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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後經濟史(DA0015)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經濟貿易
叢書系列:財經座標
作者:呂理州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89年11月30日
定價:140 元
售價:11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160頁
ISBN:957130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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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1

從荒廢到復興

二次大戰結束時,日本的經濟已是奄奄一息,幾近崩潰狀態。1945年8月的礦工業生產量只有戰前的十分之一,農業生產量也只有戰前的人60%。

由於配給米糧根本不夠填飽肚子,一般老百姓只好去購買比配給米價格貴一百倍的黑市米。東京地方法院有位推事山口良忠,因為堅持只食用配合米,拒購黑市米,前於47年10月因營養不良而死。成人每天必須補充2400卡路里的熱量,而當時若只依靠配給,僅能獲得1000卡路里。

山口良忠為了守法,不惜餓死,固然令人肅然起敬,但也凸顯了戰後日本糧食不足的嚴重性。

除了糧食不足外,失業問題也是一大危機。戰後約有720萬的軍隊及150萬的移民由海外回到日本,這些如潮水般湧進的人潮,再加上原先在軍火工廠工作的四百萬失業勞工,使當時的失業人數暴增至一千萬人左右。

日本的戰後經濟重建,便是在這種滿目瘡痍、步步危機的情況下起步。可是,誰也沒料想到,奄奄上息的經濟,居然在短短數年間,逐漸恢復正常脈搏,步上復興之途。請看下面數字!

日本的工業生產,於1951年突破戰前水準,57年達到戰前二倍;實質國民總生產(GNP)於51年突破戰前水準,59年達到戰前二倍;實質設備投資於51年突破戰前水準,56年達到戰前二倍。

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日本經濟如此驚人的復興速度呢?

人民的教育水準高,以及勤儉刻苦的民族性,是主要因素之一。戰火雖可以摧毀廠房設備、港口交通,卻無法摧毀人的素質。因此,高品質的人力,可說是日本戰後重建的最基本籌碼。

但是,光憑這點仍不夠,真正促使日本經濟反敗為勝的是另外兩個因素,一個是美國(嚴格地說應是盟軍)佔領政策的成功,另一個是國際環境的趨勢對日有利。

1945年8月13日,美國太平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兼任了盟軍最高司令官。8月30日,盟軍進駐日本,此後,在GHQ(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指揮下,展開了長達七年的盟軍對日佔領政策。

45年9月,美國政府擬定了一份「投降後的初期對日方針」,送到東京麥帥處。「方針」中明白指出,佔領政策的最終目的是「使日本不寫成為世界和平及安全的威脅」。

這項目的,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掃除造成日本軍國主義的因素,並培養新興民主力量。

於是,各種措施接二連三展開——解散財閥,剝奪多數財界人士的公職,制定「獨占禁止法」及「集中排除法」,重組農會,實施農地改革,訂定「勞動基本法」、「勞動關係調整法」及「勞動工會法」,並重訂放棄戰爭權的「和平憲法」。

這些措施簡直就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史上最大的變革,如果日本不是在GHQ這種絕對性權力的控制下,根本不可能和平達成。

改革之初,雖然引起多數日本人的心理不安,並犧牲少數既得利益者的權益,但是,這些民主化政策卻為日本戰後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自由競爭所必要的環境。

舊財閥的解體,使新興企業有充分的自由發展空間;放棄戰爭與軍備,使日本能在美國的保護下,無後顧之憂,全力發展經濟;甚至組織工會,當初美國原希望藉工會組織牽制日本資本主義的競爭力,不料經過多次勞資爭議後,勞資雙方體悟同舟共濟之理,發展出全世界最安定的勞資關係。

明治維新成功以來,命運之神將日本帶往了歧途——軍國主義。可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命運之神對投了二個原子彈的日本,似乎突然垂憐起來,這回,她準備將日本帶往黃金鄉。

農地改革

日本的農地改革於1946至四九年之間實施,這是戰後日本各項改革中,對其社會、經濟影響最大者,它不僅結束了農村長久以來地主與佃農的半封建關係,而且也為戰後的經濟復與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GHQ(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眼中,日本的地主階層是戰前日本統治結構的一環,對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多少扮演正面角色,而為數眾多的佃農,在地主的剝削壓榨下,生活貧困,亦是促使日本採取對外擴張侵略的原因之一,因此農地改革原本就是勢在必行。

