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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全新修訂校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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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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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經濟貿易
叢書系列:NEXT
作者:拉娜‧福洛荷
       Rana Foroohar
譯者:林麗雪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07月07日
定價:520 元
售價:41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88頁
ISBN:978957137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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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內文摘錄

這絕對不是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會做的事。

二○一三年春天,賈伯斯在蘋果(Apple Inc.)的執行長接班人提姆‧庫克(Tim Cook)決定,公司要借一百七十億美元的債務。是的,借貸。即使蘋果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企業,而且到目前為止已經銷售超過十億個科技裝置,銀行裡已經有一千四百五十億美元的存款,每個月還不斷流進三十億美元的獲利。

所以,為什麼要借錢?很明顯地,並不是因為公司資金短缺,或無法動用現金,而是因為蘋果的財務主管決定,借貸是取得資金更好、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不管一般貸款的成本有多少,由於有一種只對績優公司發行的低利率債券,蘋果就能因此大幅節省成本。更棒的是,蘋果不必真的動用它的銀行帳戶,它不像我們,帳戶就開在街口某個銀行,而是散布在全球各個不同地點,包括境外的金融機構(公司對這些細節很保密)。如果這些資金回流到美國,蘋果就得為這筆錢付出很高的稅率,雖然一家正宗的美國公司逃避大筆稅金不太好看,但這的確是它一直細心規劃在避免的事。

因此蘋果借了一百七十億美元。

這絕對不是賈伯斯的行事風格。賈伯斯專注在不斷創造讓人無法抗拒並能改變生活的產品,並且對產品成功之後,錢就會跟著進來深具信心。相較之下,庫克密切關注的是資金,對資金的操控手法也越來越複雜。為什麼呢?部分原因是自從二○一一年賈伯斯過世後,即使公司仍然銷售出數量驚人的產品,但蘋果已經開發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科技。有時候,這件事會讓股價受挫,也讓人擔心公司未來的長期發展。當然,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當一家公司更聚焦在財務工程而不是實質工程時,就會更相信這是必須繼續做下去的事。但現在,蘋果有的就是現金。

那麼,是什麼原因需要這一百七十億美元?原來,蘋果不是要用這筆錢來蓋新的工廠,或開發新的生產線,而是拿這筆資金來回購股票、豐厚股利,以收買投資人,這樣做可以刺激公司低迷的股價。而且至少在短期內,這個策略的確奏效。股價一上揚,就能為同意這種操作手法的董事會成員,以及公司的股東們產出數億美元的紙上財富,而庫克本人也是公司最大的股東之一。這對他們來說很棒,但並沒有為蘋果帶來光采。對沖基金經理人戴維‧安霍恩(David Einhorn)長久以來一直在抱怨,這家公司的儲備現金,股東分得還不夠,他不經意地說出,蘋果也應該把和製造創新產品「相同水準的創意」應用在資產負債表上。對他和美國現在企業界的很多人來說,這種創意和另一個創意,都是一樣好。

但我在本書有不同的論點。

蘋果大概是世界上最廣為人知的公司,當然也是最受喜愛的公司之一,現在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思考,要如何從財務工程而不是傳統工程來賺錢,這告訴我們,美國最大企業的優先要務已經徹底翻轉,更別提鼓勵這一切行為的稅務制度背後的政治因素。這個小插曲也清楚說明,很多美國最大型的企業已經背離自己顧客的需求和欲望,以及整體國民的情感和理智。

因為沒有犯錯,蘋果也不構成違法行為。因此,蘋果回購股票和發放股利,已經成為稀鬆平常的事。這個策略讓公司的高階主管和最大股東變得更富有,但長期下來經常扼殺了創新的能量,也削減了創造就業的機會,並慢慢侵蝕了它的競爭地位。從二○○五年到二○一四年之間,標準普爾五百指數(S&P 500)的五百家公司,在這類支出總共花了超過六兆美元的金額,即使他們裁減工作又減少投資,依然刺激了股價與市場。像蘋果這樣的企業金庫滿溢,因此美國頂尖公司今年分給股東的現金,很可能會創下新高。

