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一章 青年投資人的畫像
事無永恆，變化永存
我家鄉戴摩波里斯（Demopolis）位居阿拉巴馬州坎布雷克（Canebrake）地區中心，正好是黑戰士河與湯比比河匯流處。
戴摩波里斯是馬倫哥郡（Marengo County）最大的城市，坐落在喬治亞、阿拉巴馬和密西西比三州歷史上號稱黑土地帶的中心。會叫做黑土地帶，是因為大地上鋪滿厚厚一層肥沃草原黑土，近兩百年前，這些黑土滋養了龐大的棉花田作物，解放黑奴之後，有些棉花田還繼續生存，但是沒有一座棉花田能夠熬過棉籽象鼻蟲的摧殘。
我還是小男孩時，每次要跟朋友出門釣魚，就是在這塊土地上挖掘魚餌。美洲鯰魚無所不吃，不只吃蚯蚓，牠會咬住任何聞到的東西，而且不論什麼東西的味道幾乎都聞得到。在炎熱的夏天，挖蚯蚓比抓蟋蟀還容易，那一年我八歲，和大我約十個月的堂哥韋德在我家後院挖蚯蚓，當時他說了一句我當時聽不懂、但直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的話。
他說：「如果我們繼續挖下去，最後會挖到中國。」
當時我已經是個熱愛研究的人，不會不知道地球是圓的，但是我查看地球儀後才了解，和阿拉巴馬州方向相反的地球另一邊，橫亙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龐大的陸塊，如果我們有足夠的精力繼續挖掘，一定會滿身汙泥、全身濕透的鑽出中國地面。
幾十年過去了，今天我終於定居在中國的大門口，兩位金髮碧眼小美女女兒的普通話，說得比英語還流利。我怎麼變成新加坡的永久居民，是跟挖掘有關的另一個故事，這樣的挖掘可能沒有這麼辛苦，卻同樣費力；是我無盡無止、親身深入體驗世界運作、發掘真實故事，完全靠自己探索的結果。
我花五年時間環遊世界兩次，一次是騎機車，另一次是駕駛汽車，讓我了解一百多個國家的變化。對我來說，不是坐在安樂椅上了解歷史和歷史的影響，而是要親自探險。這樣做帶給我個人與物質極大的報酬，而且無可避免的引導我來到新加坡：一個遠離窮鄉僻壤阿拉巴馬州、馬來半島南端華人前哨站的國度。
如果歷史能夠確定什麼事情的話，一定是希臘人所說「事無永恆、變化永存」，最早說這句話的人是西元前六世紀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斯（Heraclitus），他警告我們，一個人不可能踏進同樣的河水兩次。預測變化的能力是評估人生成就的標準，我搬到新加坡，是為了因應世界處於歷史性變化、世界大勢急劇改變、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沒落、亞洲相應崛起的認知。
我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寫這本書，世界各國大部分政客都希望你相信這場危機為時短暫，告訴你情勢一定會轉變。我不會質疑這一點，只是要告訴你，在你有生之年，情勢不太可能永遠轉變。很多國家積欠的驚人債務會導致人類生活與工作方式的重大改變，很多舊的制度、傳統、政黨、政府、文化，甚至國家都會沒落、崩潰或是完全消失，就像政經重大動盪時代總是會發生的情形一樣。
例如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在二○○八年崩潰時已經經營幾十年了，同年倒閉的金融服務業者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營業已經超過一個半世紀。這些歷史悠久的全球企業不支倒地，證明美國很多制度正面臨情勢變化，哈佛、普林斯頓，和史丹佛等大學或許並不自知，卻可能正走向破產之途。博物館、醫院和我們知道與深愛的其他機構正走向困境，我們會在未來的金融或經濟巨變中，看到很多這種機構消失。
有些人說我危言聳聽，說我是現代專門預測凶事的烏鴉嘴卡珊德拉（Cassandra）。但是我在未來的情勢中，看不到半點值得驚慌、甚至值得驚異的地方。改變的大風已經吹起，從中國的方向吹來，而且是以可預測的方式吹來。我們所看到的情形一切如常，歷史正在翻轉熟悉的一頁。
