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富論(BE0054)──人類窮與富的命運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經濟貿易
叢書系列：NEXT
作者：大衛．藍迪斯
       David Landes
譯者：汪仲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9年01月25日
定價：390 元
售價：30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76頁
ISBN：9571328235

【林鐘雄序｜前言｜書摘 1｜書摘 2｜書評1｜書評2｜書評 3｜書評 4】

▼  書摘 2

醫藥在對抗這些疾病上的貢獻良多，已不在話下。歐洲人早期遠赴陌生的熱帶時，攜同醫生同行。當時的醫生或許一片好意，但因對熱帶疾病向無所悉，因此造成的傷害或許比福祉還要多，不過在解除病人的痛苦上，他們的確有所貢獻。到了 18 世紀下半，細菌學被發明以後，人們才有了預防及治療研究的基礎。在這以前，即使醫生也只能用猜測、實驗和想像力，來治療疾病。幸運的是，醫生所主張的觀察與實驗──你可以相信你所看到的，如果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是一樣的──對後來醫藥的發達，有極大的貢獻。

就以世界最大的疾病殺手瘧疾為例。早在人類發現微生物的病原體以前，醫生將打擺子歸罪於瘴氣。這種說法雖然偏離了問題焦點，但是離事實卻不太遠。基於這個理論，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便著手將所有濕地的水抽乾，以「趕走壞空氣」（瘧疾）。抽乾濕地的水，或許可以，或許不能改善空氣品質，但的確趕走了蚊子，使得軍中因瘧疾而死亡的人數，從 1846～48 年到 1862～66 年間，減少了 61 %，而死亡率更從 1830 年到 60 年代之間，驟然減少。雖然沒有數據可以證實，但是我們相信不只軍方，甚至法國當地的瘧疾死亡率也減少了許多。不管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施行了什麼政治暴行，但他們無可否認地使更多的阿爾及利亞人活得更長、更健康。（或許阿爾及利亞的回教徒會說︰把濕地抽乾，增加了歐洲殖民者的可耕作面積呢！）

阿爾及利亞的例子顯示了改善環境的益處，並證實了預防重於治療。在過去一世紀，醫藥及公共衛生的進步，延長了人類的生命，並縮短了貧富國之間的國民壽命差距。1992 年一名出生於低收入國（排除中國大陸與印度以後，人口還有十億之多）的嬰兒，可以期待活五十六年，而富有國家（總人口八億二千八百萬）的嬰兒則可期待有七十七年的未來生命。兩者之間的差距（37.5 %）或許不小，但已比過去要小，而且未來當富有國家的人口壽命延長到生理極限以後，這差距還會更加縮小。平均壽命得以延長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對嬰兒護理方面的進步，使得嬰兒（一歲以下）的死亡率從 1965 年的千分之一百四十六（中國及印度為一一四）減少為 1992 年的九一（印度為七九，中國大陸為三一）。在同一時期，先進國家的嬰兒死亡率更從二五下降至七，幾乎已經低到不能再低了。

不過，死亡率降低並不見得是什麼好事。現代醫學可以拯救嬰兒，讓他們活得更久，但未必能讓他們活得更加健康。存活率和罹病率之間其實有很大的矛盾。美國菸草工業的一名研究員，有一次在辯論時，居然以人死了以後就不算病人，而病人活得久未必活得好為理由，認為吸菸減少了預期壽命，但卻未必增加社會的健康成本。同樣的道理也可運用至熱帶地方︰抗生素、疫苗等固然拯救了生命，卻任由新生命病懨懨地存活下去。我們光僅從「熱帶醫學」這個學門的存在，以及這個學門所需要的龐大經費，與面臨龐大而雜多的疾病種類，就可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

疾病的預防工作在熱帶地方難以推展，治療工作更因經費及設備等問題，效果有限。一直到 1990 年，大部份罹患熱帶性疾病的患者，都居住在人均收入不到四百美元的國家中。這些國家每年花費在每個國民身上的醫療費用不到四美元。因此，難怪那些號稱花費了上億美元發展出疫苗的製藥公司，不願意以熱帶國家為對象去推展市場了。就算在先進國家中，醫療費用超過病人所能負擔的情況，也屢屢發生。例如，最新的 AIDS 治療方法，需要病人終身每年付出一到一萬五千美元的費用。這對第三世界的患者而言，是絕對無法做到的。

