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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元漫步經濟(DH0123)
Dr. Bear’s Random Walk in Economics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經濟貿易
叢書系列:BIG系列
作者:熊秉元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3年03月24日
定價:230 元
售價:18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24頁
ISBN:9571338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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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加一不等於二

一加一不等於二的邏輯

前幾天應邀在報紙上發展一篇評論,談選舉的意義;我用的題目是〈尋找心中那把尺〉,編輯在旁邊加了一個副標題「如果有人認為〈一加一不等於二〉,怎麼辦?」

文章刊出之後,第二天報紙上登了一篇讀者的「回響」;這位讀者在短短的回響裡有這麼一段話:

因為如果我們接受了「一加一不等於二」,而讓它等於三,那麼人們長期倚賴的數學定律甚或生活規律,就必須全盤改寫,代價太大了(這也是經濟學!),包括遞移律、恆等式定律、減法與乘法(均源自於加法),以及現代人幾乎不可或缺的電腦等等。

這位讀者顯然認為,「一加一等於二」是簡單自明的道理;如果不承認這種客觀價值,我們將陷入一種無所適從的混亂狀態裡。

就某種意義上來看,我當然同意投書讀者的意見;不過,一加一是不是等於二的意義,事實上要深遠得多。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由從小長大的經驗以及學習過程裡,都會認知、了解、並且接受一些「因果關係」:下雨時不帶傘會全身淋溼,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看到紅燈要停下來,拿起電話要先按號碼才能通話等等。這些因果關係裡最直接、最沒有爭議的,可以說就是和物理、化學、數學有關的常識:拿百元大鈔買五十元一瓶的牛奶,會找回五十元;泡茶要用熱開水而不是冷開水;要用鐵槌而不是玻璃瓶來釘掛鉤等等。所有的這些道理,可以說都是人盡皆知、人盡皆從、類似於一加一等於二的「客觀價值」。

可是,生活裡的許多環節,並不全然是由客觀價值所組成。當人和人相處的時候,必須一起處理一些共同面對的問題:垃圾要往哪裡倒?要有幾年的國民教育?國防要花多少錢?所得稅要累進到什麼程度?等等。

在處理這些問題時,當然最好有簡單明確、如同一加一等於二的指標可以遵循依恃。因此,如果能經由某種方式,找到足夠的資料「證明」垃圾場放在哪裡最好,問題自然消失。可是,雖然這種找資料以論證是非的努力值得儘可能地去嚐試,但是必然有其極限。對於資料的正確與否、完整與否,總有見仁見智的空間。何況,評估是非高下有很多價值,而每個人的取捨著重往往大不相同∣∣有人認為垃圾場設在郊區會破壞自然景觀;有人認為垃圾「掩理」而不「焚化」才能永續生存!

顯然,當處理共同問題的客觀價值(一加一等於二)不存在時,如果還停留在論對彼此的是非上,不但無濟於事,甚至可能欲益反損。這時候,追尋一種較高層次的「客觀價值」可能才是較好的出路。

當共同事務本身的客觀價值發生爭議的時候,可以把注意力轉移到處理問題的「方式」上。即使每個人對垃圾場設在哪裡有不同的看法,只要大家同意以表決、抽籤、專家評估、或任何一種方式來決定設置地點;那麼,無論最後選在哪裡,因為大眾支援「處理的方式」,自然也就會支援「處理的結果」。

對於「方式」的選擇,當然又牽涉到「一加一等於二」這種客觀價值:在眾多可能的方式裡,到底哪一種是最好、或比較好的方式呢?對於垃圾場要設在哪裡,用投票的方式決定或許沒有爭議;可是,對於垃圾場的建築、材料、規模、格式,也能以投票的方式決定嗎?還是最好由專家決定?如果大家的看法不同,怎麼辦?因此,追根究柢,對於「方式」的選擇事實上也不一定有明確簡單的客觀價值可以依恃,還是必須訴諸於彼此之間的協商折衝。當大家都(可能是勉強)接受某種方式時,在某種意義上,那就是「最好的」方式;不過,這顯然是基於互相的容忍和共識,而不一定是根據客觀的「一加一等於二」。

當有人認為「一加一不等於二」的時候,或許關鍵並不是邏輯的問題,而是如何在有些人認定「一加一不等於二」的基礎上,找到能和平共存的途徑吧!

