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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歷史背景
如果深入探索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的根源，就能發現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於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數十年期間，蘇格蘭道德哲學家與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以及英格蘭政治哲學家與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創始人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 , 1748–1832）兩人的著作。斯密與邊沁兩人主宰經濟與政治思想，邊沁又受到斯密極大的啟發。他們兩人再加上偉大的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 1806–1873），在十七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初期，他們四人是輝格黨（Whig）早期古典自由主義陣營與自由派作家與思想家中，最具份量的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
由於斯密的著作，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第一次真正進入世人的視野。斯密在著作中高度推崇國家自主經濟（national economy），這是一種能自我維持且具有自主性的制度，雖然制度是由政府塑造，但絕對不能經由政府決定或指示，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論點。斯密的精采洞見包括：進行交易時，雙方都能受惠；對社會來說，有知識的利己主義比利他主義更可靠；比起較不複雜的經濟體，分工或專業化會大幅增加生產力；經濟活動、收入與財富，對道德也有益。斯密的說法非常具有現代性。而邊沁對效用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基本假設的說法則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就是是與非的衡量標準。」
最重要的一點是，斯密與邊沁都肯定，每一個人體驗幸福的能力是相等的。因此，他們兩人都支持民主政治（邊沁又比斯密更支持），以及社會整體與個人能得到最大財富與收入的經濟制度。斯密與邊沁兩人都是溫和的平等主義者。他們雖然不是極端的平等主義者，但兩人都理解，比當時社會更公平的收入與財富，對促進人們的幸福，確實至關重要。他們在當時社會看見一個相當龐大的貴族階級，他們既無生產力，也不配擁有這個地位，於是想要改變這個世界與這個階級的地位。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立場可以被視為政治左派。斯密追求的是國家的財富，也就是整體國民的財富，而不是一小群階級的財富。
就像芝加哥大學大部分的後繼者，斯密與邊沁（尤其是邊沁）並不擔心運用政府的機能去做對大眾有利的好事。他們非常理解，為了提升所有人的生活水準，政府是必要的；因此他們支持政府的活動，以建立這種生活水準。他們提倡政府要提供公共工程與學校，認為政府在貨幣制度有很重要的作用，並認可當時剛開始的福利國家活動。一般人把斯密、邊沁與古典自由主義者，描繪成政府的極端反對者，這種想法雖然流傳很廣，卻不正確。
最偉大的經濟思想史學家之一維納認為，斯密在一七五九年的著作《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由上帝指引的和諧秩序教條基礎下，發展出他的道德體系。」並在一七七六年的著作《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把這些想法應用到經濟領域。就像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其他人一樣，斯密看到一個上帝想要創造最大幸福的世界。
在《國富論》，斯密最重要的洞見就是分工，或我們今天說的工作專業化。他提出一個很多人已經知道的例子，就是做大頭針的工廠，至今依然很有說明性，而且可以被視為數量經濟學（quantitative economics）的開端。如果一個人要做所有的工作，「他一天只能做出一根大頭針，絕對不可能做出二十個。」但如果這家公司分成很多部門，「十個人……一天就能做出四萬八千根大頭針。」在較不開發的經濟體，工作專業化程度較低，個人生產力較受限制。因此比起其他因素，分工絕對是創造國家財富的關鍵因素。