但在同一時期,我們的經濟卻在「復甦」之路上步履蹣跚,簡直是兩個世界。薪資停止成長,就業領域成長最快的前十種類別當中,有六種時薪是十五美元,而且勞動參與率是一九七○年代晚期以來的最低值。在過去,美國企業的財富增加,一般美國民眾的財富也會跟著增加,但現在,這種關係卻被什麼東西打斷了。

這個什麼東西就是華爾街。就在蘋果宣布將用一百七十億美元回報投資人的幾個星期後,鯊魚開始環伺。企業狙擊手(按:指惡意收購)卡爾‧伊坎(Carl Icahn)是在門口守候的原始野蠻人之一。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之間,遭受他襲擊的公司包括環球航空(TWA)和納貝斯克公司(RJR Nabisco)。伊坎開始火速收購蘋果股票,並要求庫克花更多錢回購股票。每次他一要求,蘋果股價就跟著攀升。到了二○一五年五月,伊坎的股權暴增了三三○%,超過六百五十億美元。而且蘋果也宣布,到二○一七年三月為止,總計將花兩千億美元在發放股利和回購股票上。同時,這家公司的研發支出占銷售金額的百分比,從二○○一年開始就持續下滑,現在更是下滑到有史以來的更低點。這好比食用大量的糖分後所造成的興奮感,所有人都在猜,這對蘋果長期的未來意味著什麼。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美國的生意已經不再是商業了,而是金融業。今天,從「維權股東」(activist investors)到投資銀行,從管理顧問到資產經理人,從高頻交易商(high-frequency traders)到保險公司,是金融家在對美國企業發號施令,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在金融市場創造財富已經變成目的,而不是把金融市場當成工具,以達成共享經濟繁榮的目的。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更糟的是,金融思維已經在美國企業根深蒂固,即使最大和最有前景的公司也開始運作得像銀行。舉例來說,蘋果開始和金融機構一樣,用大筆多餘的現金購買企業債券。二○一五年彭博新聞(Bloomberg)的頭版標題為:「蘋果是新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庫克是新的債券之王。」由於蘋果和其他科技公司持有那麼多的現金,現在他們與投資銀行一樣,鎖定新公司發行的公司債券,就不令人意外了(看來蘋果發行自己的信用卡,似乎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在本質上,他們的運作就像銀行,但卻不像銀行一樣受到監管。如果科技大廠在某個時間決定拋售這些債券,市場就會受到影響,這個問題已經引起金融研究局(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專家的關注,這個組織是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財政部為了監測金融市場的穩定性而成立的。

不單單是科技大廠在效法金融業,航空公司在石油價格的避險交易上,經常比販售機位賺取更多利益,雖然下錯賭注可能造成百萬美元以上的損失。美國最早的創新家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所創辦的公司,子公司奇異資本(GE Capital),直到最近,也已經變成像美國國際集團(AIG)一樣,屬於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由於它所造成的風險,奇異現在已經把它賣掉)。財富五百大(Fortune 500)的企業專注在複雜的打地鼠計畫,為了逃避在美國支付稅金,以及其他要收稅的國家,把現金存在各個境外銀行。但是避稅,或甚至是像大藥廠輝瑞(Pfizer)這類公司所做的「稅負倒置」(tax inversions)策略——這些公司享用了各種政府支持的好處(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和科技、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卻逃避分攤國家稅收——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現在的美國企業只要搬動現金,就能比以前賺到更多錢。光是從單純的金融活動,像是交易、對沖買賣、稅負優化和銷售金融服務,就能產生比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差不多五倍的收入。

我們現在似乎都是銀行家了。

這是一個事實,而且是我們經濟運作方式的核心,只是這個運作方式並不管用。二○○八年金融危機至今過了八年,我們終於邁向復甦,但這是戰後時期以來最漫長、最疲弱的復甦。原因是什麼?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經無法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只對其本身產生功用,前面所說的、本書將出現的其他故事,以及佐證的大量數據,將一一說明這些原因。我們的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生病,整體性的問題,包括比平均值更慢的成長率、收入更不平等、薪資停滯、更加脆弱的市場,另外,還有許多人無力負擔如住宅、退休和教育等中產階級的基本需求,在我們整個經濟中,事實上是整個社會中,都普遍感受得到。
    