習慣與風俗也時常是疾病的幫兇，使醫療人員束手無策。疾病通常是因人類行為而起的，得病以後不但需要醫療照顧，更重要的，需要改變生活習慣。就以非洲的 AIDS 病為例。和其他地區不同的是，非洲的 AIDS 患者絕大多數經異性管道接觸罹病，因此男女得病率一樣高。傳染學家對這現象大惑不解，到目前為止能夠找到的一些解釋包括︰男性廣泛而無節制地亂交；男女為節育而進行肛交；女性為節制性慾而經常性實行割陰唇禮而造成傷口。所有這些傳染途徑都非醫療界可控制，因此醫生所能做的，只是減少被傳染者的痛苦，延後病發的時機。不過在社會極度貧困之下，醫生所能做的，還真不多。

除了物質的限制以外，現代醫學還必須突破道德、宗教等障礙。雖然這些障礙在任何社會中都會有，但是在經濟拮据、技術落後的社會中，情況尤其嚴重，因為當地人寧願選擇傳統成藥，也不願意相信從外國文化隨便傳來、沒有神明祝福的療方。一切以科學為歸依的西方人或許會認為這種行為迷信、無知，而忽略了這些療方不但有心理慰藉作用，而且有時候雖然不純淨，藥物含量不高，但的確有醫療作用。這也就是為什麼現代科學家和製藥公司會花費金錢，探索各種詭異「民間療法」的原因了。

偶然靈驗，加上地方上普遍存在的反殖民情緒，與對本土文化的依賴（以及對本土醫學的信任），使得本土醫療法大而化之地成為與現代醫學以及政治互相對立的另類醫療方法。非洲有許多文獻不但大大貶抑熱帶醫學，贊揚本土醫療法，而且認定西方的各種醫療理念，從公共衛生到疾病治療，都在企圖剝削當地人，踐踏本地文化，不值一顧。

水是另外一個大問題。熱帶地區的平均雨量雖高，卻毫無意義，因為雨水降臨時間不規則、無法預期，要不就很久不下雨，要不就是傾盆大雨。在奈及利亞北部， 90 % 的雨，都以每小時二十五釐米以上的暴雨形式降至大地，而倫敦近郊的基尤植物園（Kew Garden），每個月的平均雨量不過二十五釐米。爪哇暴雨的情況更為嚴重，全年雨量中的四分之一，都是以每小時六十釐米以上的暴雨形式落下。

這種天候是叢林與熱帶雨林的最佳天然環境，卻不適合農耕。當人要與天爭地，嘗試培育作物時，必然會遭到雙輸的局面。首先，人為了要取得耕作土地，就必須要砍伐寶貴的林木、殺戮森林的各種動物。叢林植物種類雖多，卻沒有適合耕作、又具有經濟價值的作物。土地清除、作物入地後，必須先接受太陽無情曝曬，接著又被大量雨水任意摧殘──嫩葉毀壞，作物折損。而在大雨的沖刷下，沒有樹林保護的大地，表土流失，造成另外一種浪費與損失。如果表土質黏，含有豐富的鐵與氧化鋁，在大量日曬下，更容易乾裂，變成如盔甲一般堅硬的土殼。一塊土地僅耕作兩、三年後，便已耗盡地力，必須強迫休耕，連帶使得需要依賴土地生產多餘糧食而生活的附近城鎮居民，也必須離開這塊土地，去追逐新的土地。非洲的都市難以發展，原因就在這裡。少數非洲發展出來的都市，都必須仰賴外國進口的食物存活下去。

在極端的情況下，風沙侵蝕，使乾燥的土地逐步轉化為沙漠，使可耕作面積越縮越小。大約在 1970 年左右，撒哈拉沙漠往撒賀爾（Sahel）方向擴大的速度，達每小時十八呎，以地質學的角度來看，幾乎可謂是「大躍進」了。其實在所有半可耕土地上，土地劣質化的問題一直存在，連美國的大平原、以色列的內蓋夫（Negev）、約旦河以東、西伯利亞西部等地，也都面臨著雨量一旦減少，便會產生作物枯乾、表土流失等問題。不過在溫帶地區，只要雨量恢復正常，作物便能重新生長，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大地卻沒有如此善與了。

要對抗不規則雨量，唯有實施儲水與灌溉。然而熱帶地區水份蒸發極快，使儲存與灌溉都倍加困難。例如，在印度的亞格拉（Agra）地區，一年中只下兩個月雨，雨季時雨量多過農作物的需求，土地上出現多餘濕氣，但在進入乾季後的三個星期內，這些多餘的濕氣卻完全蒸發不見了。