     一加一不等於二的真相

對於基督徒而言,人類的故事是從夏娃在伊甸園裡偷吃了一顆蘋果開始;對於經濟學者來說,人類的故事卻是從魯濱遜漂流到孤島上展開。

當魯濱遜漂流到島上之後,無論他過去是多麼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現在必須完全自食其力。或者逐水草而居,或者截木為樑、紮草為篷;或者狩獵捕魚,或者耕耘收割;他總要找出自己能安身立命的方式。不過,不管他怎麼安排,在這個唯他獨尊的世界裡,他就是他,一就是一,簡單、清楚、明確。

當星期五出現之後,魯濱遜的世界就起了重大的變化。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嚐試、衝突、妥協,兩個人(很可能)琢磨出合則兩利的共處之道:長於(或樂於)捕魚而拙於狩獵的魯濱遜開始專注於結網操舟,才慧性情剛好相反的星期五從此投身於山野林間;然後,兩個人共同分享各自的斬獲。而且,和兩個人各自獨立生活時,自己既要狩獵又要捕魚的左支右絀相比,分工之後的專業化使兩個人能享受到比以前自己一個人獨處時更多的果實。因此,透過合作、藉著分工,兩個人所擁有的資源要超出兩個人個別所能掌握資源的總和。一個人加一個人是兩個人;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一加一顯然不等於二,而是大於二!

一加一不等於二的意義當然值得稍作咀嚼。和一個人獨處的世界相比,在兩個人的世界裡,每一個人不僅是「為自己而活」;每一個人的作為裡,可以說有一部份是「為另外那個人而做、為另外那個人而活」。一個人的身上,除了自己之外,還包涵著另外一個人的一小部份。因此,在「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情形下,一不再是一,而是大於一。換一種角度來看,在兩個人的世界裡,一個人等於是把自己的一部份託付給另外那個人;透過另外那個人的施展,做到了自己毋需或不能去做的事。所以,當一個人把自己延伸出去,寄託到另外那個人的身上時;一不再是一,而是大於一。

由魯濱遜和星期五兩個人的世界推展到現代工商業社會,兩者的面貌雖然有天壤之別;但是,在觀念上其實是相通的:魯濱遜和星期五的合作關係是一種「交換」,魯濱遜用一部份捕到的魚,換得星期五狩獵而得的一部份;同樣的,在工商業社會裡,綿密繁複、幾乎無所不在的市場網絡,更是猶如恆河沙數般的交易(交換)所組成、所支援。

對於這個網絡上的任何一個人而言,他本身可能只從事很簡單的一項工作,而把其餘的責任託付給網絡末稍萬千個不知姓名、不可勝數的陌生人;但是,透過這個交易網絡,他/她卻能享受到所有其他人努力的果實。另一方面,雖然他自己可能只做出一丁點微不足道的貢獻,可是整個交易的網絡事實上就是涓滴積累之後才形成的。其他的人也直接間接地享受到自己的付出。經由這個網絡的觸伸蔓延,我泥中有千千萬萬個不同的你,你泥中有千千萬萬個不同的我;藉著這個網絡的聯結拓展,我延伸到天涯海角的別人身上,別人也延伸到素昧平生的我身上。「地球村」裡的人所能成就的,豈是幾十億個各自獨立的魯濱遜所能望其項背;一加一,難道只大於二嗎?