問題診斷

我們的經濟疾病有個名稱: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這個名詞意味華爾街和它的思維趨勢已經駕馭美國,不僅滲透到金融業,也包括美國的各行各業。這種非常重視短期又高風險的想法,在二○○八年幾乎翻覆了全球經濟,現在還拉大了貧富差距,阻礙了經濟成長,並威脅到美國夢的未來。美國的金融化包含從金融業的規模與業務範圍的成長、經濟體系中金融活動增加,到為了投機交易而不是生產而借貸的行為增加,還有股東價值在企業治理模式當中具有支配地位,在公私部門盛行著高風險而自私的思維,金融家和因金融活動致富的執行長的政治權力擴張,以及「市場知道怎麼做最好」的意識形態,即使已經造成了七十五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卻依然當道。這個轉變甚至影響了我們的語言、公民生活,以及我們彼此建立關係的方式。我們談人力或社會「資本」,並且從教育、重要的基礎建設到刑期,把一切有價證券化。這是我們快速形成「投資組合社會」(portfolio society)的一種標記。

前面描述蘋果公司卡夫卡式的故事,只是很多隨著金融化而出現的反常結果之一。金融化是學界用來描述我們本末倒置的經濟體制,一個不太可靠卻又非常貼切的字眼。在這種本末倒置的經濟體制中,生產者——我在本書使用這個名詞來描述創造實體經濟成長的人、公司和想法——已經成為掠奪者的僕人,那些人利用失能的市場制度,主要是增加自己而不是整個社會的財富。掠奪者包含許多(當然不是全部)金融家和金融機構,還有在公私部門被誤導的領導者,包括為數眾多的執行長、政治人物和監管人員,他們似乎不了解金融化是如何侵蝕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甚至是我們的民主。

當然,解決金融化的第一步是要先了解它,這個非常複雜和廣泛的現象是從銀行業開始,但絕對不只發生在金融業。金融業在經濟中的傳統角色,也是我們的成長所依賴的角色,是將家庭存款轉而用於投資。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這個重要的連結。今天的金融業大部分致力於鍊金術,他們核發大量的貸款,將金錢輸送到金融體系的不同部門,而不是投資在平民街。前英國銀行業監管者、金融穩定專家,以及現任新經濟思維學會(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主席阿代爾‧特納(Adair Turner),在近作《債務和魔鬼》(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一書中詳細說明這個現象:「這個趨勢在不同國家有些微差異,但是大方向是清楚的:在先進的經濟體中,特別是美國和英國,資本市場和銀行業對新興投資的資助正在減少。在這體系中的大部分金錢是用來對現有資產進行借貸活動。」簡單來說,特納要說的是,金融業沒有資助創造工作和提高薪資的新想法和計畫,卻轉而專注在把現有資產證券化(例如住宅、股票、債券等),將它們轉換成可以交易的產品,可以結合,然後分割,而且銷售的次數越多越好,這就是他們在二○○八年事件爆發前一直在做的事。特納估計,現在只有一五%的融資流量投入到實體的經濟計畫,其餘都留在金融體系內,使得金融家、企業大亨和最富裕的少數頂層人口變得更富有,他們在美國,甚至在全世界,擁有絕大部分的金融資產。

金融業未受管制的影響,是在數十年來已經以各種方式呈現的現象,為什麼現在會有急迫性呢?一個原因是,即使從二○○八年以來,政府已經在貨幣和財政刺激方案支付了數兆美元,但我們仍處於二次大戰戰後時期以來,一次最漫長、最疲弱的經濟復甦,這表示,我們的經濟模式已經崩壞。藉由低利率、更多的消費信用貸款、提供企業債務融資延後繳稅,以及讓我們感覺比實際更有錢的資產泡沫,直到泡沫破滅,我們貢獻給表面成長的能力,已經沒戲唱了。我們需要的不是金融帶來的虛擬成長,而是帶給平民街實質與永續的成長。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了解的主要問題其實很簡單:為什麼只占經濟產值的七%,以及只創造四%工作機會的金融業,在美國房地產鼎盛時期,卻能在所有企業獲利中占了將近三分之一,比二十五年前的占比增加了一○%?為什麼這個曾經為了幫助企業成長的行業,現在變成了阻礙?這是本書努力要回答的問題,特別是檢視金融業的崛起如何導致美國企業的衰敗,把這兩者拿來比對是一個很少被拿來探討的主題。伴隨金融化而來的很多反常趨勢,例如貧富差距拉大、薪資停滯、金融市場脆弱不堪,以及經濟的龜步成長,經常(理所當然地)被以社會的術語和高度政治化的方式探討,例如一%對比九九%的兩極化討論,以及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對比揮霍的消費者和貪婪的投資人。事實上,在二○一二年美國選舉期間,保守政客用生產者和掠奪者這兩個名詞來詆毀半數的美國人(我希望藉由重新定義這兩個名詞,本書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修正這個問題)。

