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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改革受阻
第二章 改革受阻
創設長期信用銀行體系的所有主要原因，確實已經消失了但是我們擁有財力，應該可以用來協助日本經濟。──長期信用銀行總經理酒井守（一九八五年）
一九七○年代末期，大野木調回東京，擔任國際部總經理，接著很快又調到企劃部門。這是一項殊榮，因為在日本企業中，企劃部門通常最有權勢。有些同事開始既讚美又嫉妒地說：「年輕的大野木似乎要爬往最高層！」日本的社會認為和諧和共識是最高美德，卻不能消除人性中喜歡說閒話、生氣和競爭的特性。
大野木心裡也非全然毫無掙扎。其實私底下，他對長期信用銀行的狀況感到不安。當他回到總行後不久，經營階層就要他提出一份新的備忘錄，說明長期信用銀行國際部門業務的正確策略。從某方面來說，這家銀行似乎從沒這麼強大過：手頭抱滿現金、顧客爭相購買該行的公司債、貸款升到創紀錄的高峰、利息收入穩定上升。日本經濟也蓬勃發展，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年間，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增加三倍以上，從三千六百美元提高到一萬一千五百美元，創下經濟史上最快的成長紀錄。日本看來似乎只花十年時間，就從一九九○年印度的經濟水準，躍升到一九九○年南韓的水準。
更妙的是，一九七○年代的日本經濟持續成長，只不過成長速度略為放慢。到了一九七○年代末，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已經達到美國的六六％，相形之下，一九五五年的美國只有二一％。日本開始渴望美國式的生活水準，家家處處是閃閃發亮的新電視機、冰箱和錄音機。長期信用銀行的產業客戶變成企業巨人，它們以驚人的速度生產，再把產品賣到世界各國。豐田小小的「大眾車」，就是靠長期信用銀行的支持而生產出來的，現在看來已經落伍又不值錢。豐田不但用美國的機械為日本人生產汽車，也開始青出於藍，把車子賣到美國。
四個半塌塌米大
但是對於長期信用銀行來說，這種成就也包含了危險因素。在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日本的銀行放款每年大約激增一一％，比經濟成長率略高。然而，這種趨勢不可能維持下去，尤其到了一九七○年代末，豐田之類的公司賺到極多的利潤，因此手頭有很多現金，不必再向銀行借那麼多錢。日本企業也變得很強大，它們第一次有能力考慮在國際資本市場籌資，而在財務上，它們也不再需要靠舊式封閉的池田體系餵養。
同時，支持這種體系的內部機制開始崩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之間，資金成本一向由官方制定嚴格的計畫，以便小心地控制，而不是由市場來決定。這種制度的基礎是日本銀行（央行）的重貼現率。一般銀行根據基本放款利率放款，基本放款利率定得很精確，一定比日本銀行的利率高出一截。長期信用銀行對一般銀行與地區銀行銷售公司債時，不管有多少顧客要買，利率總是比長期基本放款利率高出九十個基點，而存款利率總是比放款利率略低。這種模式極為精確，銀行員經常稱之為「四個半塌塌米大」的體系（指四疊半大的家；在日式房子裡，房間的大小不同，但是都不小於四個半塌塌米）。這種比喻表示存放款之間的利差很小，尤其塌塌米的規格總是一定的，而且精確地排在地板上。
這種體系靠著強烈的封閉性和嚴格的管制，像調校精準的引擎一樣，相當順利地運作著。利率由政治決定，不是由供需法則決定，確保銀行的任何放款都有利差。
但是大野木心想：如果放款不再成長，或是資金成本不再固定呢？
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採取初步行動，創立了債券市場。大藏省從一九七五年開始發行公債，融通國家赤字，並允許次級市場的利率浮動，由投資人的需求決定。到了一九七○年代末，政府對於金融市場的管理更為順手，開始允許更多日本企業發行債券，而且撤消更多的利率管制。突然間，資金成本體系中的一部分不再固定，金融體系出現一種微小的不協調因素，就像機器裡出現一粒沙子一樣。銀行界發現，塌塌米的界線已經移動了。雖然這種「自由市場」的因素仍然很小，卻可能威脅整個制度的平衡，侵害銀行的利差。更糟糕的是，如果企業可以發行公司債，以便滿足長期資金需求，就不再需要傳統銀行，而長期信用銀行和另兩家同性質的銀行，也顯得有些多餘了。大野木開始告訴一些朋友說：「你曉得嗎？我認為我們的銀行是以相當人為的方式創造出來的，我真的不知道還能延續多久。」
日本式的英國商人銀行