難怪人類會聚落於土地肥沃的河邊，而河流更成為孕育文明的溫床︰尼羅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等先後成為古代文明的孕育地。不過，從《聖經》上，我們也看到，包括埃及在內的古代文明，都擔憂饑荒的到來。不是每條河流都一樣的慷慨施捨。伏塔河（The Volta）流過西非十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土地──相當於半個英國，但是它在低水期，流量僅每秒二十八立方公尺，而在高水期也不過三千五百至九千八百立方公尺而已。每年天氣炎熱及多風時，伏塔河的水份便大量被蒸發，而造成河谷地區嚴重乾旱。

除此之外，每隔一、二十年便會出現大暴風、大水災，一百來年更會出現一次超級大天災。在 1961 年至 70 的十年間，有二十二個「氣候不利人居」（指經常發生乾旱、水災、或位於沙漠地帶等）的國家，經歷颱風、龍捲風、乾旱等難以對抗的天災後，將所有從世界銀行獲得的貸款用於救災紓困之上，幾乎毫無力量做進一步發展。1970 年，一場龍捲風掃過地勢平坦的孟加拉，造成五十萬人喪命、一百萬人無家可歸的悲劇。每年希望在糧食的收成上有 2 %～3 % 成長的印度，只要氣候上有一個突變，就可以毀掉一五％的農作物。就算在富裕的社會中，這些並不令人意外的意外天候，為人帶來的衝擊也並不小，如美國，1992 年的安德魯龍捲風，和 1993、97 年中西部的兩次大水災，所造成的損失便極為嚴重。對於掙扎於餓飽之間的貧困國家而言，這些災難更直接關係人命存亡。災難發生時，附近如果有電視攝影機，我們或許還能略聞事件的一、二，否則誰會聽到、看到數以百萬計的人餓死、淹死？既然看不到、聽不到，誰會在乎？

因此，氣候不佳地區的生活，是危險的、沮喪的、殘忍的。就算以善意為出發，人類錯誤地建設，更加劇了大自然的殘酷。難怪一些貧困的地區不但永遠貧困，而且還越來越貧困。太多大型發展計畫，往往事前被人大肆宣傳、讚頌，但是一旦開動後，便因無法推動或全盤失敗，而不再有聲息。一樣疾病剛被克服，立刻會出現一種新的疾病，而原以為已被克服的疾病更隨時可能會出現反撲。

非洲就在這樣一個危機重重的環境中掙扎、存活。非洲人的壽命雖然增加了，但是疾病纏身，營養不足，饑荒接踵而至，土地生產力不振，人民不能發揮潛能，國家無力推動事務，使得這片原來還能自給自足的土地，已必須仰賴外援才能過活。在這種天然的橫逆中，非洲能有今天的景況，其實才真讓人為它捏把冷汗。

但是，我們不能將地利視為命運，因為只要願意付出代價，天災未必不能有限度地逆轉。尤其在我們對科技的瞭解越來越深入後，我們已可比較有效地預防疾病、提供人民更好的工作環境。在熱帶地區，我們今天能做的已比昨天要多。只要我們願意取下有色眼鏡，付出更多的關注，事情便有希望。忽視問題的存在，並無法使其消失於無形，更不能幫我們解決。

人各有好惡，一個人心目中的珍饈很可能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毒藥。因此將個人經驗通泛化其實是很危險的行為。不過，能量不滅定律適用於所有人類，很少有人能夠在濕熱的天候下，全力以赴地工作。下面便是一名孟加拉的外交官，所描述其本人及同胞在溫帶地區的體驗：

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奈及利亞等國家，只要發生任何一點生理或心理勞動，就會讓我感到精疲力竭，但是在英國、法國、德國或美國，不論是長期居留或僅短短幾天旅行，溫和的氣候就讓我經常覺得活力充沛、神清氣爽。在熱帶，我看過無數從溫帶地方來的人，一旦離開了冷氣，不消多時，便感覺精疲力竭，衰弱無力了。

在印度等熱帶國家，我注意到不論農民、工人、勞動者或白領工作者，他們工作的節奏都比較緩慢，中途休息的次數也比較頻繁。然而，在溫帶地區，同樣的工作者不論在節奏或速度上都比較快，中途幾乎不需要休息。根據我個人以及一些從熱帶來的朋友所得經驗顯示，熱帶與溫帶工作者精力與效率上的差異，不可能完全是因為營養攝取不同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