這一切都是故事的一部分,但針對金融體系為什麼變成支配而不是刺激實體經濟,這個你我實際生活與工作其中的實體經濟,以上沒有一個說法可以掌握到問題的全貌。經由檢視失能的金融體系對企業本身的影響,這也是我二十三年來擔任記者期間採訪的領域,針對這個問題,我除了短評,也有實質的分析,也會清楚說明金融化趨勢如何傷害我們經濟的真正核心,並因此危及我們所有人的繁榮機會。

這是一本以美國大眾為對象的書,關於過去幾年經濟上發生的事(更別提過去數十年來),以及緊跟著二○○八年的危機之後,很多已經承諾我們的金融條例卻未能通過,他們需要得到一個完整與可以理解的解釋。但是本書也以政策制定者為對象,特別是明年即將取得政權的政府,他們仍然有機會改正我們的體系,這是在後金融危機時期早已錯過的機會。必須把握這個罕有的良機,如同我將在本書探討的,過去幾十年下來,我們的金融機器已經被它本身的重量壓垮很多次,但我們的制度卻沒有任何改變、展望未來,再次崩盤並拖累所有人,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金融業的命脈

在本質上,我們的體制變成以金融為目的,而不是協助平民街的幫手,而且因為金融服務業裡的很多改變而越演越烈。其中的一個改變是貸款減少,另一個是交易增加,特別是快速的電腦化交易,現在已經占到美國股市活動的一半。目前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的整個價值,每隔十九個月就會周轉一次,速度是一九七○年代以來的三倍。因此,一九八○年到二○○○年代中期,證券業的規模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成長了五倍,一般銀行存款從GDP的七○%縮減到五○%,也就不足為奇。

有價證券和交易占整個行業的比例提升,公部門和私部門的各種債務也跟著增加。債務是金融的命脈,是金融業賺錢的來源。同時,大量的學術研究顯示,債務和信用等級增加,會引起金融的不穩定。另外,由於金融占全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從戰後時期的美國經濟占比到現在已經增加三倍,因此,一個非常反常的現象是,像美國這樣有七○%的經濟產出是靠消費支出的先進經濟體,任何的成長不可避免地都必須靠債務支撐。停滯的薪資和創歷史新低的經濟成長使不上力,所以債務驅動的金融活動,變成實體活動的代糖,這是一種只會越來越惡化的癮頭。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是最有先見之明的二○○八年金融危機觀察家之一,他在著作《金融斷層線》(Fault Lines)一書中提到,中產階級為了紓緩因向下沉淪而產生的焦慮感,已經把信用貸款當成治標不治本的手段。他一針見血地總結,在經濟崩潰前,「讓他們吃信用卡吧」是繁榮時代人人唱誦的咒語。

從那之後,債務和信用就一直膨脹。如同我們大多數人所知道的,私人債務到了二○○八年大幅增加,另外,為了因應危機後的經濟餘波,政府實施了刺激消費方案,如今公部門債務也達到歷史新高(並且因此造成稅收減少)。從一九八○年代以來,提供美國消費者的信用貸款金額成長了兩倍,消費者付給銀行的費用也是一樣,一個連帶的事實是,其中一些最大的銀行正持有史無前例的高額資產,這一切完全可以證明這個產業的壟斷勢力。總而言之,即使金融效率下降,金融服務費用依然持續增加。市場效率也不過如此。

