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啟示錄(BE0059)──走出新資本主義的迷惘
Corrosion of Character :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經濟貿易
叢書系列：NEXT
作者：理查．賽內特
       Richard Sennett
譯者：黃維玲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9年06月15日
定價：200 元
售價：15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24頁
ISBN：957132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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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1

漂浮

新資本主義如何侵蝕個人的品格

工作形態變革造成代溝

最近我在機場碰到一位 15 年未見的朋友。25 年前，我訪問過瑞可（Rico，後來我這麼叫他）的父親，當時我正在寫一本關於美國藍領工人的書－－《階級的隱藏傷口》。他的父親安利柯（Enrico）是一名工友，對這個孩子寄望甚深。瑞可那時才剛進入青春期，相當聰明，運動很在行。10 年後，我和他的父親失去聯繫時，瑞可才剛大學畢業。在機場的旅客休息室裡，他看來似乎已經實現了父親的夢想，提的是時髦的皮製電腦手提包，穿的是我負擔不起的西裝，指上還亮著一枚刻有紋章的戒指。

我和安利柯初見面時，他在城區的辦公大樓掃廁所、拖地板已經有 20 年之久。他做得毫無怨言，但是對於實現所謂的「美國夢」也不存指望。他幹活只為了一個長久的目標，就是養家活口。他花上 15 年才存夠錢在波士頓的郊區買了房子，與他的義大利老鄰居們分道揚鑣，因為住在郊區對小孩比較好。後來他的太太佛萊維雅（Flavia）也出去工作，在一家乾洗衣廠當熨衣工。我在 1970 年初識安利柯時，他們夫妻倆正在存錢準備讓兩個兒子上大學。

讓我深有所感的是，安利柯他那一代人過的生活，時間的進行相當於一條直線（linear）：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做著鮮有變化的工作。他們沿著時間的軸線，累積了一些成就：安利柯和佛萊維雅每週檢查一次增加的存款，至於家居生活，就是把房子這裡改改、那裡添添。還有，他們所過的時間是可以預測的。經濟大恐慌和二次世界大戰的劇變已經遠去，他們的工作受到工會保障；雖然我初次見到安利柯時他才 40 歲，但是他已經非常確定何時會退休，屆時會有多少退休金可領。

時間是社會下層階級唯一可供差遣的資源。為了累積時間，安利柯需要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謂的「鐵籠」（iron cage），一種把時間的使用合理化的官僚結構；拿安利柯的例子來說，工會對於薪水資歷的規定以及政府的養老金規章就像是鷹架。有了這些資源當後盾，再加上自己的自律，結果就不只有經濟上的意義。

他為自己刻劃了輪廓清晰的生命故事；在這故事中，他的物質與精神經驗不斷地累積。因此對他而言，他的生命可以說是種合情合理的線性敘述（linear narrative）。雖然勢利一點的人可能會認為安利柯乏味無趣，然而對安利柯來說，他的歲月卻是高潮迭起的故事，劇情隨著一次又一次的修理東西、一次又一次的償付貸款而向前推進。這位工友感覺到自己是人生的作者，雖然他的社會地位很低，但這個敘述故事讓他有了自尊。

安利柯的生命故事雖然條理清晰，但絕不簡單。我特別注意到他如何同時跨足於他的老移民社區和新郊區這兩個世界。他在郊區鄰居的眼中，是個安靜、不愛出風頭的國民；回到老家一帶，他就比較惹眼，被視為闖出了名堂、每個禮拜天會回來做彌撒、吃午飯、喝咖啡閒聊的好長輩。對他的經歷有所了解的舊識都說他了不起；新的鄰居則因為他舉止從善如流、家裡和花園保持潔淨、日子平靜無波而給予他默默的尊敬。安利柯的個別經驗之所以耐人尋味，主要在於他的兩種生活方式都受到認可，端看他搬到哪一個社區：他照樣有紀律地使用時間，卻有兩種身分。

如果這世界是幸福而公平的話，受到他人尊敬的人自然就會同等回報他人，這是費希特（譯注：Johann Gottlieb Fichte，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在《國法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Laws）中提到的概念：認可賞識（recognition）是有「互惠效應」的。但是現實世界並不如此慷慨。

安利柯不喜歡黑人，雖然他和黑人工友相安無事共處了不少年；他不喜歡非義大利裔的外國人，如愛爾蘭人，雖然他自己的父親幾乎不會說英語。他不贊同種族鬥爭；他沒有階級盟友。不過最重要的是，安利柯不喜歡中產階級的人。他說，我們把他當隱形人一樣對待，「像個零」；他害怕自己因為沒受教育而且是個僕傭，我們就有權利這樣對待他，於是他的怨氣也就更複雜了。跟他自己吃苦耐勞的能力比起來，他覺得黑人老愛無病呻吟自憐自艾，外國人是不公平的侵入者，而中產階級則是平白享特權的一群。