另外，必須有自由市場與私人財產權，才能達到最有效的分工。如果沒有自由市場，個人只能受限於和某些人交易，就不能創造最好的經濟生產力。同理，除非有非常重要的私人財產權（或許不是全部東西），否則個人不會有創新的動機，更不可能達到最有生產力的狀態。因此，不管是國內或國際市場，都應該自由而開放。市場越大，工作專業化與生產的可能性越大，所有人的生活水準會越高。
在勞動力與資本自由的市場，資源會被導向能把勞動力與資本應用最有效與最有生產力的人身上，這些人可能在某一個工作上做得比其他人更好，或者能以最低的成本生產某一個特定物品。當然，市場機制不可能完美運作，也不可能隨時運作，但大部分時間都有用。或者說，比起已經發展出來的制度，市場有用的時間更長。就像民主制度，自由市場是一種不完美的制度，但卻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生產最多元且最高品質產品與服務的最佳制度。
斯密的天才之處在於，他看出只要讓兩個人彼此交換商品與服務，就能促進經濟生產。「我們吃的每一頓晚餐，靠的不是肉販、酒商與麵包師傅的仁慈，而是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我們要面對的不是他們的人性，而是他們的自利主義。」社會中的利益會形成一種自然的和諧，當每一個人變得更有生產力，就會為其他人提供更多服務，社會就能變得更富裕繁榮。
最重要的是，斯密認為一個社會平均分配財富與所得極為重要，因為國家的財富就是組成國家的所有人民的財富。除非創造更多總產出，為所有人創造更高的所得與財富分配，否則斯密的制度並不贊成不公平。斯密和最偉大的啟蒙與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想法一致，認為所有人在本質上是平等的。他特別反對土地繼承的法律，因為這會造成財富集中。他在《國富論》寫道，「不管在任何時代，一切都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別人，一直是主宰人類的低級格言。」在《國富論》，他從頭到尾都在批評與懷疑商業、土地持有，與貴族階級的道德本質。
他支持讓整體人民而不是一小群人獲益的政府活動。維納認為，對斯密來說，提升一般人民的福祉之時，「政府活動是自然且是好的，但如果傷害社會的普遍利益，就是違反自然而且是不好的。」 斯密在《國富論》中認可的政府功能包括：制訂貨幣制度、檢定特定生產作業例如「鑄造英鎊、在麻布與呢絨布上印花」、要求必須付工人現金而不是善意的勞動法規、各式各樣的壟斷法規；還包括街道清掃的衛生標準、提升公共衛生以防止疾病傳染；以及高速公路、橋梁、運河與港口的建設與營運等公共工程；政府擁有與營運的公園；專利與著作權相關法令；貸款法規；有關利率的規定（他認為最高利率是五％）；提供郵政服務；提供公共教育。
維納觀察到，「在很多情形下，斯密支持政府要限制私人創業活動，這與正義與防衛無關。在此，唯一的目標是要改善私人創業活動在投資資本、商業過程與勞工雇用的方向。」斯密贊成用稅法遏止某些活動，包括飲用烈酒；支持豪華房車的過路費要收得比貨車高，如此一來，「好逸惡勞又奢華的有錢人，就可以用一種非常簡單的方式救濟窮人。」他提倡要詳細規範租房協議，因政府而增值的土地，要徵收高於平均的稅收。他贊成累進稅制，他在《國富論》表示，「有錢人應該不只根據收入的比例，而是比一般人收入更高的比例，捐錢給公共支出，這並不是非常不合理的事。」 斯密提到「看不見的手」，指的是可以促進一般人最大幸福的一種自然且自發的秩序，其中就包括提升一般人的共同福祉與平等。
雖然斯密支持福利國家主義，但如果把他描述成有一部分或大致上是一個醞釀中的福利國家主義者，是不正確的說法。因為他的主要貢獻是闡述，一個沒有政府控制與指導時，就會產生最大經濟生產力的制度。斯密在法國大革命的第一年去世，所以這些主張是他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就寫出來的。他沒有機會仔細思考法國大革命象徵的社會變遷，如果他活得久一點，肯定會支持政府要進一步擴大功能。斯密受到法國大革命初期領導人的推崇，他也非常支持美國獨立。就像其他古典自由主義者，他並不是宗教教條主義者，而是溫和的自然神論者。他追求的是，在這一世把幸福與生活水準（在他心目中，這兩件事的意義是相同的）擴展到極致，而不是等到來世。
在斯密的時代，當時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是要降低政府與傳統的角色。因政府與風俗而受到限制的經濟活動，大幅降低生產機會。斯密認為，自己的主要目標就是要闡述一套建立在私有財產、自由交易，與一個相當大的政府角色的自由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可以得到最大的經濟生產，同時能做到平均分配。他的關注焦點在政府，因為透過正確的政策與活動，政府可以為人民帶來最佳的生活環境。
