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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下一步怎麼走2
這些運動過於分散的事實並不代表它們沒有連貫性。相反的，對一個進步網絡中既存的割裂狀態，和更廣闊文化中的改變而言，分散是合理、甚至巧妙的調整。自一九九二年的里約高峰會議（Rio Summit）以來，非政府組織的勢力和聲望就不斷上揚，而分散就是非政府組織暴增後的副產品。由於有許多非政府組織介入反企業運動，除了軸心與輪輻模式外，再也沒有其他模式足以容納所有不同風格、策略和目標的運動。就像網際網路一樣，非政府組織和親密團體網絡兩者都是可無限擴張的系統。如果某人自覺不適於大約三萬個非政府組織或上千個親密團體，他大可自立一派，向外連結擴展。一旦介入某一團體，沒有人必須放棄個人特色以符合大組織的需求；就像網路一樣，我們有進出的自由，增刪皆可隨心所欲。有時候這似乎也是網友看待社運的方式-反映出網際網路矛盾的文化，混合了極端的自戀與熱切的社群聯繫欲求。
社運的網狀結構，有部份反映了以網際網路為根基的組織，同時也回應了最初點燃這把抗議之火的政治現實：傳統政黨政策的徹底失敗。全球人民致力於社會民主和工人團體的選舉，卻只看到他們在面對市場力量和ＩＭＦ指揮時所展現的無能。在這種情況下，新時代社運人士不再天真的相信選票箱會帶來改變。也因此，他們會更加蓄意去挑戰造成民主機制無能的機制，如選舉活動的企業獻金，或世貿組織推翻國家主權的能力。這些機制中最具爭議的，是ＩＭＦ的結構調整政策，公然要求政府刪減社會開支和資源民營化，以換取貸款補助。
此一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組織模式的長處之一，在驗證其極難掌控的特點，主要是來自與其所針對的機構、企業的組織原則大相逕庭。它以支離片斷的資訊來回應企業的集中思維，以自定的本土化來應付全球化，以極端的分權來對抗權力合併。
跨國資源與行動中心（Transnational Resource and Action Center）的約書亞．卡令那（Joshua Karliner）稱此系統為「對全球化無心插花的精采回應」。正因為它是無心的，我們仍無法用語詞來形容它，或許這也就是為何有許多有趣的比喻出現，想要填補這個空間。我用軸心與輪輻來比喻，但加拿大人理事會（the Council of Canadians）會長摩德．巴羅（Maude Barlow）卻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塊巨石。搬不動它，就試著從下、從旁、從上去搬。」英國「收復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社運分子約翰．喬登（John Jordan）說，跨國公司「就像巨大的坦克，而我們則像一群魚。我們可以快速回應，他們卻不能。」以美國為基地的自由緬甸聯盟（Free Burma Coalition）指出，一個「蜘蛛」網絡，編織出一張強得足以把最大的跨國公司綁起來的網。美國一份針對墨西哥恰帕斯省（Chiapas）查巴達（Zapatista）民族解放軍動亂的軍事報告，也加入了這個行列。根據一份由ＲＡＮＤ公司（ＲＡＮＤ是和美國軍方有合約的研究發展機構）所發佈的研究報告顯示，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正在進行一場「跳蚤戰爭」（a war of the flea），而多虧了網際網路和全球非政府組織網絡的幫忙，變成了「蟲群戰爭」（war of the swarm）。研究顯示，蟲群戰爭的軍事挑戰就在於它沒有「中心領導人物或指揮結構，是一個不可能擒王斬首的多頭組織。」
當然，這個多頭組織也有弱點，在反世銀和ＩＭＦ示威期間的華盛頓街頭上充分顯露。四月十六日中午左右，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當天，封鎖世銀和ＩＭＦ總部周圍路口的親密團體召開了協商會議。所有路口在早上六點就被抗議份子封鎖，但他們發現，與會代表早在清晨五點以前就偷偷溜進路障內了。得知這個新消息後，多數召集人認為應該放棄各個路口，改參加橢圓形廣場內正式的遊行活動。問題在於並非人人同意此項作法：有些親密團體想看看是否可以在與會代表們走出會場時，堵住他們的出路。