在整個人類史上，這種轉型時刻都會為有心人提供大好良機，因此我對未來的很多事情極為樂觀。如果你在十九世紀開始之時夠精明，會前往倫敦；如果你在二十世紀開始之時很精明，會打包搬到紐約；如果你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時很精明，會前進亞洲。一百年後，變化的循環可能轉到任何地方──第一個千禧年結束時，所有的聰明人都搬到科多華（Cordoba），伊斯蘭教統治西班牙期間的繁華都會、當時歐洲的知識中心以及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
二○○七年我搬到亞洲，更重要的是，我把小孩也帶來這裡。在她們有生之年，通曉亞洲是創造成就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世界各國，精通中文會變成像今天精通英文一樣重要。一九二○、三○年代，世界權力和影響力從英國移轉到美國，金融危機和施政不當導致英國加速喪失領導地位，很多人要到二、三十年後，才注意到這一點。現在世界權力和影響力正由美國移轉到亞洲，同樣的力量讓美國加速失去領導地位。
轉向亞洲的風潮在第二次歷史性大變動的時刻出現，在金融海嘯嚴重期間，世界面臨擺脫金融的情勢，也面臨擺脫金融業者作為繁榮來源的循環性變化。整個人類歷史上，有很多期間由金融家負責主導，也有很多期間由實質財貨的生產者，包括農民、礦工、能源供應業者、伐木工人負責主導。二十世紀的五○、六○和七○年代，在大多頭市場開始前，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區是默默無聞的地方。這兩個地方會再度打回原形，搬運資金的專家正在沒落，聖經舊約《約書亞記》中所說「劈柴挑水的人」即將繼承這個世界。
省思造成變化的歷史力量、擁抱事無恒常的簡單假設之際，我不由得欣賞西方文明另一位偉大思想家愛因斯坦的說法：「只有兩件事情無窮無盡，就是宇宙和人類的愚蠢，而且我對前者是否無窮無盡，還不是這麼肯定。」
我們別忘了特洛伊城的公主卡珊德拉，她警告大家，不要把希臘人留下的木馬拖進城裡時，其實是自找麻煩，要是我們記不得這件事的其他特點，我們應該會記得她的預言正確無誤。
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大家了解，我們怎麼會走到今天這種地步，個人要怎麼自我教育，以便為未來做準備。我會跟你分享我一輩子從事金融、投資與冒險之旅所得到的見解，跟你分享我成長之際所學到的教訓，說明我從黑土地帶的泥土出發，走到地球另一邊這個東南亞城市國家的終生之旅中，怎麼把整個世界當成我家後院的經驗。
凡事沒有「夠了」這回事
我的市場探險之旅始於一九六四年春季，當時我是耶魯大學四年級學生，我發現自己非常像幾年前前進長春籐盟校一樣，跌跌撞撞的闖進華爾街。
我念高中時，熱心參加同濟會俱樂部（Key Club）的會務，同濟會俱樂部是由學生領導的服務組織，隸屬到一九七六年還只限制男性參加的國際同濟會（Kiwanis International）。戴摩波里斯同濟會俱樂部會員資格是了不得的大事，因為本地的支持者決定一年只允許五位少年入會。我擔任會長那一年，戴摩波里斯同濟會俱樂部贏得世界小城鎮最優秀同濟會俱樂部的殊榮。當時耶魯大學每年發給一位國際同濟會俱樂部會員四年的獎學金，也因為這項獎學金我才認識耶魯大學，如果不是同濟會俱樂部的關係，我根本不會申請耶魯大學的入學資格。
除了耶魯大學，我滿心希望就讀也是唯一申請的是田納西州西瓦尼（Sewanee）的南方大學，這所大學跟美國新教聖公會關係密切，是一所文科大學。我寄出申請書後不久，就接到西瓦尼方面寄來的同意書。一直到四月或五月，家父寄給西瓦尼要求的五十美元接受費之後相當久，我才收到耶魯大學寄來的厚厚信封，通知我耶魯大學已經接受我這個學生，而且發給我一年兩千美元的同濟會俱樂部獎學金。
我嚇壞了。
我才十七歲，對耶魯大學一無所知，只知道這所大學設在康乃逖克州的紐海文（New Haven）。然而，家父、家母經驗豐富，知道耶魯大學接受我這個學生的重大意義。他倆都是大學畢業生，在奧克拉荷馬州大學認識，兩人當時都是優等生。家父主修石油工程，家母主修文科。對他們來說，我上耶魯大學是相當非同小可。我記得家父說過：「我們有點擔心送你到北部這座自由主義堡壘。」但事實上，他和家母都樂不可支。家父的欣喜後來略為降低，因為他無法索回寄到西瓦尼的五十美元。在一九六○年的戴摩波里斯，五十美元是一筆大錢，今天仍然是一筆大錢，但是當時五十美元的價值大約是今天的七倍之多。
我是家中五兄弟的老大，也是高中畢業班不到五十位畢業生的其中一位，於是我對所有人表露出因幸運而產生的過度自傲，就像本地人所說的，裝出大狗的樣子，但是自我膨脹的意識注定很短命。我慢慢的明白：唉，唉，我現在得去上耶魯了。我突然覺得很害怕，因為整個情勢遠遠超出自己的理解範圍。我不禁問道：我現在要做什麼？