GHQ的這番心意,日本政府沒有不知之理,加上糧食危機如火燒眉,不趕緊改革農村生產結構,難免會有動亂情況發生。

1945年11月,日本內閣擬定「農地調整法改正法案」,提請臨時議會審議。內容為:

(1)全國的佃耕地之中,不屬於住在當地地主的土地,必須全部賣給佃農,屬於住在當地地主的土地,超過五公頃的部份,必須賣給佃農。

(2)農地價格公定,地租改為錢納。

這項法案若能確實施行,便足以令地主階級喪膽,沒想到GHQ仍舊不滿意,指示日本政府,重訂一項改革更徹底的法案。

日本政府在此壓力下,不得不放四六年10月,制定「農地調整改正法」與「自耕農創設特別措置法」,在獲得GHQ首肯後,開始正式實施。

第二次改革法案的內容如下:

(1)在二年之內,由政府強制收買全國地主之佃耕地,只有住在當地地主可保有一公頃的佃耕地(北海道為三公頃)。

(2)政府將收買之佃耕地再以原價賣給佃耕農,並可分期付款分二十四年繳清。

(3)剩下的佃耕地,地租由米納改為錢納。

(4)佃耕契約文書化,若無特別理由及地方首長允許,地主不可任意收回佃耕地。

農地改革進行得非常快速,在46年11月時,佃耕地占全國農地的比率為45.9%,到了50年8月,這項比率降至9.8%。

在農地改革期間,農地價格一直固定在公定價格,可是由於通貨膨脹之故,米價由四五年的每150公斤150日圓,上漲至四九年的4250日圓,整整上漲了二十八倍,地主階級損失之慘重,可想而知。

在此情況下,農民所得逐漸提高,農村日漸豐裕,農村本身因而成為新的消費市場,這股新興的消費需求刺激了其他產業,造成一連串良性擴散效果,而帶動整個經濟。

日本農地改革成功的原因,應首推GHQ的存在,沒有第三者(與既得利益階層毫無關係)GHQ的嚴密監視,改革工作勢必遭受反對勢力的阻撓,因為各級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地主階級,或是多少與地主階級有利害關係,他們絕無主動立法改革自己之理。

這一點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何東南亞各國在戰後的農地改革,幾無成功之例,以及為何國民黨在大陸的農地改革失敗,在台灣卻能獲致成功的原因。

傾斜生產

1946年5月,吉田茂內閣成立。這個被稱為「One Man」(強人)的首相一上台之後,便邀請當時日本數名頂尖的經濟專家,組成顧問會議,做為他個人的智囊團,以復興殘破的戰後經濟。

這個顧問會議於同年11月5日,改名為「煤炭委員會」,並且提出「傾斜生產」的復興政策。什麼叫「傾斜生產」?「傾斜生產」與煤炭又有何關係呢?在回答這二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對當時日本的經濟情況作一些說明。

日本在戰後,由於原料進口中斷,加上為了維持國民最起碼的生活,以及阻止通貨膨脹的進一步惡化,不得不將國內的原料悉數投入消費財生產部門。結果,到了1946年秋政府與民間持有的原料存量逐漸枯竭,形成原料存量枯竭→生產量減少→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一些經濟專家,如商工省的山本高行、德永久次及民間的稻葉秀三等人便提出警告說,再這麼下去,日本勢必於1947年春面臨經濟崩潰的危機。

有什麼辦法能挽救這場危機呢?關鍵在於煤炭。

當時日本的主要能源為煤炭與水力發電,由於水力發電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增加,唯一的希望便落在煤炭的增產上。

日本的煤炭生產量在1941年時創下5647萬噸的新紀錄,其後直到戰爭結束時,每年都能維持五千萬噸以上的年產量,不料戰爭一結束,生產量便突然銳減,1946年只有2038萬噸,減少了一半以上。

