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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決定採取行動
一月十日下午，我們三人跟另外一些人，包括接替我出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的泰森（Laura D崒ndrea Tyson），在等待我的同意文書送到之前，召開最後一次會議，確認我們向總統提出的建議案。桑默斯和我都同意葛林史班的看法，認定我們應該拿出鉅額的資金，金額要遠超過我們認為需要的額度。在這方面，我們借用鮑爾（Colin
Powell）軍事干預主義的推論，鮑爾主義在波斯灣戰爭期間變得十分著名，主張美國只應在本身利益受到威脅時，才進行干預，而且必須以壓倒性的力量干預。
當然沒有人確定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克服墨西哥問題。標準之一是墨西哥美元公債的發行餘額，當時大約是三百億美元。連這樣恐怕都不夠，因為還得考慮政府的其他債務、墨西哥銀行的外債，以及墨西哥人把披索換成美元造成的「資金外逃」金額。我們知道國際貨幣基金也將提供大筆資金，便建議美國提供二百五十億美元的貸款保證──貸款保證跟貸款一樣，對美國政府具有同樣的風險，卻有一些技術上的好處。
在墨西哥的情況中，需要多少錢，沒有「正確的答案」或公式，因為恢復信心是心理問題，每種狀況都不同。在墨西哥的狀況中，市場參與者關注的焦點是墨西哥美元公債，我們決定提供超出墨西哥實際需要的資金。財力像龐大的軍火一樣，可以對市場造成重大的心理影響。如果投資人相信政府具有充足的財力，可以站定腳跟，現有的改革就可以解決根本問題，資金外流便會停止。
我們得知同意文件送達後，桑默斯和我收拾筆記，匆匆趕往白宮，可以說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要求總統做最困難的決定。九週前，柯林頓剛遭遇嚴重的政治打擊，民主黨四十年來首次失去國會兩院的主導權，金瑞奇（Newt
Gingrich）和他的「與美國有約」（Contract with America）占據了每一本雜誌的封面。柯林頓總統正努力重建政治上的地位，我們卻在一月十日到他的辦公室，請他做一個可能不受歡迎、具有政治風險、也有實際失敗風險、只以政策利益為基礎的決定。
柯林頓像平常一樣，很快就進入狀況。他問桑默斯和我一些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有沒有造成嚴重後果的實際風險？我們說有。其次，總統想知道，我們的計畫是否有相當的機會，可以預防這些後果？我回答我們不能保證成功，但機會相當大。最後，總統問如果救不起來，我們可能損失多少錢？桑默斯解釋，我們每次大約撥出三十億美元的貸款保證，如果這帖藥不靈，我們應該可以停損，使損失低於整個計畫所需的二百五十億美元。
柯林頓聽了我們的分析，了解狀況的嚴重性後，毫不遲疑地表示他必須承擔其中的政治風險。他說：「美國人民把我們送進白宮，就是要我們做這些事情。」我也記得柯林頓說過，如果他不幫忙墨西哥，夜裡他會睡不著覺。每次我聽到別人批評柯林頓猶豫不決，或是根據政治狀況而不是根據政策進行決定時，我經常會想起那天晚上，並且用那個晚上的例子為反駁。他決定協助墨西哥，在政治上毫無所獲，而且在他的政治資本嚴重流失的時候，還要冒很多的風險。
討論結束後，柯林頓走到他的辦公桌前，拿起電話要求跟國會兩黨領袖通話。幾個小時內，參議員杜爾（Bob Dole）和達西爾（Tom Daschle）、眾議員金瑞奇與蓋哈特（Richard
Gephardt），全都承諾支持他提出的緊急貸款保證要求。隔天，桑默斯和我到國會山莊拜訪他們四位，爭取進一步的支持。開始時，連新任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在白水案（Whitewater）嚴格調查柯林頓的達瑪托（Alfonse
D崒mato）都表示支持，還說我們拿出來的錢應該比二百五十億美元還多，讓金融市場認為無法「壓倒」我們。有了這種鼓勵，我們把提議金額增加到四百億美元，方案的重點之一是要求墨西哥也承諾推動各種經濟改革，保證用石油出口收入償債。
反對聲浪四起
雖然國會領袖這麼支持，桑默斯和我到國會山莊說明這個計畫時，卻碰到一面倒的反對。一月十三日，我們跟一百多位兩黨議員會面，第一次體會欲促使國會採取行動，真是難上加難。很多議員要求我們承諾，不能危害到美國納稅人的錢。有些問題很有道理，卻很難回答。參議員李伯曼（Joseph
Lieberman）一再質問我們，為什麼日本和歐洲不跟我們一起承擔風險？我回答說，我們的盟邦透過國際貨幣基金出錢。比較圓滑的回答應該是：我相信我們的盟邦應該會透過雙邊的方式出錢，因為墨西哥危機和可能的連鎖反應應該也會影響他們。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原因可能是他們認為墨西哥是我們的問題；不過他們的判斷也跟我們不同，不認為墨西哥崩潰會造成全球危機。總之，這一切都不能改變一個基本事實──我們必須採取符合我們利益的行動。後來，桑默斯和我對媒體與政界發動閃電攻勢，說明我們的目標，我所打的電話當中，其中包括新當選德州州長的小布希（George
