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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三、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特色
台灣的少數民族種類很多，為數均少，幾乎都逐漸被當地所同化。此外，少數民族以高山族（或稱之為高砂族、或原住民）為主，主要的又可分為9個族。1949年以後國民黨在台灣，口口聲聲要重視這些少數的原住民，但相對的這一少數民族群均處於比較經濟不利益的社會環境中；這是因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種種限制下的必然結果。到目前為止這些少數民族在台灣仍然屬於經濟劣勢的族群，有待政府大力協助。這表示政府對少數民族的照顧仍然不夠。
中國大陸呢？目前也有56個主要的民族。每一個少數民族均有其特色的文化。這些文化與其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可是這些少數民族有一個共通的缺點是政治資源分配的比較不平均。因此這些少數民族的政治發言權比較少，是完成需要被照顧的一群體。雖然政府也強調照顧少數民族的重要性，但是事實上均有些差距。具體的說，就是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的關心與照顧得不夠（註8）。
中國的少數民族往往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者企圖分化中國的工作重點。他們一方面基於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是政治的野心。目前美國以及日本等經濟強勢國家正在窺視西藏、蒙古、新疆等地區的少數民族經濟。西方國家所謂的「七塊論」正是這個要支解中國的意義。他們一方面以其經濟投資與貿易為餌進行與這些少數民族的關係，再加上中國本身經濟的落後，無暇照顧到這些弱勢的族群，因而容易被這些列強國家所利用。這將在21世紀裡明顯的揭露出來。
西藏、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自治區均有其歷史文化的特色，各種文化均應被尊重，理所當然。因為各種民族文化的產生均是各自民族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生活方式，有其適用性，因此各自民族文化均有其優勢，並沒有所謂好壞之分，但文化所產生的現代化社會文明是有其差距的。就以西藏的藏傳佛教為例，600年來支配了藏族生活方式和西藏的經濟發展。600年來西藏文化一直是世人所尊重和學術界研究的對象，這些西藏豐富的民族文化的確有其特色，尤其他們的宗教、曆法、醫藥、藝術等自成一格，這些西藏民族文化的寶藏，令世人刮目相看。不過黃教所領導的西藏，因為600年來不重視生產經濟和喇嘛不生育等主張，顯然不合乎現代文明的發展，這難怪西藏經濟停滯不前，西藏人口也因而不能增加。
因此貧窮的西藏、神秘的西藏等等均已被世人所共知、共曉。這在21世紀裡，整個世界均將突飛猛進的邁向現代化文明，何以西藏獨為落後，這公平嗎？因此建議西藏需要進一步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如此才能拯救西藏於貧窮落後的漩渦，這要學習中世紀以後的歐洲，經過將近一千年的黑暗時期，來個文藝復興與基督教宗教改革的新時潮，因此有西歐、北美近代與現代化文明。西藏若是經濟繁榮而且國際關係密切，此是否又會造成漢藏的關係變化，堪值重視。這一方面中國歷史經驗相當豐富，漢藏文化融合應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註9）。
四、《第三條路哲學》的文化
伊斯蘭教信仰單一的真主阿拉，所以在許多伊斯蘭教國家採用「政教合一」的體制。這是有礙於經濟發展的。在中國的經濟社會裡，伊斯蘭教中國化的現象甚為明顯，因為伊斯蘭教教義裡的忠孝、仁愛、信義等美德與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可以相結合的。在中國，這也可以說伊斯蘭教儒家化。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認為伊斯蘭教國家對內因為領導權不容易擺平，因而會產生動亂；此等國家因為對外有侵略性，會造成區域和平的不安。這些顧慮在中國應可免除。中國伊斯蘭教的人口應已超過 1,400 萬人，這包括新疆維吾爾族等十個少數民族。伊斯蘭教國家的市場經濟觀念比較差，所謂社會主義與伊斯蘭教相結合，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伊斯蘭教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也反對共產主義的無神論，這與中國文化相結合是理所當然，毋庸置疑的（註10）。
西方資本主義的沒落，共產主義的崩潰，這已在20世紀充分得到明證。所謂的東方文化與亞洲價值，將至21世紀裡崛起。儒家思想所影響的地區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區的經濟發展成績亮麗，這已在20世紀下半葉裡得到實證。中國大陸在1978年「馬列中國化」以後，其輝煌的經濟成績也令世人刮目相看。凡此種種皆在證明趨向於《第三條路哲學》的經濟發展模式在21世紀裡將被世人所共識。這不只可使中國富強，也可為世界和平。所以說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是相當重要了。
台灣與大陸經濟合作是必然的趨勢，若兩岸經濟不交流，則台灣經濟沒有出路，若大陸經濟不改革，則中國經濟沒有希望。台灣的蔣經國先生是促進兩岸經濟交流的功臣，而大陸的鄧小平先生是促進大陸經濟改革的舵手。他們兩位對中國經濟發展、中國邁向富裕的功勞很大。21世紀裡，中國經濟似將是走向《第三條路哲學》經濟發展模式的代表者之一。此舉世關注（註11）。