竊取孕育未來的種子

雖然信用貸款和費用的增加勢不可擋,但對企業的貸款,尤其是小型企業,卻逐漸減少。在一九八○年代早期,當時金融化開始蓬勃發展,美國商業銀行提供給工業和商業公司的貸款金額,幾乎和不動產與消費貸款一樣,貸款比例是八○%。但在一九九○年代,比例降到五二%;到了二○○五年,只剩二八%。尤其是小型企業貸款,下降得特別劇烈,新創公司的數量也是如此。在一九八○年代早期,新公司占所有美國企業的一半,到了二○一一年,只剩三分之一。許多學者,甚至投資人士和企業人士都認為,這和金融業將焦點從提供貸款轉到投機交易的改變有關。企業家精神的衰退代表經濟不再活絡,因為新公司是國家創造就業機會和GDP成長最重要的來源。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有一次以他一派輕鬆的語氣對我作出總結,他說,這是「民眾寧可去賭場,也不要去餐廳」類型的資本主義。

金融業為了遊說短期刺激股價的經營方式,導致美國企業大幅削減研究和開發經費,完全不顧這類投資是孕育未來的種子。的確,如果將股票回購逐漸增加的經費,和企業對生產投資例如研發活動逐漸下降的金額,繪製成圖表,兩條線將交叉成一個完美的黃金交叉。前者自一九八○年代開始上揚,標準普爾指數的五百家公司,一年花費一兆美元回購股票和支付股利,相當於他們淨利的九五%以上,而不是將錢投資在研究、產品開發,或是任何有利於公司長期成長的事。

事實上,在過去半世紀以來,長期投資已經大幅下降。在一九五○年代,公司例行性保留獲利的五%到六%在研究上,如今只有少數公司這樣做。例如,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所做的分析顯示,現金流動與企業投資之間的關係在一九八○年代開始瓦解,當時金融市場開始起飛,即使是最創新的行業,也未能免疫。例如,很多科技公司在刺激股票上漲的支出,比整體的研發支出更高。當他們不這麼做的時候,便會受到市場的懲罰。一個貼切的例子是,二○○六年三月,微軟(Microsoft)宣布了一個重大的新科技投資,它的股票跌了兩個月,但在同年的七月,它啟動了兩百億美元的股票回購,股價立刻上漲了七%。近年來,複製這個模式的公司數目也創下歷史紀錄,包括雅虎(Yahoo),它的執行長瑪莉莎‧梅爾(Marissa Mayer)得到對沖基金巨擘丹尼爾‧勒布(Daniel Loeb)的後援,幾年前開始為了抬升公司股價,將現金交給一直不相信雅虎成長潛力的投資人。(梅爾後來發現,很多「維權股東」對她施壓,想勸阻她購併雅虎搜尋引擎事業核心事業的子事業,並將庫存現金拿來回購股票。)她當然並不是唯一的例子。二○一五年已經創下股票回購和股利支出的新紀錄,但在同時,勒布、伊坎、安霍恩等維權股東和其他很多人,還是要求發放更多股利。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我們本身也助長了這種刺激短期思維的不良生態體系。管理我們退休金的人,例如富達(Fidelity)和貝萊德(BlackRock)的基金經理人,通常根據一年或一年不到的報酬表現而領到薪水。這表示他們會利用自己的財務影響力(事實上是我們的)讓公司產出速成的結果,而不是執行長期的策略。有時候,我們的退休基金甚至投資在「維權股東」身上,他們可能會買下我們工作的公司,然後把我們開除,這一切都對經濟成長有害,更別提我們的生計。並且,現在很多美國人要仰賴金融市場以保證他們的老年生活安全無虞,以至於我們恐懼任何可能讓金融市場不再活絡的事件,而金融業也非常善於利用這份恐懼。說到底,誰會想要戳破支付我們退休金的泡沫呢?我們已經參與了浮士德交易(Faustian bargain),我們的財富就靠這個市場了,因此也不想對香腸的製造過程看得太仔細。

由於受到這種短期獲利的壓力,作為經濟成長根基的企業活力便受到壓迫。新的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 , IPO)的公司數量,只有二十年前的三分之一,部分原因是一九九○年代華爾街帶動的科技股景氣無法延續,另一個原因單純是企業不想公開募股,因為現在的IPO標記的可能不是一家新公司豐功偉業的開始,而是它的結束。根據史丹佛大學的研究,科技公司在公開募股後,因為受到華爾街抬高股價的壓力,創新經費刪減了四○%,即使這代表的意義是,扼殺了這家公司一開始受到歡迎的創業活力。平穩的股價注定要失敗,可能會讓執行長被解雇,讓公司淪為被購併的素材,這會降低大眾的熱情,最後也經常讓一度很有活力的公司瓦解,而被分割出售。因此,比起三十年前,現在企業的樂觀指數和創造力都更為低落,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或許最諷刺的是,像蘋果和輝瑞這樣有錢的大公司,在不需要融資的時候,卻深度介入金融市場。以蘋果來說,連第一流的美國企業從來都沒有它這麼多的資金,在它的資產負債表上,資金是創紀錄的四‧五兆美元,這些錢多到讓他們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在我們的金融體系這個怪異的世界裡,他們也借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債務用來回購股票,在我們脆弱和金融化的經濟裡,創造了可能是下一個即將破滅的債務泡沫。