協商會議最後達成的折衷作法，把整個示威組織的本質表露無疑。「好吧，大家聽著，」示威發起人之一丹那荷對著麥克風高喊，「每個路口都是一個自治區。如果這個路口的人想留下來繼續封鎖，很酷。如果他們想去橢圓形廣場，也一樣酷。你們自己決定。」
這是無可挑剔的公平與民主，但有一個問題-實在是一點意義都沒有。封鎖所有的通道是協調過的行動。如果有些路口敞開了，而有些路口還是被佔據，走出會場的代表們大可改道而行，輕輕鬆鬆地回家。當然了，這就是實際發生的情形。
當我看著有些示威人士起身走掉，而有些人還是留在原地靜坐，昂然護衛著，嗯，空氣-我突然想到了一個隱喻，來形容這個正在成長的社運網絡之優缺點。速度與數量比組織合成更容易支配網路溝通文化，這是毫無疑問的。它可以召喚成千上萬人在同一個街頭聚集，手打橋牌，但卻無法讓同樣的這些人，在他們抵達路障前，或在離開路障後，取得一致的意見。
因此，每場示威活動之後，就會產生一種奇怪的焦慮：這樣就結束了嗎？下一場示威活動是什麼時候？還會跟這次一樣好、一樣大嗎？為了維持這樣的動力，一個連續抗議的文化便快速支配了社運。我的電子郵件信箱內塞滿了懇請參加鐵定會成為「下一個西雅圖」示威的邀請。二○○○年六月四日，有一場在加拿大溫莎（windsor）和底特律舉行的美國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的「關門」會議；一個星期後，在加拿大卡加利（Calgary）還有一場世界石油大會（World Petroleum Congress）；七月在費城的共和黨大會，和八月在洛杉磯的民主黨大會；九月十一日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在墨爾本舉行的亞太經濟高峰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Summit），接著是九月二十六日布拉格的反ＩＭＦ示威活動，二○○一年四月又有魁北克市的美洲國家高峰會（Summit of the Americas）。有人在華盛頓示威組織的電子郵件名單上張貼了這樣一則訊息：「不管他們走到哪裡，我們都會跟到哪裡！在這之後，我們布拉格見！」但這真是我們想要的嗎-一群追逐者會面，追著貿易官僚們到處跑，活像他們是死之華樂團（Grateful Dead）的社運？
說前景深具危機是有很多原因的。加諸這些抗爭運動之上的期望太多了：舉例來說，華盛頓示威行動的召集人宣稱，他們要實質關閉兩個擁有三百億美元資金的跨國機構，同時向樂於擁有股票的大眾傳達新自由經濟的繆誤等先進思想。但他們根本就辦不到。沒有任何一場示威行動辦得到，而且會越來越難。西雅圖的直搗行動策略之所以奏效，是因為他們讓警方措手不及。而這再也不可能發生了。如今警方也已在所有的電子郵件名單中登錄。洛杉磯也應要求編列了四百萬美元的預算在新的安全防護裝備和人員編制上，以確保全市免受社運群眾的轟擊。
丹那荷為了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結構，以促進社運在一次次抗爭行動之間進展，便開始在華盛頓募款籌建一個「永久的統合中心」。同時，全球化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自三月起就不斷開會，希望能在年底前發表一份兩百頁的政策報告。根據全球化國際論壇總監傑瑞．孟得（Jerry Mander）的說法，它不會是一份宣言，而是一份原則與優先行動的準則，如他所說，是為全球經濟「定義一個新結構」的初步嘗試。【這份報告延期多次，直到本書出版之時仍未面世。】
無論如何，就像河堤教堂的會議召集人一樣，這些初步行動面臨一場艱難的奮戰。多數社運人士都同意，現在是坐下來好好討論一個明確議程的時候了-但是要在誰的談判桌上？誰來決定？