那年夏天，我搭火車到波士頓參加同濟會俱樂部大會，在紐海文下車後前往耶魯大學的招生辦公室，我希望知道他們為什麼接受我這個學生，希望問這個問題後，自己可以知道將來會是什麼樣子，也能了解他們對我有什麼期望。招生主任抽出我的卷宗說：「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你看，你以全校第一名成績畢業，很多科都得到一百分，平均成績接近一百。」
我心想：對，但那是在戴摩波里斯，唉，天啊，這些傢伙認為我很聰明，認為我懂得不少東西。
我就在覺得全無準備、無法跟美國東北部著名預校學生競爭的情況下，來到耶魯，但我抱著比別人更認真的決心，準備努力用功。記得有次老師要考試，一位同班同學說他要花五小時準備：「這次考試值得花五小時準備。」我發現他的想法很奇怪，我的方法是儘量努力用功，直到了解這一科目為止，然後再多用功一番，確保萬無一失。這是我處理所有事情的方法，是胞弟和我從父母身上學到的紀律：「凡事沒有『夠了』這回事」，不管任務是什麼，你就是要不斷用功、不斷努力，或不斷的研究。
我希望知道如何把這種性格灌輸到兩個女兒身上，我希望能夠打電話給家父或家母，問「你們到底讓我們吃了什麼藥丸？」可以把這種人生態度稱為紀律、勤奮、工作倫理，而弟弟和我全都秉持這種精神。我不知道這種精神從何而來，我希望能找到這種基因。認識持之以恆價值的人絕對不會只有我一人，我們都認識不成功的聰明人，很有才氣卻不成功，其關鍵在於是否持之以恆。
當時上耶魯所需的學費和食宿費一共兩千三百美元，我有兩千美元獎學金，所以一開始就少了三百美元，而且還沒有算書籍費和其他固定開支，於是每星期我到學校餐廳打工幾小時，上大學期間也兼做校園裡的差事。
青年期工作經驗帶來的好處，是可以計算的。除了能學習金錢價值，也能幫助自己培養認同；學習財務管理時，你會獲得明確的自主性。我從小就開始自力更生，六歲時家父教我「錢不是長在樹上」的道理，堅持要我自己出錢買棒球手套，於是我到五金行挑了標價四美元的手套，然後每星期六付給老闆布拉斯威爾（Cruse Braswell）十五美分，一直到付完全部金額。多年後，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引用某大學的研究告訴我，要預測成年之後生活是否幸福，最重要的單一指標是青少年時期做過有報酬的工作。
總之，我的耶魯生活過得很愉快。我主修歷史，還以舵手的身分參加划船賽，大二、大三當選校隊選手，四年級時沒有擔任舵手。我甚至涉入演藝事業，得到幾次重要的戲份，其中一部電影由一九六一年從耶魯畢業的貝德漢（John Badham）導演。你可以想像，要是他的《周末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用我當主角，這部電影應該會更紅！雖然我十分喜愛演藝事業，卻沒有過度深入，原因跟我大四時不當舵手一樣。我把時間花在學業上，這樣的紀律也得到回報，我沒有比別人聰明，卻能夠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但我像很多大學畢業生一樣，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
哈佛商學院、法學院和耶魯法學院都接受我的入學申請，但是我也申請進入醫學院，因為希望得到更多選擇的興奮之情。然而我真正的希望是到處旅行，我從小就愛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寫的《匹克威克遊記》（The Pickwick Papers），匹克威克俱樂部的紳士和他們的漫遊冒險，在我漫遊欲望的發展中，可能扮演了某種角色。雖然我才二十一歲，卻對自己有足夠的了解，知道光是離開家園就是我教育當中重要的一環；我的情況是，離開阿拉巴馬州的農村，到一千六百公里外去上康乃逖克州的長春藤大學。這段經驗讓我大開眼界，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就像吉卜齡（Rudyard Kipling）在《英國國旗》（The English Flag）這首詩中所寫：「只了解英國的人，又能對英國了解多少呢？」