當然,這個交易網絡的滋長擴充不全然是正面的。一旦這個網絡因為某種偶然因素而產生波動起伏,一個角落的問題可能會延伸到網絡上的另外一個角落,而使一些人無辜地受到衝擊。不過,這只反映出值得採取某些措施,使這個網絡比較能趨福避凶,而不是意味著這個由一加一、往上累積增值的發展方向有任何問題。

有人認為:天空是人類的極限。不過,人類所設計製造的太空船已經衝出太陽系,航向天空之外;這豈是一個個的魯濱遜所能想像到的。這麼看來,一加一等於二嗎?當然不是!

     刻劃心中的那把尺

雖然公平、正義這些字眼是我們日常用語的一部份,一般人也往往覺得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是值得追求的目標;可是,到底「公平」、「正義」的內涵是什麼?如果公平正義是有意義的概念,怎麼樣才能具體實現這些概念?

歷史上有很多思想家、政治學者、道德哲學家都處理過這兩個棘手的問題,而且莫衷一是。近年來,一些(不甘寂寞、不自量力、夜郎自大的)經濟學者也開始認真地思索這些問題,而且已經慢慢地形成共識。

經過研究,經濟學者發現,「公平」、「正義」在本質上其實是空洞的概念;沒有任何絕對、一般性的通則能界定公平和正義。這點體會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反映:醫院裡有很多病人等著換腎,當有一顆健康的腎出現可以供移植時,誰應該先得到這個換腎的機會?根據什麼原則決定優先次序是符合「公平正義」的?

對於等著換腎的人,顯然可以用很多指標來分類:年紀大小、手術成功率的高低、等候時間長短、負擔費用能力的強弱等等。採用每一種指標來安排先後,都有各自的道理:年齡大的應該先換,因為來日無多;年齡小的應該先換,因為可以多用幾年。可是,我們顯然找不到一個能放諸四海而皆準、能說服所有人的規則,可以完整精確地實現公平和正義!

對公平正義的探討,經濟學者得到的第二點心得,是「公平和正義」是一種地域性的概念,只有在小範圍裡才有具體的內涵。在換腎的例子裡,到底最後優先次序如何,其實要看環境裡的價值觀是如何。因此,在一個重視敬老尊賢的社會裡,可能年齡大的人優先程度較高;在一個強調機會均等的環境裡,可能先排在等候名冊上的人可以先上手術檯。無論怎麼安排,周遭相關的人所認定和著重的價值,就會決定哪一種作法是他們所認為合乎公平正義。

以經濟學者的這兩點體會(沒有絕對的公平正義、公平正義的內涵是由環境裡的條件所襯托出來的)來看選舉,事實上有相當的啟示。

不同政黨所代表的,可以說就是不同的價值。每一種價值都有值得肯定的理由,但是沒有任何一種價值是絕對的、是一定淩越其他價值的。當然,關鍵的問題是,即使每一種價值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是,選舉的時候每個人只有一票,怎麼樣才能兼顧這些不同的價值呢?

其實,就像換腎先後次序的安排一樣,在沒有絕對公平正義的情況下,相對的公平正義是由環境裡的價值觀所襯托出來的。每個選民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選擇自己目前最重視的價值(安定、本土化、制衡、或其他);然後,選票匯總之後,就粗略地呈現出在現階段裡各種價值的比重。因此,選舉不是,也不該是追求或實現絕對公平正義的工具,而是一種反應環境裡價值觀的過程。而且,當每個選民在選擇其中一種價值的時候,並不是忽視或否認其他的價值;而是在一人一票的限制下,選擇一種現階段自己認為「相對重要」的價值。在下一次的選舉裡,當然根據當時的判斷,調整自己的著重和取捨。

抽象一點地想,經濟學者對公平正義的體會當然不只能運用在選舉投票上:因為沒有絕對的價值可以依恃,所以每一個人都得琢磨自己的心中之尺;對於美醜、善惡、是非、對錯等等,自己要慢慢摸索出心中之尺的刻度,然後面對生活裡的每一個環節、生命中的每一場試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