成長結束,貧富差距擴大

雖然其他國家的銀行部門占整體經濟的比例更高,但沒有一個國家的整體金融體系規模勝過美國(指所有金融資產的價值加總)。在二○一五年的上半年,美國的金融資產號稱價值八十一‧七兆美元,比緊隨在後的三個國家(中國、日本和英國)的總合還多。我們是金融化的先鋒,我們的金融家和政治人物喜歡自誇,美國擁有全世界深度與廣度最高的資本市場。但是與過去數十年來傳統的看法相反,這並不是一件好事。這些金融活動並不會讓我們更繁榮,反而會加深貧富差距,並帶來更多的金融危機,每一次都會毀掉龐大的經濟價值。金融不是對我們的經濟產生幫助,而是成為阻礙。更多的金融活動不會增加經濟成長,而是拖累成長。

研究顯示,擁有大規模和成長快速的金融體系的國家,生產力成長都較為疲弱。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生產力和人口數的結合,基本上就是經濟進步的秘訣。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出版的一份很有影響力的報告,就以肺腑之言指出這個問題:一個「膨脹的金融體系」是否就像「一個飲食過量的人」,只會拖累其他的行業?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美國的金融規模在只有現在的一半時,就已經出現了這些不利的影響。其他像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等組織的報告,也有相同的結論:這個行業應該為成長的輪胎上潤滑油,而不是變成阻力。

有一部分的負面影響是降低了創業精神和經濟活力,這兩件事隨著金融業的成長而消失。另一個部分是大型銀行的壟斷權力變大,從一九七○年代早期以來,他們占所有銀行資產的比例,已經超過三倍(美國的五大銀行資產現在占所有商業銀行產業的一半)。越來越大的支配力量表示,金融機構可以逐漸將金錢導向任何他們想要的地方,最後往往是流往債務和投機活動,而不是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獲利的生產投資。從規模和影響力的角度來看權力,也是金融業的遊說如此有效的原因。金融業經常比其他行業花更多錢在華府的遊說活動,這也讓它可以擋下重要的監管地帶(記得銀行業在二○一四年強行將交易漏洞加入聯邦支出法案嗎?),並且隨意改變稅收和法律規範。逐漸地,這些大規模和寡占的利益,將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重新塑造成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但這比較適合第三世界的獨裁國家,而不是自由市場的民主制度。由於這些改變,前高盛(Goldman Sachs)銀行家華萊士‧特貝維爾(Wallace Turbeville)說,我們的經濟逐漸變成「擁有金融財富的人和其餘美國大眾之間的零和遊戲」。特貝維爾在非營利性的德莫斯(Demos)智庫,主持一項歷時多年有關金融化的研究計畫。

金融崛起最為負面的影響之一,是大幅加劇貧富差距,這種現象從鍍金時代(Gilded Age)以後就未曾出現。這兩個趨勢事實上是連動的,以一個追溯兩者關係變化的簡單方法來看,在一九二九年市場崩盤前,與其他人相比,金融業的薪資更高,然後在一九三○年代銀行業受到監管之後急遽下降,到了一九八○年代以來,由於金融業再度鬆綁,金融業的薪資又瘋狂增加。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五年,金融家在收入最高的一%入口中的比例,幾乎翻了一倍。