置身在很多耶魯學生當中，總是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已經到外國旅行過。我總是一心一意想要多了解、多看看這個世界。我記得好幾年前，曾經對當時的女朋友柯莉（Janet Corley）表白過這種渴望，我感歎說：「我已經十六歲了，卻還沒有到過任何地方。」世故的柯莉只能同情的說：「我也十六歲了，去過很多地方，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莫比爾港、蒙哥馬利、托斯卡路撒（Tuscaloosa）……」
我因為急於擴大眼界，申請了好幾種留學國外的獎學金，徵才人員在耶魯校園出現前，我已經收到一份由耶魯大學核發、到牛津大學巴里歐學院（Balliol College）研讀政治經濟哲學的學術獎學金。這是我出國旅行的機會，也提供我延後兩年決定自己一輩子要做什麼工作的附帶好處（而且私底下，我懷抱著美妙的幻想，希望在傳奇性的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划船賽中擔任舵手）。我急於啟程，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暑期的工作。
多明尼克公司（Dominick & Dominick Inc.）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未上市投資公司之一，也是大力在耶魯大學徵才的公司。這家公司具有貴族氣息、專用白人、偏愛耶魯等長春藤大學校友，也是求才企業在校園設攤徵才時，我安排好要面談的幾家公司之一。我跟別的公司面談毫無結果，卻跟多明尼克負責求才的卡其歐帝（Joe Cacciotti）相談甚歡，他在紐約布朗克斯街頭出生、卻設法進入哈佛大學；我在阿拉巴馬州窮鄉僻壤長大、卻設法進了耶魯大學。我們有很多共同的看法，只有一個明顯的例外：多明尼克要找專職員工。
「我不能接受你們的專職工作」，我告訴他：「但是我非常樂意在暑假期間為你們效勞。」
多明尼克在一八七○年創立，是紐約股票交易所早期的會員，他們每年春季在耶魯大學設攤求才，但不找暑期打工者。因此我認為是卡其歐帝的大力推薦，公司才對我破例。一九六四年夏天，我開始在華爾街工作。
那年下半年我前往牛津大學時，已經清楚知道自己這輩子要做什麼工作。
那年夏天找到自己的前途
到華爾街工作之前，我對華爾街所知道的就是它位在紐約某個地方，一九二九年曾經發生慘劇，但我不知道股票和債券有什麼不同，更不知道不同的地方是什麼。我對外匯或商品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市場上的銅價會起起伏伏。
我在多明尼克工作的第一個暑假是待在研究部門，回答經紀商打電報來問的問題，例如通用汽車公司是否會配發股息，如果配發的話，會配發多少錢？我熱心的挖掘資訊，也在交易檯旁幫忙，看著他們為沒有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的股票，進行所謂的「造市」，也就是在那斯達克（NASDAQ）成立前買賣上櫃股票。我學到很多跟市場實際交易有關的知識。
我記得公司的資深合夥人問我念哪個學校，我回答是耶魯大學畢業生。他說：「那好，因為我們不希望用太多紅腹龜或老虎男孩。」他指的分別是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既然有機會見到他，我就抓住機會，問他對上商學院的意見，他說：「他們無法教你有用的東西，你到這裡放空一次黃豆，學到的會遠比在那裡浪費兩年所學還要多。」
那年夏天我過得很刺激，我用自己從沒用過的眼光觀察世界。突然間，我對歷史和時事所下的功夫不再只是理論學習，而是變成具有實際價值的努力。我急於了解世界的熱情派上了用場，因為主修歷史的關係，我發現研究市場怎麼受世界大勢影響這件事十分迷人，但是真正讓我這一輩子首次銘記在心的是：整個人類史，市場用極為可以預測的方式，左右世界大勢。
我學到每一件事情都有息息相關的道理，學到智利的革命會影響銅價，進而影響全世界的電價與房價，影響每一樣東西的價格，衝擊每一個人，包括影響西班牙托雷多（Toledo）的屋主。我也學到，如果你可以預測智利會爆發革命，就可以賺很多錢，過很好的日子。
那年夏天我找到自己的前途。在華爾街，別人真的會發錢給我，也是我發揮探索天性的地方，如果我做得不錯，他們會發給我優渥的待遇。在華爾街，我會拿錢做所有愛做的事情。這是我在多明尼克兩個暑假中的第一個，當時我立刻就知道，離開牛津大學之後不會去上法學研究所、不會上商學研究所，我會儘快回到華爾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