優秀的傳記作家尼可拉斯‧菲利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寫道，「斯密相信……觀察人的天性與人類的歷史，並發展出一門真正的人的科學，是可能辦到的。這門科學不只可以解釋，在不同社會中建立的社會原則與政治組織，可以解釋開明統治者想促進人民的自由與幸福，以及增加領地的財富與力量時，應該遵守的政府與立法原則。」斯密絕對不贊成完全不做事或幾乎不做事的政府。芝加哥學派學者湯瑪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與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有相同見解。索維爾指出，「在斯密的思想中，到處可以見到平等主義精神。」布坎南則指出，「從當代自由人主義的無政府主張，要回到斯密的主張，是一條非常漫長的路。」
凱因斯觀察到，「在斯密或李嘉圖（Ricardo）、馬爾薩斯（Malthus）的著作中，根本沒有出現過『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字眼，甚至不曾以教條的形式出現過這種觀點。」極端反政府主義比較類似法國理性主義傳統（海耶克稱為「假的」個人主義），而不是英美歷史上的務實主義傳統。所有偉大的英國政治哲學家與經濟學家，以及赫伯特‧史賓塞（Herbert Spencer）都呼籲政府應該扮演健全而積極的角色。他們之中包括不可知論者、溫和的自然神論者、無神論者或溫和的基督徒，但都是虔誠的左派立場。他們認為自己是科學家（科學家一開始被稱為哲學家）或某種科學家而服從真理。他們是理性主義者，沒有一個人是教條主義者。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的說法可以肯定他就是效用主義者：
有關永恆的神聖存有（divine Being）觀念，因祂的仁慈與智慧，創造且運作浩瀚無垠的宇宙機制，以致於能時時刻刻產生最大的幸福。因此，祂絕對是人類思索的所有對象中，最神聖莊嚴……管理偉大的宇宙系統……照顧所有具有理性與感性的存有普遍幸福是上帝，而不是人類的工作。因為人類的力量很小，理解能力很狹隘，人類被分配到的是一個小很多的範圍，就是只要照顧自己，以及家人、朋友與國家的幸福，這是最適合人類能力的範圍。
斯密就像其他效用主義者，追求的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斯密和邊沁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就是邊沁比斯密更有影響力。受到邊沁啟發以及以他為首的英國效用主義者，都是斯密最重要的支持者。他們在社會上與國會中倡導斯密提倡的經濟改革，而且他們的努力大致都順利得到成果。十九世紀初的第一個十年，效用主義者與其他改革者成功促成自由選擇職業、土地自由交易，以及國內外的自由交易。在其他重大的立法行動中，包括改革《穀物法》（Corn Laws），取消對外國穀物徵收昂貴的進口關稅；以及《濟貧法》（English Poor Laws），降低對窮人的救濟支出。
邊沁最重要的成就是，盡可能讓最多人擁有投票權。他認為，擴大民主投票權和良好的政府實際上是同義詞。一八三二年，主張取消人口很少的「腐敗選區」席次，以提供都市選區代表權，並擴大選舉人口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在邊沁過世前幾天，終於在國會通過。民主與政府的重要角色，和自由市場與史上最大的經濟生產能力，終於攜手同步，一起邁向未來。
維納在若干年後的著作中，大力支持能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活動，態度甚至比斯密與邊沁更堅決。維納是最優秀、思想最先進的芝加哥權威：
在英國，由於邊沁的影響力所推動的一系列改革，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只能在這裡呈現其中一部分：在很多部門進行根本的法律改革、獄政改革、包括婦女投票權的成人普選、自由貿易、改革殖民政府、工會立法、普及的公立教育、言論與新聞自由、祕密投票、公務員必須根據才能任用與升遷、廢除《高利貸法》（Usury Laws）、產權登記、改革地方政府、商船的安全法規、公共衛生改革與預防醫療、有系統的收集統計數據、窮人擁有免費的司法服務。
伊瓦納認為，邊沁是一位「成功的社會改革家，除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之外，或許比史上任何人都更成功。」
芝加哥學派其他學者和維納一樣，對邊沁有極高的評價。西蒙斯說，「斯密與邊沁，尤其是邊沁，簡直超越群倫……是現代民主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喬治‧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以「偉大的邊沁」稱呼他；海耶克則以「擁有思想高度的思想家」評論他。在評論斯密的思想在英國散布的情形時，傅利曼寫道，「邊沁、李嘉圖、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都積極主動傳播這些觀念，並推廣到政治。」西蒙斯談到自己的政策取向時指出，「我想說的一切，邊沁與邊沁主義者都說得比我更好。」
