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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6
杜爾破產事件塵埃落定後，紐約只剩下兩家銀行，一是紐約銀行，另外就是美國中央銀行的紐約分行。這兩家銀行都由漢米爾頓創辦，但他並沒有持股。不過，他在 1795 年不再擔任財政部長後，對兩家銀行仍具有影響力。漢米爾頓是紐約市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的領袖，因此，傑佛遜派在取得融資及其他銀行服務方面吃了不少苦頭。
傑佛遜派也被稱為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在紐約州的大老正是伯爾。他很清楚如果能夠掌控一家銀行，絕對有助於自己和同黨人士的地位，甚至能以融資為餌，吸引聯邦黨人投靠民主共和黨，當然更有利本身的資金調度。而此事的關鍵在於，如何讓聯邦黨主導的州政府發下公司特許狀。
伯爾當然知道，如果直接表明自己要成立銀行，恐怕連同黨的民意代表都會起疑。於是這位美國史上最老謀深算的政客改採迂迴路線，申請設立水公司，以解決紐約市水荒為名。
全世界的大都市中，只有香港和紐約臨海。早期的紐約居民依靠井水維生，有些是私井，有些則是政府開挖而來。18 世紀末，由於紐約的幅員越來越大，加上水井受到街道及下水道的污染，使水荒日益嚴重。有錢人可以向小販買水，一般大眾只能有水就喝，結果造成傷寒及瘧疾越來越流行。
市政府知道，除非徹底解決飲水問題，否則紐約的發展有限。1796 年，布朗（Joseph Browne）大夫建議市議會，向州議會要求設立民營的水公司。布朗是伯爾的妹夫，提出此議應該也是配合伯爾。怕議會採納布朗的建議，但是卻要求州議會授權市政府，成立及經營水公司。伯爾當然不滿意。
但是他發揮善於說服的長才，很快就邀請到兩黨五位大老一同組成委員會，向市政府說明成立民營水公司的好處。漢米爾頓也是成員之一，他甚至以委員會的名義提出正式備忘錄，向市政府說明民營水公司的好處。
漢米爾頓深知紐約市缺水之苦，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伯爾真正的動機。漢米爾頓這次出面不是出自私利，但是許多聯邦黨人卻從中得到好處，漢米爾頓的妹夫也成為新公司的董事之一。
獲得市政府的批准後，伯爾回到州議會主持特許狀的起草會議。他等到休會前突然提出新的條款，撇開冠冕堂皇的法律文字，真正的意思就是新公司除了經營供水業務外，也可以從事任何行業，其中當然包括銀行業。
因為即將休會，州議會諸公根本不會注意這款條文，當中只有一位議員反對，其餘的議員可能各有都有默許的理由。例如，政府高官持有新公司兩千股的認股憑證。聯邦黨籍州長傑也未發言反對，更於 1799 年 4 月 7 日簽署這份特許狀生效。
5 個月後，水公司還沒有修建一條水管，卻開了一家銀行。漢米爾頓悔不當初，他說：「這是一頭金融怪獸，也是爭權奪利的利器。」
伯爾擔任銀行董事三年後，成為美國副總統，當時他欠銀行 64, 903. 63美元，是一筆大數目。
這間公司最後雖然開始供水，卻只能提供一千戶使用。其長達 25 哩的木造水管裡外都塗滿瀝青，水質並不乾淨。而紐約市政府在 1840 年代開始北引克羅頓河（Croton River）的水，成為紐約第一個自來水系統，因此伯爾的水公司就立刻放棄供水業務。
但是伯爾旗下的銀行仍然活躍於紐約金融圈，甚至成為主要的銀行。如今這家銀行的名稱是大通銀行（Chase Manhattan），是美國最大的銀行。
此外，18 世紀末，有越來越多人申請成立公司。1790 年代的最後 4 年，美國共成立了 335 家公司，大多以運河或付費道路為主。進入 19 世紀後，設立公司的風潮更熱絡。從 1800 年到 1860 年間，光是賓州就成立了兩千多家公司。