只要有正確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經濟一定富強。自從1978年鄧小平所推動的中國改革與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已突飛猛進。中國的分裂在於中國貧弱；反之，中國將是統一的。1997年、1999年香港與澳門的回歸就是具體的例子。只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國，那裡會有分裂的台獨呢？換言之，只要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正確，中國不但可以富裕，也是中國必將統一的保證。
中國要走中國人應有的道路。「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人所強調的民主與科學，不能滿足中國人所需要。富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倫理文化是中國政治與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這是激情中國之後則應回歸為理性中國的道路。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公民投票民主政治模式不適合於中國。在經濟發展模式方面，政府經濟不可或缺；在政治發展模式方面，多年來台灣民主政治的選舉弊病可以為殷鑑。
五、以「霸道」打天下，以「王道」治天下
毛澤東只會打天下，不會治天下，蔣介石打天下成功在於力，其治天下失敗也在於力。唐太宗以「社稷一戎衣，文章千古事」自勉，所以唐太宗成功了；「貞觀之治」其來有自。21世紀的中國要靠中國文化來治天下，特別是儒家的文化來促成中國於富強。儒家是重視理學的，它能融合各種思想，也能吸取新思潮，進而為國家建設的時空所用。誠如司馬遷所言，它定能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因此儒家思想的本質是文化融合的，而非文化衝突的。這也正如魯迅所言的「拿來主義」，而非「送來主義」的政治經濟哲學。
東方傳統也有頗令人爭議之處，那也是儒家思想的延伸；這正如西漢董仲舒主張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所產生的政治倫理，因此常有所謂天無二日、山無二虎的現象，這是權威主義的副產品。另外，東方國家的政治領袖任期特別長，韓國的李承晚、印尼的蘇哈托、馬來西亞的馬哈地、越南的胡志明、中國的蔣介石、毛澤東等等例子。另外，還有伊斯蘭教的國家領袖如約旦的胡笠、伊朗的巴拉維、柯梅尼、伊拉克的哈珊等不但任期長久而且有權威主義的心態；這或許是伊斯蘭教的關係吧！這不利於國家政治與經濟現代化，當然也會令人詬病。
杭廷頓教授經常把東方的儒家與伊斯蘭教混為一談，這是錯誤的（註12）。儒教不是宗教，它是理性哲學、道德規範、行為準則，它不能認同西方資本主義，也不認同反西方的西方共產主義。這在哲學意義上或許與伊斯蘭教的精神有些相似，但是伊斯蘭教單一信仰的本質與儒家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延伸的政治經濟行為亦與儒教相去甚遠。主要是表現在儒教可以消化西方思想，深化中國思想，這包括西方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想在內。可是伊斯蘭教則不然，正好相反，它有排他性；儒家思想的特色這正是與伊斯蘭教文化不同的地方；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可以渾為一體，甚至於佛家思想也可與儒家思想相通，相融合。這就是宋朝以後將儒釋道三家結合為一體，成為中國文化支柱的道理。
儒釋道三結合，於是有中國民間信仰的產生，這是多神教，此與西方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單一信仰完全不同。有民間信仰就有道教，有道教就有民間信仰，彼此互為因果。中國歷史上的道教經常與政治掛勾，或者是與世俗迷信相結合，因此功過難分，若能再一次的「道教宗教改革」則有助於中國步上現代化國家（註13）。因為道教的信仰是非單一神論的，也不受時空的侷限，因此它的道德規範可因時空而發展。因此中國的「政教合一」有助於東方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當然的，它也是《中國國富論》的哲學基礎。
注釋
8. 這個現象是全世界共同的，但必須全力克服。這在21世紀裡更為重要。
9. 唐朝太宗時期的「貞觀之治」用和親王道的方式，而不是用武力霸道的方式與西藏建立良好的關係。這個漢藏問題不好辦，若從漢藏文化融合的角度去解決，可能是好辦法。同理亦可說明漢初的「文景之治」，曾有9次與西域匈奴和親的經驗。
10. 伊斯蘭教中國化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中國伊斯蘭教徒忠於真主阿拉，也忠於中國政府。
11. 楊世雄〈社會主義人性論之省思〉，《哲學雜誌》（第2期，季刊），業強出版社，臺北，1990年，第44-57頁。
1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Simon and Shuster, New York, 1996, pp.20-30.
13. 有關宗教與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另一隻看不見的手，中央研究院瞿海源教授也有類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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