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引子 2
一九六一年夏天，柳傳志高中畢業。他的夢想是當一個空軍飛行員。那時候軍人很神聖，年輕人無論男女，個個都想當兵，飛行員就是他們最崇高的理想。學生都愛唱那首〈我愛祖國的藍天〉，老師也會對學生說：「戰鬥機是用金子堆起來的。」一群軍官到任何一所中學挑飛行員，就像現在清華北大的老師到全國招「零志願」的考生，具有無可爭辯的優先權。
柳傳志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考核，成為全校唯一的入選者，又由於他的舅舅是「右派分子」而被宣布不合格。那一天柳傳志滿心的沮喪無法言傳，猶如一場巨大的災難降臨頭上。爸爸媽媽都在家裡等他。父母二人一起與他談話，在他的一生中，這是唯一的一次。父親對兒子說：「不論你將來做了多不起的事，還是多麼平凡的事，只要是一個正直的人，就是我的好兒子。」
這一番話讓兒子刻骨銘心。對父親，柳傳志在內心深處始終都有一種崇拜之情。現在，他終於明白這崇拜從何而來。那不是因為父親的地位和財產，甚至也不是因為父子之間的血緣，而是因為父親的品格。多年後父親已不在人世，兒子也老了，這句話還在心頭縈繞。「回想這些年，」他說，「經歷的越多，對父親的這句話感受越深，真是讓我一輩子受用不盡。」
那一年秋天開始的時候，他成了西安軍事電子工程學院的一年級學生。這學校最著名、也最熱門的專業項目是原子彈和導彈。校方接受了這個學生，但還是認為他的政治不夠「清白」，所以不能接觸原子彈和導彈，只能學雷達。當時誰都不會想到，正是這樣一些細節，讓柳傳志不知不覺地靠近了電腦之路，那正是他在四十歲後所開闢震撼中國的事業。
然而，在六○年代的中國，年輕人最關心的事情是「政治面貌」。十八歲的柳傳志開始學習妥協，學習涵養，學習很專注地傾聽別人說話，學習克制自己的欲望，學習掩蓋自己的情感，學習綿裡藏針的境界和技術，學習和那些自己不喜歡的人打交道，也學習用極大的熱情去做那些自己討厭的事。他下定決心「苦練工農感情」，其中一個重要行動就是──在寒假裡背著糞桶沿街行走，挨家挨戶去掏糞。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潮捲進這所學校。二十二歲的柳傳志正在學校裡為自己的雷達論文做最後潤飾，本來就要畢業了，立刻被毛澤東的號召鼓動起來，成了第一批造反派的一員。他有口才，有文采，有熱情，說話有極強的煽動力，還善於抓住對手的漏洞，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看上去，他已經擁有一個政治領袖的全部素質。他在造反派的組織裡並不擁有具體職務，但是有一個時期，他是造反派的靈魂。這部分歸功於他的能言善辯，部分在於他的組織能力，能像部署一場戰爭那樣組織政治運動。
但是他很快地對眼前的一切產生疑問。有一段時間，他覺得自己明白了一點什麼：原來世間不過有兩種人，一種人把事情看得很明白，就是要往裡鑽，認為這是機會，可以從中得到一點什麼；還有一種是沒看明白，糊里糊塗就投身進去。他不想做糊塗人，也不想成為投機者。他認定這條路不正當，還很危險，於是他從一個堅決的造反派變成逍遙派。紅衛兵司令部的司令跑來批評他「革命意識衰退」，司令是個充滿政治激情、熱衷政治角逐的人，眼見失去一個強有力的支持者，覺得可惜。
「形勢如火如荼，還得幹革命呀，」司令說。
柳哈哈一笑，說自己已經墮入情網，「不搞革命了，搞對象編註（2）。」