W. Bush），他表示支持我們的行動。像很多邊界州的政客一樣，他直覺就了解其中涉及的重大利益，在公開場合也一直堅決支持我們的目標與行動。
直到現在，我仍然不完全了解何以國會相當反對這個方案。從某方面來說，國會的意見只是反映輿論，仇外心理可以解釋其中一部分的反對，但是很多人根本認為我們沒有必要採取這種行動，拿納稅人的錢去冒險。或許我們可以更妥善地宣揚自己的目標，但是這種情況很可能太新奇、太複雜，不容易迅速了解。一九九五年之時，很多人根本不能了解窮國總體經濟的管理錯誤，可能影響世界最大經濟體。幾年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很多人仍然如此。對大部分的美國人來說，全球經濟仍然是抽象的東西，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毫無意義。
我們在國會遭遇到反對，似乎也代表了與其他議題錯綜複雜的關係。很多民主黨議員違背有組織勞工的支持，投票贊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反對者現在嘲笑他們──看吧，我們早就告訴你們了。在共和黨方面，有些新進議員的活動能力強，急著跟總統對抗，懷疑國際接觸的行動。為什麼要幫助一個把毒品和非法移民送到美國的國家，同時還讓華爾街受惠？我設法說明我們的目標不是為了墨西哥或華爾街的好，而是為了美國的好，墨西哥倒債會使他們關心的很多問題惡化，但是我的說法沒有得到什麼認同。
參眾兩院有些議員，如參議員杜德（Chris Dodd）、沙班尼斯（Paul Sarbanes）與班奈特（Robert Bennett）了解這些問題，在很多重要時刻幫助我們。但是大多數樂意支持的議員，他們提出的條件不是在政治上不可行，就是跟恢復穩定無關，或者根本無法跟墨西哥磋商。例如有些民主黨人堅持實施新的勞工標準，保護墨西哥工人。態度配合又具國際觀的共和黨籍眾院銀行委員會主席李奇（Jim
Leach）支持我們的建議，樂意接受一些民主黨議員的要求，作為通過方案的代價，卻觸怒了同僚。他們不能了解為什麼共和黨控制了國會，還要聽民主黨議員的號令？有些人表示不會支持含有勞工標準的任何拯救方案。這種錯綜複雜的衝突，顯示未來在包括貿易自由化的全球化問題中，會有激烈的爭鬥。此外，支持自由貿易的勢力就不夠大，若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方案，每個人都希望保護自己的特殊利益。
隨著反對聲浪提高，一開始同意支持我們的國會領袖變得比較擔心，沒有遊說抱持懷疑態度的同僚，反而減少了遊說活動，連一些堅定的支持者似乎都擔心是否表現太過熱心。一位著名的支持者不斷致函給我們，提起他對我們建議案所關切的事情。我後來才知道他想留下書面證據，以便在我們的方案失敗時，表明他曾經支持過我們。但是對（共和黨籍的）葛林史班而言，共和黨議員的反應更是不好。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件危機
新任眾議院議長金瑞奇是充分了解問題嚴重性的人，他很擔心民粹主義者反對拯救計畫，因此要求葛林史班替他打電話給林保（Bush Limbaugh）。葛林史班打完電話後，桑默斯和我到國會山莊，第一次跟他見面。金瑞奇確實了解問題，我們的會面快要結束時，他說墨西哥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件危機」。
金瑞奇可能不是第一個這樣說的人，國際貨幣基金的康德蘇說明這個危機時，也用同樣的說法，但是金瑞奇有效掌握了我們所面臨的實際狀況。這次墨西哥危機的很多特點在以前的事件中都出現過，例如一九八二年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當時跟一九九五年一樣，墨西哥政府的外匯存底幾乎已經用光。一九八二年時，墨西哥倒債引發經濟衰退，波及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國家，也波及其他地方，前幾年大舉貸款給開發中國家的銀行急速撤退，使多個國家接二連三倒債。這次我們不希望墨西哥問題促成另一次全球債務危機，但是過去十多年來，世界已經大大地改變，使得這次危機變得很難解決，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變得更危險、更難以阻止。國際金融體系的規模、複雜性與速度已經成長，因此先進與開發中國家緊密結合的程度，升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峰。簡單的說，金融弊病在開發中國家蔓延的可能性似乎大多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健全與否，對美國經濟有更為複雜的影響。