五月底成了這個問題的關鍵時刻。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表示願意為世銀總裁詹姆士‧沃爾芬森（James Wolfensohn）和計畫在九月二十六日干擾於布拉格舉行的世銀會議之抗議人士「調停」。在抗議組織中，對於是否參加布拉格的磋商談判始終沒有共識，更確切的說，根本沒有決策的過程：對於選出組織社運代表團的適合人選，沒有明確的機制（有人建議採取網路票選），也沒有公認的目標來權衡參加的得失。如果哈維爾和專門處理債務與結構調整等議題的團體溝通，像「福音二○○○」（Jubilee 2000）或「五十年已經夠了」（50 Years Is Enough），這項提議可以直接了當的進行。但他卻把整個運動當成單一組織，因而造成社運組織者為期數週的內訌。
部份原因在其結構上的問題。多數無政府主義者做了很多的草根組織（他們比其他左派份子更早運用網路），而直接民主、透明作業和社區自決並非崇高的政治目標，這些只是管理己身組織的基本宗旨而已。但許多重要的非政府組織，雖然在理論上贊同無政府主義者的民主觀念，本身卻是架構在傳統的階級意識之上。它們由深具魅力的領導人和執行委員會管理，成員則從旁捐款與打氣。
所以，你如何能從一個滿是無政府主義者（到目前為止，其最大的策略長處就是類似一群無頭蒼蠅亂飛）的運動中，找出其凝聚力？或許，就像網際網路一樣，最佳途徑就是學著去瀏覽那些有組織而正在成形的結構。或許他們所需要的並不是一個單一政黨，而是找出親密團體之間更有效的溝通管道；或許，與其讓它走向更集權，還不如朝更徹底的分權走。
當批評者批評抗議份子缺乏遠見，他們真正反對的是，缺乏一套他們贊同、可以大小通吃的革命性哲學-例如馬克思主義（Marxism）、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或是社會無政府（social anarchy）。這全是事實，也正因如此，我們都應該特別感激。此刻，一些自許為領導份子的人，網羅了反企業的街頭抗議人士，急切地找機會想把他們自己的主張灌輸在這些社運分子身上。這頭有邁可．勒那和他在河堤教堂舉行的研討會，等著把所有在西雅圖和華盛頓未發洩完的精力納入他的「理念政治」（Politics of Meaning）裡。那頭又有來自奧瑞岡州尤金市（Eugene）的約翰．庶詹（John Zerzan），他對勒那的「救治」（healing）號召不感興趣，卻把暴動與破壞視為走向摧毀工業化和回歸「無政府原始主義」（anarcho-primitivism）的第一步-一個早於農村狩獵採集社會的烏托邦（a pre-agrarian hunter-gatherer utopia）。這中間還有好多不同的主張，從穆瑞．布克清（Murray Bookchin）的門徒和他的「社會生態學」理論，到一些堅信革命始於明天的偏執馬克思主義者，還有許多崇拜《廣告剋星》（Adbusters）雜誌主編拉森（Kalle Lasn）的人，和他藉由「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搞的摻水革命主張。然後，還有一些工會領導人，他們在西雅圖行動前，就預備把社會條款附加在既存的貿易協定裡，就此宣告罷手，現在卻又提出了令人無法想像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
這場年輕的社運值得嘉獎的地方，在於它避開了所有這些議程，迴避了每個人慷慨提出的宣言，拒絕走向下一個階段，始終得以維持在一個可接受的民主、代表過程。或許這是真的吧！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找到一個主張，而在於抗拒太快接受一個主張的欲望。如果它成功擋開大隊人馬的主張攻防戰，就會產生短暫的公眾關係問題。連續抗爭會使許多人殫精竭力。街頭路口會宣佈自治。沒錯，還有年輕的社運人士會像溫馴的羊兒一樣，不時地披上真正的羊皮道具，以供《紐約時報》的社論嘲笑。
但這又如何？這個無權力中心、多重領導的蜂擁運動，已經成功的教育並激進化全球新一代的社運人士。在它簽下任何一個人的完美計畫前，應該給它一個機會，看看從它自身軸心與輪輻的混亂網絡下，能否產生嶄新且完全屬於自己的新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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