一九六八年柳傳志從學校畢業，到成都的一個研究所做了研究人員。六○年代末期，全世界都在動盪，學者、記者、軍事家和政治家，都在談論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美國把它在越南的戰爭規模擴大了一倍，將大批軍隊和裝備運送到那個國家，蘇聯人和中國人也捲入其中。這一切都加強了人們對戰爭的擔憂，北京把握時機地將這種擔憂化作動員民眾的力量。毛澤東說「要準備打仗」，讓全國人民熱血沸騰。柳是學雷達的，又出自軍事院校，所以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把繳獲的美國雷達弄來，拆開研究，然後設法改進中國軍隊的雷達系統。幾個月後，中南海傳下號令要知識分子到農村勞動，柳離開了雷達，到廣東一個靠近澳門的農場種水稻，又從那裡遷到湖南的一個農場。這農場原是一些刑事犯和政治犯在服刑期間勞動的地方，所以柳說，他當時的工作也就是「勞動改造」。他就這樣從西北到華南，又從華南到中南。在輾轉了半個中國之後，又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計算所，那是一九七○年四月。
手裡拎著的箱子是他的全部家當──幾件隨身單衣，一身棉布軍大衣。回到北京的那個早晨，只覺得這城市已經面目全非。北京火車站廣場上沒有了標語和紅旗，身穿舊軍裝、臂紮紅袖章的紅衛兵也不見了，四周牆壁上的大字報被公安局的告示取代。那些告示統統都是宣布某某人是「現行反革命」，已被「立即槍決」。那時候這樣的告示很多，過幾天就換一批，白紙黑字，罪犯的姓名上一律加蓋一個血紅色的「十字叉」，有時候是一個，有時候是一片，每一個「紅叉」就意味著有一個人被處決。如果張貼告示的人希望這能觸目驚心，那麼他們的目的達到了。那一天柳傳志一眼看去，就發現一個「紅叉」下的名字叫王守亮。那是他中學時的語文老師，柳還記得王老師特別喜歡他，常常在課堂上表揚他的作文寫得好。他一直希望著能再見見這個老師，卻不料走進這城市看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老師已被槍決。老師死前最痛苦的事情，是自己的妻子也已被槍決。那告示上明白無誤地寫著，王氏夫妻二人的「罪名」同為裡通外國，唯一的證據是老師的妻子曾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工作。
「慘啊……慘啊……」那一天柳傳志的嘴裡只有這幾句話，「他是一個舊知識分子，但他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啊……他把毛主席著作讀了好幾遍啊……怎麼會這樣啊？」
他就這樣回來了，經過八年的顛沛流離，造就未來中國電腦之王的關鍵素質已經俱備。他善於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周旋，在危機中知道怎樣從有力量的人那裡得到幫助，還有不屈不撓的實業家精神。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的競爭天性。他是一個夢想家，在看慣了種種不平和殘酷之後，又成為一個超級現實主義者。
*
七○年代是在一種既沉悶又激昂的氣氛中開始的。一千多萬知識分子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和傲慢，斯文掃地，意氣消沉，除了忙不迭地寫檢討書和宣誓忠於黨的領袖，腦子裡已沒有別的東西。戰爭的風雲似乎就在頭頂上，製造核武成為鼓舞全國鬥志的最重要力量。一九六四年的第一顆原子彈和一九七○年的第一顆人造衛星，讓億萬被西方孤立的中國人獲得極大的安全感。中南海決心把這件事情繼續做下去，秘密制定了研究導彈和發射衛星的計畫。毫無疑問，這會觸動西方國家最敏感的神經。他們無法阻止中國人的決心，但他們可以停止向中國輸出最先進的技術。這讓中國的知識分子重新成為寵兒，以研製大型電腦為目標的中國科學院計算所，自然也在其中。
全世界的電腦事業都是在戰爭目的的資助下起步的，中國也不例外。當柳傳志進入計算所的時候，它已經在中關村北邊一公里的地方占據了很大一片土地，聚集著好幾百人。一○四機在原子彈研製過程中的功用無可比擬，這鼓勵了中國人研製更強大電腦的信心。中南海將計算所從中國科學院的機構中抽離出來，歸屬國防科學工業委員會，賦予他們一個軍隊的代號：「京字一一六部隊」。科研人員都成了不穿軍裝的軍人，還有士兵荷槍實彈為他們站崗。儘管中關村還是一片荒蕪之地，但計算所已經是中國最重要的電腦科學聖殿。