邊沁思想架構的核心是效用概念。效用是太陽，其他觀念就像是太陽周圍運行的行星。一篇終其一生都未發表的早期手稿，他寫著，「幸福是人類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思考的目的。對那些想要極力反駁的人，可以反問他們，如果不是，又應該是什麼呢？」他在著名的《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789），一開始就寫道，「大自然讓人類受到兩種統治力量主宰：痛苦與快樂。只有這兩股力量能指引我們該做什麼，並決定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做的一切、說的一切、想的一切，都受到這兩股力量統治。」
就像他在芝加哥的後繼者，以及今天大部分的經濟學家，邊沁強調世俗效用最大化──人類福祉的最大化。因為量化的效用最大化原則就是現代經濟學理論基礎，邊沁可以被視為現代經濟學的創始者。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引用「邊沁的名言」，「每一個人只能算一個，沒有人可以算超過一個。」公平性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基礎。從過去到現在，古典自由經濟主義的理想都不是要追求一個分成兩個世界的社會，一邊是非常少數、超級富有的製造者與創造者，另一邊是大量的貧困勞工與窮人，雖然對很多人來說，這已經快要成為美國的現實狀況。說得更精確一點，這個事實很快成為當代自由人主義作家與思想家的理想。或許，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極不平等的經濟秩序，竟然成為兩大黨中的一個黨的隱含理想，甚至是他們的明確理想。然而，一個極端不平等的社會，並不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社會，但可能是當代自由人主義或當代保守主義的社會。換句話說，當代自由人主義者與很多保守主義者，是把不平等當成最重要的一個實際目標。
當代自由人主義最具體的化身安．蘭德（Ayn Rand），透過筆下的一個角色，在凝視與描述一座偉大城市的光線時，用獨白式的口吻說道：
看啊！這真是一個崇高的成就，不是嗎？這真是超凡的功績。想想看，創造這一切的數千人，以及因此而獲利的數百萬人。有人說，要不是這麼多年來那十二人的勇氣，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這句話也許是對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採取兩種態度。我們可以說，這十二個人是偉大的恩人，因為他們的勇氣所創造的巨大財富，我們才得以溫飽，因此我們很高興、很感恩接受這一切。或者我們可以說，從這些我們無法做到也無法維持的顯赫成就中，這十二個人已經顯示出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如果沼澤滲出來的洞穴與火把就是我們創意的極限，那麼洞穴與火把比摩天大樓與霓虹燈更好，我們並不想要他們宏偉的免費禮物。
大部分當代自由人主義者，深受蘭德與她激進的不平等主義觀點影響。因此，他們與保守主義盟友認為，最佳社會就是收入與財富非常不平等的社會，例如當代美國社會。橫跨整個美國政治立場光譜，很難聽到有人出面為公平說一句話，比較可能聽到的是對政府重新分配收入與財富的批判，尤其是當代自由人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的批判。因此在現在的美國社會，薪水與財富的不公平現象已經快速嚴重惡化。蘭德以及她的追隨者認為不平等有可取之處的觀點，並不是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一部分。傅利曼與史蒂格勒在年輕的時候，以及西蒙斯，都提倡累進所得與遺產稅制，以舒緩經濟不平等現象。
芝加哥經濟學派追隨斯密與偉大的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的行列，一般提倡的公共政策都是企圖達到最大多數人，而不是其中一小群人的最高生活水準。從斯密到現在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目標都是想要極大化每一個人的幸福，同時認為每一個人體驗幸福的能力也是相等。即使傅利曼年紀大一點的時候，三不五時都會表達出平等情懷。一九九六年，美國當時的所得與財富不均已經大幅優於以往的水準，但傅利曼在一次受訪中評論，「我們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分裂成兩個階級，有錢人與一無所有的人……在一個分裂成兩個階級的社會，民主制度與開放社會就無法維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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