有錢的銀行家本身並不是財富不均的原因,在擴大美國貧富落差上,金融資產的重要性才是最令人震驚的事。金融家以及靠金融家致富的企業高階主管,在國家菁英階層中的比例越來越高,就是因為他們控制了大部分的金融資產。這些資產(股票和債券等)是特權階級財富的主要形式,也為貧富差距製造了越來越嚴重的雪球效應。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六百九十六頁(按:繁體中文版是六百八十八頁)的巨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裡詳盡解釋,金融資產的收益遠遠超過以工作換取薪資的傳統收入。即使將現代經濟制度裡的超級經理人薪資納入考量,像是執行長、銀行家、會計師、經濟人、財務顧問和律師等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所抱怨的團體,要記住很重要的一點,他們有三○%到八○%的收入不是現金,而是獎勵性質的股票選擇權和股票。

過去三十多年來,由於賦稅政策變得對金融業較友善,這種形式的所得稅率遠低於大多數人賺取的一般薪水稅率,這表示,超級經理人的所得組成大幅降低了公部門占全國財富的比例(以及政府照顧貧窮和中產階級的能力),同時也拉大了所得差距。一項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前二十五大對沖基金經理人的收入,比全國所有幼稚園老師加起來還多,這反映出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嚴重扭曲,而這正是金融化的重要特色。

以股票當薪資的高階主管經常做出短期考量的企業決策,因為這些決策可能會提高他們自己的股票價值,但卻因此傷害了公司的成長,更加速整個情況的惡化。因此,目的在刺激股票而不是支撐成長的企業股票回購,以及公司薪資,在過去四十年來同步成長,並不是意外。很多研究清楚顯示出金融化和貧富差距這種形式的交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經濟學家詹姆斯‧高伯瑞(James Galbraith)和崔維斯‧海爾(Travis Hale)所做的研究,該研究顯示,一九九○年代晚期的收入不均與繁榮時期的那斯達克(NASDAQ)指數,兩者呈現驚人的相關程度,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過去幾年的股票熱潮,新聞記者羅伯特‧法蘭克(Robert Frank)等評論家一致強調的是,建立在金融市場的財富,「更加抽離實體世界」,也因此造成更大的波動,並造成景氣和衰退的循環(當然對窮人的傷害又比其他族群更大)。皮凱提的著作清楚說明,由於缺乏一些可以造成改變的事件,例如戰爭或嚴重的蕭條,可以破壞金融資產的價值,於是金融化就保證了讓富人更有錢,而且有錢很多,但其餘的人日子則變得更不好過。這不僅對社會底層的人不利,對所有人都是。研究證明,更嚴重的財富不均導致更糟的健康狀況,較低的信任水準,更多的暴力犯罪和較少的社會流動,這一切都會讓社會不穩定。皮凱提在二○一四年接受訪問時說,「沒有演算法」可以預測什麼時候會發生革命,但是,如果現在的趨勢持續下去,就社會不安和經濟混亂而言,對社會可能會造成「可怕的」後果。

許多保守的學者、政策制定者和商界人士(以及相信涓滴理論﹝trickle-down﹞的自由主義者),對這類分析的細節做出反駁。沒錯,他們可以爭論金融和人均所得(per capita GDP)的成長,兩者之間的變數非常多,很難獨立出準確又無可反駁的因果關係。但是,金融業崛起和貧富差距增加,兩者之間相互關係的深度和廣度,加上新公司的失敗、薪資成長停滯和政治失能,這一切都強烈暗示,金融業不單是遙遙領先,還主動壓制了實體經濟的成長。除此之外,在經濟大蕭條期間,金融業大幅增加市場的波動性與風險,讓家庭財富減少了十六兆美元。證據顯示,過去數十年來,對財富造成殺傷力的金融危機次數,隨著金融業的成長而接續上揚。學者卡門‧萊茵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這次不一樣:國家為什麼會破產》(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書中,描述銀行業的危機對世界影響的比例有多大(以國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而言),從一九七一年的七‧五%提高到一九八○年的十一%,到了二○○七年則為三二%。經濟學家羅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在二○○五年,即二○○八年金融崩潰之前,在已故的查爾斯‧金德爾柏格(Charles Kindleberger)有關金融泡沫的經典著作《瘋狂、恐慌與崩盤》(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新版中發出嚴重警告:「結論很清楚,過去三十年來,金融危機影響層面的廣泛性和普遍性,超越之前的任何時期。」針對金融業如何從一個鼓勵承擔合理風險的行業,變成只是在市場中創造債務並散播不具生產力的風險,這真是一個令人怵目驚心的說明。(摘錄自本書”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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