在軍事目標的推動下，大批資金源源不斷地進入計算所，開始了電晶體電腦的研製。一九六四年誕生的「一○九機」，每秒鐘運算六萬次，比一○四機快了六倍，不過它還是真空管的。一年後誕生的「一○九乙機」，是中國人自行研製的第一台大型電晶體通用數位電腦。又過了兩年，「一○九丙機」也誕生了，它每秒運算十一萬次，看上去更加成熟，也更加先進。「已經超越了日本人，」曾茂朝說，「在遠東地區，還找不出第二台。」到了一九七一年「一一一數位電腦」也誕生了，它是中國第一台積體電路電腦，只是規模還相當小。這樣看來，中國的電腦事業在五○年代、六○年代經歷了「真空管時代」和「電晶體時代」，等到柳傳志離開湖南勞改農場進入計算所的時候，中國的電腦技術已經開始了第三代。
一九七六年柳傳志已三十二歲，不僅一事無成，甚至連自己該做什麼還沒想明白。他進入電腦圈子，並成為計算所第六研究室的磁記錄技術工程師，完全是出於偶然，當時他只想找一個機會攜妻牽女回到父母身邊。至於電腦，無論是技術問題還是世界大勢，他都一無所知。事實上，他的政治情結依然強大。與他的那些同事不同，當他回想起那些年的時候，沒有一點技術專家的色彩，反而會因政治事件的起伏跌宕而激動得滿面紅光。
到科學院的最初幾年，他總感覺心裡憋得慌，日子很難熬，「你完全不說話，實在受不了；你要是說點心裡話，說不定什麼時候漏出去，就很危險。後來終於有了兩三個非常好的朋友，大家關著門議論國事，就覺得舒服了不少。」他和朋友在一起議論的事情真是不少──林彪事件、四人幫、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如何作惡多端、周恩來如何冤枉，還有鄧小平，還有毛澤東選擇的接班人華國鋒，這些都是他心裡的大事，都能讓他激動不已，也讓他氣得滿臉通紅。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的去世讓他悲痛萬分。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一提到這個名字他都熱淚盈眶。「總理命苦，」他對朋友說，「這個國家，我算看明白了。」然後又長歎一聲，說起魯迅文章寫到那群生活在鐵屋裡的人：「空氣稀薄，大家都睡著。你最先醒了，感到窒息，有一種臨死前的恐懼，卻發現四圍都是鐵壁，捶打不開。」
經過這麼多風風雨雨，柳開始信奉「又要做點事，又要保護自己」的信念。再過幾年他創辦聯想公司之後，這信念就發展成一句格言：「不做改革的犧牲者。」這話如今公司裡人人皆知，但很少人洞悉那背後的一把辛酸淚。當年柳傳志四處躲避員警，又與調查人員百般周旋，死不認帳。妻子為他捏一把汗，日夜擔驚受怕，總覺得說不定哪個早上員警就拿著手銬站在門口。他卻說：
「他們抓不到我。那事誰知道啊？就我老婆知道。」
*
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時候，毛澤東不在人世已經一年又三個月。中國人經歷了最初的悲傷後，在心裡升起新的期待。三月十八日，全國科學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從這一天起，「科學的春天」就成為新歷史的代名詞。中國科學院已經有一百二十三個研究所，計算所已經擁有一千五百人，還有很多人從這裡走到全國，在上海、西安、武漢、成都和瀋陽建立起自己的電腦團隊。大學已經連續十二年沒有招生，也沒有畢業生出來。五○年代那一代的電腦科學家，此時都是四十多歲的人了。曾茂朝接替閻沛霖的位置，成了計算所的第二任所長。大洋彼岸的「牛郎星八八○○」（Altair
8800）編註（3）並沒有引起中國的人注意，大家都把眼睛盯在大型機上，覺得那才是一個國家電腦科學水準的標誌。