最明顯的變化是我們跟開發中國家的國際貿易成長，很多人不知道這些國家購買美國出口的四○％，因此，千百萬美國人的就業依靠開發中國家消費者購買美國產品的能力。資本流動增加得更厲害，不只涉及銀行，也牽扯到投資銀行、校產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透過這些機構，散戶在開發中國家也擁有資產。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二年裡，民間資金流到新興市場的金額增加六倍以上，從二百四十億美元，增加到一千四百八十億美元。一九八二年發生危機時，我在高盛公司服務，對這件事只有初步的了解；到了一九九五年，墨西哥危機在整個金融體系中成為重大事件。
一九九五年之時，全球金融遠比一九八二年複雜多了，新興市場債務從銀行貸款變成廣泛持有的證券。一九八○年代的債務危機，讓美國和他國政府花了相當的精神，促使商業銀行跟墨西哥及其他債務國，重新談判壞帳問題，這樣做跟銀行與艱困貸款客戶經常舉行的「紓困」會議沒有兩樣，只是規模較大。一九九五年處理墨西哥問題時，有人建議我們再度「協調」銀行，但是銀行根本不是唯一的債權人。這段期間裡，市場發展出種類繁多的債務工具與衍生性金融商品。墨西哥的債務相當分散，世界各地的投資機構與散戶持有無記名債券，難以找出所有人。此外，基金經理持有墨西哥企業的股票，在一九八○年代初期，這種持股還很少。
因為金融體系有很多參與者，很多大型投資銀行都持有很多新興市場證券，墨西哥金融危機蔓延的範圍可能非常廣遠，而且變得難以預測，可能產生威力很強大的震波。在一個新興市場面臨龐大交易損失的人，可能突然認定其他新興市場風險似乎升高，出脫所有證券部位，即使這些國家顯然像墨西哥與波蘭一樣，兩者毫不相關。公司也可能必須籌募資金以彌補初期的虧損，強迫賣出其他部位，大規模賣壓可能在其他開發中市場出現，甚至對工業國家的市場造成壓力。
最後一個變化是市場反應極度加速。一九八○年代的大部分期間，新興市場國債流動性很低，只透過私下交易換手，價差很大。一九九五年，高度流動的資金透過光纖電纜以光速移動，交易者桌上有很多終端機，隨時都有所有價格的完整資訊，隨時可以交易。結果一個地方的市場狀況可能立刻影響另一個地方，危機擴大的速度遠比以前來得快。
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墨西哥危機跟所有人經歷過的事件截然不同，也使金瑞奇的話讓人印象深刻。幾乎危機一爆發，我就開始收到報告，指出遠離墨西哥市的市場，例如華沙與曼谷，都出現信心喪失的情形。墨西哥流動性危機跟東歐的金融市場間，在經濟上沒有合理的關係，但是市場心理就是這樣，前一天還十分安心的投資人可能迅速改變，變成潰散的烏合之眾。在片刻之內就必須反應的世界裡，反應而不思考的傾向不見得不合理，在奪門逃命的狀況中，不是每個人都逃得了命，但是速度可以救人一命。
當我說明這種情況時，發現自己進退兩難。一方面，我必須強調其中的危險，以便鼓勵不願意支持的議員和大眾，支持我們的拯救方案；另一方面，坦白談論可能發生的情況，或許會引發我們最希望避免的反應，明白提到我們最怕危機波及全球，反而可能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當時有些人指出，我在應付國會方面，沒有前任財長班森（Lloyd
Bentson）的經驗。沒錯，但這不是我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放棄我們最有利的工具，也就是恐懼。在安心和恐慌的兩難間，安然通過的唯一方法是非常、非常小心地選擇用字，讓關切降低，而且刻意運用模糊性。
一月二十五日，葛林史班、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和我在眾院銀行委員會作證，整個過程中充滿敵意，我必須回答我們假藉幫助鄰邦，實際上卻拯救華爾街和大型投資銀行的指控。佛蒙特州參議員商德斯（Bernie
Sanders）說我應該去找我的﹁華爾街朋友﹂，﹁告訴他們承擔風險，不要叫美國納稅人承擔。」我設法解釋，我們不會花納稅人半毛錢來拯救投資人。我一再地重申，我們建議援助墨西哥是基於國家的利益。其中的數字總是很難計算，但是我們大致估計，墨西哥危機延長對美國產生的成本可能是影響七十萬人的就業，非法移民增加三○％。
隔週裴洛（Ross Perot）在參院作證，得到的待遇卻好多了，但他以為自己是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墳墓上慶祝。參院銀行委員會主席達瑪托從支持變為反對。大約在這個時候，白宮十分能幹的國會聯絡人葛里芬（Pat
Griffin）在幕僚長辦公室的會議中，對於我陷總統於不義表示不滿。他覺得決定援助墨西哥時，沒有適度注意政治風險，使柯林頓總統陷在站不住腳的立場中。我告訴他，總統了解其中的政治風險，決定承擔。市場了解國會反對我們建議案的回應後，進一步走弱，不只是墨西哥市場如此，阿根廷、巴西和其他通常同進退的新興市場國家也一樣，遠在亞洲和東歐的新興市場國家再度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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