大野木從沒料到有一天，廢除長期信用銀行也可能變得滿合理的。日本人認為銀行和官僚機構一樣神聖不可侵犯；要是讓一家機構自動死亡，或是讓自由市場的競爭消滅了一家機構，將會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於是大野木開始尋找國外的新觀念，研究長期信用銀行如何改變本身的角色。他在倫敦工作時，看到企業經常發行債券籌募資金，並不只是向銀行貸款而已。商人銀行通常會主辦債券的發行，也交易這些債券，他年輕時實習的漢華商人銀行就是如此。大野木還特別注意到，這些銀行以往並不從事債券業務。幾十年前，他們就像長期信用銀行一樣，提供貸款給英國的工商業。但是隨著市場發展，加上英國經濟日趨成熟，商人銀行亦跟著轉型和改變，變成追隨客戶的腳步開發新利基，然後逐漸從傳統的貸放業務，跨進金融市場；顯然長期信用銀行也應該這樣做，而且大野木認為，日本所有的銀行都應該放棄由國家保護的貸放業務，然後從事以市場為基礎的銀行業務。
戰後三十年裡，池田金融體系運作得很順利，但是現在日本已經茁壯，超越了這種發展模式；如今銀行需要向前進、適應經濟狀況、踏入資本市場。大野木對同事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像商人銀行一樣，變成日本式的英國商人銀行！」
不只是大野木想改變，很多年輕的行員──尤其在海外工作過的人，也看出日本已經超越舊的池田體系。大野木後來回憶說：「每個人都知道，企業融資出現結構性的變化，從利用銀行長期貸款，改為利用資本市場。」龐大的日本興業銀行內部也出現類似的呼聲。興業銀行自認是長期信用銀行體系的老大哥，因為在三家長期信用銀行中，興業銀行的規模最大、也最有名。雖然沒人大聲疾呼說：長期信用銀行出了問題，但是就像幾千、幾萬顆水霧綿密形成雲層一樣，長期信用銀行從上到下逐漸形成這種共識。
因此，一九八○年代初，長期信用銀行設法改變企業策略，開始像明治時代的政府一樣派遣年輕行員，到國外研究歐美銀行轉型成現今型式的過程。大野木喜歡英國商人銀行的模式，其他年輕同事則主張研究美國的範例。摩根信託銀行（J.
P. Morgan）的例子尤其受到注目，因為摩根銀行不僅具有商業銀行的背景，同時跟政府的關係密切，然後設法轉型成投資銀行；信孚銀行（Bankers Trust）是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因為信孚銀行創立時，專門從事保管業務，後來卻變成衍生性金融商品和其他資本市場產品的主力銀行。
長期信用銀行受到上述研究的刺激，開始踏進資本市場、交易債券，或提供結構性融資。大藏省不准銀行在國內從事債券或證券業務，對國外卻少有限制。因此長期信用銀行擬定計畫，準備創設一個小型的「商業銀行部門」，負責發展新債券交易、顧問服務和結構性金融等新業務，也開始模仿華爾街的換匯業務。換匯是由所羅門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和信孚銀行之流的企業發展出來的，若要承作換匯之類的業務，在策略性思考和日常管理觀念方面，需要極為驚人的躍進。長期信用銀行的行員在成長過程中，不僅熟悉根據精確方式決定資金成本的觀念，同時國內業務也根據這種觀念來推動。然而，換匯業務的基本觀念卻是讓資金成本完全流動、完全視投資人的需要而定。
很難想像如長期信用銀行的行員，因為之前沒有這種相關經驗，如何調和這兩種不同的制度？但是，負責交易的行員避開從經驗中學到的這些矛盾，認真學習此類業務。他們認為，如果豐田和日本其他製造商能夠模仿美國的科技，將之有效地移植到日本，然後在美國人精通的遊戲中，挑戰美國人，那麼日本銀行員在美國人開創的金融遊戲中，應該也能夠挑戰同樣的遊戲。
從事交易只是開端。到了一九八四年，長期信用銀行準備推動歷來最重大的改革，經營階層決定提出新的戰略規劃，任命年輕的水上馬利歐主持。
水上只比大野木大兩歲，兩人很熟，都愛打網球；兩人的媽媽從大學起就熟識，但是他們也只有這些地方相似。水上與眾不同，事實上，他的個性跟日本多數的銀行員截然不同，可說是日本人當中少見的獨行俠；說得更精確一點，他無法接受共識這種觀念。
水上把這種特質歸咎於童年生活。他出身於相當富有的家庭，家人在一九三○年代離開日本，移民到拉丁美洲，卻沒停留多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就回到日本。不過水上是在巴西出生的，他的父母親富有先驅精神，決定不用漢字為兒子命名，而是替他取了葡萄牙文的名字──馬利歐。
這點總是使他很突出。日本人是用漢字命名的，馬利歐卻不是傳統的名字，自然沒有相符的漢字。他雖然還是以漢字把馬利歐拼出來，日本人看了卻覺得很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水上還是小男孩時，就被迫從東京疏散出去，獨自一個人跟陌生人住在一起，這使得他的疏離感和反抗意識更為強烈。
雖然具有這些不利因素，水上卻很聰明，家裡的富有又可送他上最著名的高中和東京大學。他在一九五六年進入長期信用銀行後，靠著天資聰明與野心勃勃，很快就往上晉升，更何況還有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初、鐵腕統治長期信用銀行的杉浦敏介的照顧。巧的是，杉浦和水上念東京同一所中學，只是時間隔了幾十年，這種關係在日本的企業界極為重要。杉浦在水上的身上，彷彿看到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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