電腦的研製仍然是「國家任務」，但這已經是計算所研製的最後一台大型電腦了。它有個龐大的名字叫「七五七工程」，還擁有龐大的體積：一千三百多塊插件，兩萬多個邏輯元件，分布在一座樓房的上下兩層，主機房裡有十五個機架，輔助機房則是所有周邊設備，包括磁片、光碟、輸入、印表機，總計占有至少八百平方米的空間。它漫長的製造歷史被曾茂朝稱之為「八年抗戰」，因為計算所的一千多人從一九七六年便開始為它忙碌，直到一九八三年才終於完成，而它的調試又延續了大約一年。它擁有每秒千萬次的運算速度，技術水準屬於「國內領先」，進而獲得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不過，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亦即後來的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卻老實地承認：這七五七機根本不好用。
不僅大型電腦不好用，這條科研的道路也教人覺得日暮途窮。中國科學院有九萬名科研人員，每年花掉國家三億多元，可惜很少能夠把他們的科研成果變成老百姓能用的東西。八○年代中期的中國顯然正在變化，戰爭的憂慮越來越遠，軍事工業的生產線要麼轉向民用，要麼成為棄兒。在這種以軍事為目標的電腦發展歷史中，七五七機也就成了絕唱。
*
一九八四年，全國都沉浸在一種激昂的情緒中，可是計算所卻開始冷清。柳傳志的情緒非常不好，他不在乎生活的貧苦，但是他不能允許自己虛度光陰，「要緊的是確實要做一點事情。」他也不能接受計算所被人家說成「一隻不會下蛋的母雞」。這比喻雖然刻薄，但說出了一個事實。這麼多年來，成百上千的人將自己的智慧和熱情傾注在那些大型電腦上，做好一台就放在那裡，然後等待做下一台，一口氣做了二十多台，卻沒有一台能賣出去。除了一堆獲獎證書和一堆高級職稱的任命書，他覺得電腦技術還應該獲得更多的東西。有一個時期他感到失望，覺得這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種生活。他已經在科學之路上奔走了十幾年，一無所成。他知道自己不是個好的科學家，在技術領域裡耕耘只能做個平庸之輩。也許做官可以實現他的夢想，他從中學到大學，又工作到今天，總是有一群人圍在左右，他相信自己具有領導者的才幹，總想找個機會一顯身手。於是他離開計算所，到中國科學院的人事處做了一個幹部。可是幾個月後，他發現自己又錯了。他在官場深處感受不到任何熱情，一切按部就班，再加上細心周全和無所事事。這樣的工作誰都能做，根本無法證明他的價值。
在計算所的歷史中，這一年也不是沒有令人激動的事。一○九丙機退役了，它在過去十八年裡專門用於原子彈、氫彈、導彈和衛星的研製，真是功勞赫赫。在它被拆除之前，國防科工委為它授勳，將它命名為「功勳電腦」，就像是表彰一個忠心耿耿的戰士。計算所裡沒有任何一個科學家因此獲獎，因為至少有一千個人和幾十個機構為它貢獻了自己的智慧，一時間竟不知道該把功勳獎章授給誰。對於這些計算所的科學家來說，讓誰受勳並不重要，只是另外一些事情讓他們感到悲哀：他們的「功臣」已經壽終正寢，他們還能做什麼呢？
所長曾茂朝感到肩上壓力越來越大。計算所的財務狀況非常糟糕，來自軍事部門的研究計畫沒有了，也沒有任何資金撥下來。一千多名科技人員和五百名工人閒著沒事做，讓他寢食難安。還有不少消息也讓他擔憂，其中一個說，中央政府就要頒布「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已把電腦列為應用科學，其經費撥款將在一九八五年削減二○％，還將在五年之內全部取消。倘若這是真的，就意味著一千五百多名員工不僅不能展開正常的科研，連自己的飯碗都成了問題。
「政府對我說，」曾茂朝告訴他的屬下，「它把錢放在用戶的口袋裡了，你有本事就去拿吧。」
柳傳志明白這不是危言聳聽。他深信舊的制度靠不住了，傳統意義上的單位靠不住了。他希望自己能做點什麼──什麼都行，只要能讓自己知道未來還有希望就行。
到了一九八四年深秋，這個既輝煌又悲愴的故事就要結束，所有人都迫切地等待著新的篇章。可是新的篇章又在哪裡呢？
編注：
（2）意指談戀愛。▲
TOP
（3）全球第一台裝配微處理器的微電腦。▲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