各州只好通過公司法以規範這股風潮；凡是符合特定條件及規定的事業，都可自行成立公司。紐約州最早，在 1811 年就制定公司法，其他州也相繼跟進。但是州議會並不願放棄審核權，因此，公司法的立法過程往往延宕甚久，根本趕不上工業革命下的經濟現狀。
起初，各州規定取得特許狀的企業只需要承擔有限責任。直到 19 世紀中葉，公司法授權成立的企業股東，其個人責任和合夥關係責任相同的特性才普及各地。19 世紀下半葉，各州之間的經濟互動越來越密切，但企業卻受到各州公司法的限制。例如，許多州的公司法禁止州內企業擁有其他州的不動產。
隨著美國經濟日益成長，紐約、波士頓、費城及巴爾的摩的證券市場也逐漸茁壯。1860 年代，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是由經濟史學家計算，並不精確。但是從政府稅收可以約略推算出經濟成長。最早可得的政府稅收數字是 1792 年，當年稅收為 367 萬美元；1808 年，稅收為 17, 061, 000 美元；1817 年增為 33, 099, 000 美元；僅 25 年政府稅收成長 9 倍。
當時美國的金融重鎮是費城，因為大型銀行都在費城。1811 年，傑佛遜派掌握美國國會，居然不顧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請求，拒絕更新美國銀行的特許狀，使銀行無以為繼。費城船東吉拉德（Stephen Girard）是美國當時最有錢的富商，稍後接收美國中央銀行的資產，創辦自己的銀行。
國會讓政府的財政代理停擺後，更不智的動作是向英國宣戰。當時英國是全世界唯一能夠重創美國的軍事強權，國會的愚行幾乎讓美國破產，也迫使財政部長蓋拉丁（Albert Gallatin）求告於吉拉德，請他出面承銷公債，作為對英作戰的戰費。1816 年，受到教訓的國會發出第二家美國中央銀行的特許狀。第二家美國中央銀行的資本額為 3, 500 萬美元，是美國最大的銀行，也是唯一能夠跨州經營的銀行，總行設在費城。
為了資助 1812 年的對英爭戰，美國國債從 1811 年的 4, 500 萬美元，增加到 1815 年的 1 億 2700 萬美元，經紀業因此大放異彩。費城受惠最大，因為它擁有大型銀行及完善的證券交易所。此時，紐約主要的經紀人還在靠一紙梧桐樹協議作生意，他們深深覺得自己該有更正式的組織。於是 1817 年，紐約經紀業推派藍伯（William Lamb）到費城取經，研究費城證券交易所的運作狀況。他返回紐約後，主要的經紀人齊聚一堂，擬出的章程幾乎全盤照抄費城證券交易所的架構。7 家公司的 28 位經紀人成為經紀人交易所的創始會員，後來更名為紐約證券及交易所（New York Stock and Exchange Board）。
章程規定設總裁及祕書各一人，負責日常營運。準會員至少在經紀業擁有一年經驗，才有資格加入交易所，並且由現有會員表決是否接納新成員，只要有三位會員反對，就可以封殺其他經紀人加入。為了防範過度炒作股票，也規定隔日交割。章程中更禁止「虛買虛賣」（matched sales），也就是兩、三位經紀人彼此買賣一檔股票，製造股價波動的假象。但是這項條款很難落實，接下來一百多年，華爾街一直無法禁絕這種交易。
交易所在華爾街 40 號 2 樓租了一間辦公室，年租金 200 美元，含暖氣費用在內。此時，紐約終於擁有真正的證券交易所。
紐約市在 1790 年成為全美最大的都市後，人口直線上升，而費城緊追在後。前者人口 123, 700 人，後者為 112, 000 人。到了 1817 年艾利運河落成後，紐約不僅穩居全美最大城市的寶座，更是美國唯一的大都會。艾利運河迄今仍然是美國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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