與大陸關係而言，我們認為「兩岸若不交流，臺灣沒有出路」，「大陸若不改革，中國沒有前途」。還有只有強大而富裕的中國，那裏會有分裂的臺灣呢？換言之，中國不強大，臺灣必分離呢！《中國國富論》旨在使臺灣、大陸與港澳「兩岸四地」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的發展趨同（註39）。
若欲使中國富強，魯迅（ 1881 -1936 ）的「拿來主義」最令人玩味。魯迅強調「拿來主義」不是「送來主義」（註40）。面向 21 世紀的中國，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而外來的文化、思想、經濟、政治、科技等等在所難免，而且也有需要。這些「舶來品」要我們主動的而且理性的去取、去拿，而不是外國人蓄意送來的（註41）。過去英國人送來鴉片，法國人送來香水，日本人送玻璃絲襪，美國人送來好萊塢電影等均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更不是我們自願的。這些都是外國人侵略我們用強迫，用騙術送來中國的。這些「送來主義」的具體例子，我們要設防（註42）。面向 21 世紀的中國，西方人士大量推銷他們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到中國，這都得檢視其是否合於我們的國情。若他們蓄意「送來」取代了我們主動「拿來」，則會引起國家的混亂與不安。這種水土不合的現象或許是西方人士基於自身利益而有所作為的，這姑且不論。我們最擔心的是來自他們別有用心的「陰謀論」，那就更危險了。「拿來主義」是我們基於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有選擇的吸收外來的東西，這包括「硬體」的科技與經濟，也包括「軟體」的政治與文化。「送來主義」是指中了西方國家的毒針，或因崇洋媚外的情勢下，使中國不得不接受西方人士任意擺布（註43）。「送來主義」不是我們願意的，此必有害中國的經濟發展，我們必須審慎註意。
魯迅的「拿來主義」論甚為傳神，這已表達了中國確實面對西方應有的看法。中國是閉關自守，這包括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的「閉門主義」在內。甚至於經常有所謂發揚國威的「送去主義」一說。根據魯迅的敘述，中國人為了「發揚國威」而將「國寶」不斷往國外展示，這好像是尼采（F. Nietzsche,1844-1900）自詡為太陽，不斷往外發光、發熱，只是「發電」式的給予而不是「充電」式的吸收（<註44）。魯迅說得好，尼采後來發瘋了。他比喻中國不是太陽，然而尼采更不是太陽，雖然他曾是「唯意志論」和「超人」哲學的鼓吹者（註45）。中國不但要門戶開放，並且要發揚並推動「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的結合，使之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動力。
從「拿來主義」的意義來看，西方經濟思想應只能做為中國經濟思想的註解而已，而不能喧賓奪主將西方的經濟思想當成中國經濟 21 世紀的主文化。儘管中西經濟思想的基本哲學有許多相關性。而易學思想中「陰陽論變」的內涵就是可以將中西經濟思想中找到調和之處。
易學是中國文化之源，也是中國文化中道家、儒家、法家、兵家、墨家等學術思想相貫通。甚至與東方文化代表性之一外來的釋（佛）家文化觀念相結合，則更有意義。西漢對周易經傳的重新解釋，給予周易新的生命力和現代化的使命。此代代薪火相傳的學術生命力。可是仍然有所謂占卜、摸骨易理之周易熱。此為人卜卦、相命等經常產生歪風，並且為不法之人找到謀取錢財之機會。所以中華易學史上也有所謂反愚蠢和迷信之論戰。易學以儒、釋、道三位一體為中心的學術思想，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靈魂，它可以作為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甚至於在國際關係方面的應用，當然也不離開做人做事，人事管理、企業管理、公司理財等範圍的應用。
《易經》所謂天地人的理性三結合意義和奧妙就在其中。其中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可以將自然科學與人文哲學相結合。若能體會到易理的精髓所在則能通曉人情與世故。因此也有智慧（方向）而且足以掌握世事的哲學（道路）和科學（車馬）意義；這是一個大的戰略。易學的研究在中國歷朝歷代均有其特殊的時代需要而有所發展的規律，可是唯心、唯物相調和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永恒不變。總之，易學的研究早已離「易圖說」停留於考證的思維方式階段，而傾向於多彩多姿豐富的現代文明建設新方向。而以「實驗與檢驗」的過程中，尋求到「拿來主義」的真理與價值。
註
27. 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中國知識份子的角色與地位〉，《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余英時等著)，聯經出版社，臺北， 1992年，第 21-23頁。
28. 同註26。
2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96, pp.20-30。
30. 陳榮貴譯，日本近代經濟學研究會編，《世界十五大經濟學》，志文出版社，臺北， 1985 年，第1-14頁。
31. 馬克思的思想不但被曲解，也被政客所誤用。最典型的模式是史達林時代五個「五年經濟計劃」（1928-1953）共產主義經濟發展的策略。
32. 這也可以從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以及東歐等國家一味否定史達林共產主義模式的作法看出。中國自從 1978 年以後的政策方向則另有特色。
33. 蕭灼基主編，《哲學社會科學名人名著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張家口， 1978 年，第 30-35頁。
34. 同前，第31頁。
35. 同前，第 5-30頁。
36. 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即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中國資本論》的出發點也是以「文化中國」為主軸。
37. 韋葦，《司馬遷經濟思想研究》，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西安， 1995年，第 310-320頁。
38. 《中國國富論》的撰述是一個嘗試，仍需大大的修正與充實。
39. 1980 年代初擔任德國總理的施密特先生於 1998年11月訪問臺灣，並於11月 1 日在臺北圓山飯店以〈德國領導人物之任務與展望〉為題發表講演。另有關施密特談話，請參閱《海峽評論》（96），臺北， 1998年12月號，第16頁。
40. 魯迅，同註2。
41. 同前，第28頁。
42. 同前，第29頁。
43. 同前，第30頁。
44. 同前，尼采是德國哲學家，「唯意志論」和「超人」哲學的鼓吹者。
45. 同前，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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