減產的原因有二個,一個是在戰爭期間被強行抓去炭坑勞動的朝鮮人與中國人,因戰爭結束被解放,而發生的勞力不足;另一個原因是欠缺挖掘炭坑時所必需有的鋼纜、鐵軌等鋼材。

如果煤炭的產量不增加,主要運輸工具的火車便無法增加開車次數,鋼鐵也無法增產,其他很多工廠也因缺乏燃料而被迫處於半停工狀態。

煤炭是日本唯一不需進口而又有可能增產的資源,增加煤炭的產量才能帶動其他的基礎性生產部門。因此,萬急莫若煤炭的增產急,吉田茂的智囊團——顧問會議之所以改名為煤炭委員會,其理由便在此。而傾斜生產便是指將日本有限的資源盡量投入煤炭的生產,因為以日本當時的經濟狀態而言,實在不可能把資源平均投入所有的部門,作齊頭並進式的發展。

煤炭委員會的委員長有澤廣已(東京大學教授)於1946年12月20日,透過收音機廣播,向全日本國民宣布這個構想。他說:

「現在的通貨膨脹的根本性原因,在於物財的不足,因此要克服通貨膨脹,便必須先提高生產水準。可是,齊頭並進地、全面性地提高生產水準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必須將所有的經濟政策,集中地往在我們手中、我們唯一能處置的基礎性原料——石炭傾斜……儘速提高基礎性部門的生產,以此為槓桿,創造生產水準上升的契機。」

在這樣的構想下,日本政府將1947年度的煤炭生產量目標定為3000萬噸(1946年的實際生產量2038萬噸)。

然而,當時的煤炭增產卻有一個最大的瓶頸——鋼材供給不足。

1946年所必要的炭礦用鋼材為九萬八千噸,可是卻只能配給到八萬噸,而且其中約有 2 萬5000噸被轉賣到黑市,也就是說,實際投入炭礦的鋼材只有必要量的五成。

我們再看看鋼鐵的生產。

1946年,日本生產了20萬噸的生鐵及55萬噸的鋼材。這個生產量還不到戰前(1934~36年平均)的一成,相當於1915年時的水準。

為什麼日本鋼鐵的生產量會衰減這麼多呢?最大的原因在於煤炭供給不足。

如此一來,便出現一個有趣的關係,亦即若要增加煤炭的產量,我必須先增加鋼鐵的產量,可是另一方面,若要增加鋼鐵的產量,就必須先增加煤炭的產量。

煤炭是整個工業不可缺少的燃料,鋼鐵則是整個工業不可缺少的基礎材料。論重要性,兩者難分高下。

明白了這層關係後,日本政府決定將煤炭與鋼鐵同時列為傾斜生產的對象。

在此之前,吉田內閣以產業重建為由,於46年10月,向GHQ懇求允許進口緊急資材。GHQ考慮再三,總算於12月7日答應其中的一部分,即重油、瀝青煤和焦炭。

日本政府進口到這些燃料後,便將其投入鋼鐵部門,然後再將增產的鋼鐵悉數投入煤炭部門,傾斜生產於焉展開。

日本政府除了在生產面傾斜外,在資金面也採取傾斜政策。

1947年1月24日,日本政府出資四十億日圓設立復興金融金庫。這個金庫後來所需要的資金,一部分仍由日本政府出資,但大部分則採取發行復興金融債券,然後由日本銀行購入的形式調度。

復興金融金庫於1947年度的放款額為535億日圓,超過當年全國銀行的放款總額;1948年度則放款725億日圓,為當年全國銀行放款總額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其放款金額之大。

復興金融金庫的放款對象集中於煤炭、電力,肥料、鋼鐵等重點產業,尤其是煤炭,四七年度占復金融資總額的35%,48年度占38%。

至於鋼鐵,由於自47年7月之後,被列為公定物價體系補給金的最重點產業,而獲得政府的巨額資金,因此其對復金融資的依存度便不若煤炭那麼顯著。

在傾斜生產與傾斜金融的政策下,1947年度的煤炭生產量達到2932萬噸,為目標生產量3000萬噸的97.7%。此外,鋼鐵、化學肥料等也有明顯的增產,而這年度的礦工業生產指數則比前年度增加了20%以上。

由於及時採取正確的政策傾斜生產,日本經濟不但免於崩潰,而且還逐漸步上了復與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