雖然安利柯覺得他已經得到了幾分社會榮耀，但他可不希望他的兒子瑞可過他這種日子。指望子女進入上流社會的美國夢大力驅策著我的朋友。「他講的話我一個字都聽不懂，」安利柯好幾次在瑞可放學後做數學功課時，向我這麼誇耀著。我聽過很多像瑞可這種兒女的父母用比較嚴厲的語氣說：「我不了解他」，好像小孩遺棄了他們似的。我們在某些方面多少都違背了家庭神話所指派給我們的位置，但是進入上流社會的期望讓這種歷程產生很奇特的轉折。瑞可和其他朝著社會階梯攀爬的年輕人，有時候對父母勞動階級的口音和粗率舉止，會表現出引以為恥的樣子，不過更常把他們壓得透不過氣的，是無止無盡的精打細算和瑣瑣碎碎的計量時間。這些備受疼愛的小孩都想要擺脫羈絆，展翅迎向人生的旅程。

如今，歷經多年之後，多虧機場的相遇，我才有機會看到安利柯的兒子變成什麼樣子。我必須承認，我並不喜歡自己在旅客休息室中看到的情況。瑞可一身昂貴的西裝有可能只是業務需要，但是那枚刻有紋章的戒指－－上流家庭的標誌－－似乎是種欺瞞、一種對父親的背叛。然而，瑞可和我因緣際會地搭上了同一班長途客機。這可不是那種有個陌生人把心事掏出來告訴你、落地時煩惱的行囊似乎更重、接著又消失在天涯盡頭的美國之旅。我主動地坐到瑞可旁邊，紐約飛維也納的旅途遙遠，我在頭一個鐘頭當中，挖空了心思向他問東問西。

我得知的是，瑞可已經完成了父親要他往上爬的期望，不過同時也拒絕他父親的處世之道。瑞可瞧不起「等著退休」和罩著官僚制度盔甲的人；相反的，他相信人應該迎接改變、甘冒風險。而他已經飛黃騰達了；安利柯的收入在薪資結構底部的四分之一，而瑞可則衝到頂端的 5 %。然而對瑞可來說，他的故事並非十分快樂圓滿。

瑞可在當地一所大學的電機系畢業後，到紐約就讀商學院。在那兒娶了他的同學，一位家室較好的清教徒年輕女孩。他們在學校就有心理準備會時常搬家換工作，後來的確也是這樣。畢業以來，瑞可在 14 年的職場生涯中共搬了 4 次家。

瑞可最先是在西岸的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擔任技術顧問，當時正是矽谷電腦業迅速發展的初期；然後他搬到芝加哥，在那裡表現也很好。不過之後的搬遷則是為了太太的事業。如果瑞可是巴爾札克（譯注﹕Honor de Balzac，法國小說家，著有《高老頭》等百部長篇小說）筆下雄心勃勃的人物，他絕不會這麼做，因為他的薪水沒有增加，而且還得捨高科技活動的溫床而就密蘇里較為僻靜的辦公園區，縱使那裡樹葉滿布。當年佛萊維雅去工作時，安利柯多少會覺得丟臉；而瑞可則視他的太太珍娜（Jeannett）為平等的工作夥伴，而且為她做了自我調適。就在珍娜事業起飛的當頭，他們的小孩相繼報到了。

這位年輕人在密蘇里的辦公園區時，正好碰上不確定的新經濟情勢。就在珍娜特被升職時，瑞可卻遭到裁員－－他的公司被另一家規模更大、有自己分析師編制的公司併吞。因此這對夫婦搬了第四次家，回到東岸紐約的郊區。珍娜現在管理一大組會計人員，瑞可則開了家小顧問公司。

他們的發展固然不錯，堪稱是對適應力強、能夠相互扶持的模範夫妻，但是夫婦兩人都很怕他們就要失去掌控生活的能力。這種恐懼已經是他們工作史的一部分了。

以瑞可的例子來說，他會害怕缺乏掌控力並不難理解：這牽涉到時間管理。當瑞可告訴同輩要開自己的顧問公司時，大部分人都贊成；顧問似乎是邁向獨立之路。但是籌備期間他發現自己一頭栽入瑣碎不已的工作，例如自己要動手影印，以前影印對他是理所當然的；還有沒完沒了的接洽連絡工作，每通電話都要接，每個稍有認識的人都不能放過。為了找案子做，他淪為別人行事曆的奴，而這些人並沒有義務理睬他。像很多顧問一樣，他希望根據合約上所擬定的工作內容來做，但他說這些合約多半是純屬虛構。身為顧問往往得回應付費者一時興起的種種念頭；瑞可扮演的角色並不固定，他不能說：「我做的就是這些，我負責的就是這些。」

珍娜缺乏控制的情況比較微妙。她現在管理的這一小群會計人員，可以分為在家工作的、一般待在辦公室的、以及遠在千里之外以電腦和她相連的低層文書。她現在就職的公司是以嚴格條規、電話監控和電子郵件來約束在家工作的會計人員；至於千里外的文書，她無法實際做面對面的判斷，必須根據正式指導手冊行事。這種看起來似乎比較彈性的安排並沒有少一點官僚氣；不過，比起以往她督導一群一直在同個辦公室工作的員工來說，她自己下的決定的確比較沒那麼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