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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柳傳志在一九八四年秋天離開中國科學院人事局的時候，態度堅定。由這樣的情節來看，他顯然是個反叛者，可是他並不打算與傳統的制度分道揚鑣。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柳傳志能迅速聚攏這個群體，並在日後幾年擴大他的團隊，乃是因為他始終為自己在舊制度的大廈中留著一席之地。
不過，柳也決非安分守己之人。當日曾茂朝對他和王樹和表白心跡，說他們創辦公司是「埋伏一支精兵，也許能在關鍵的時候發揮作用」，這一句話就把柳傳志說得熱血沸騰。他後來向屬下員工講述當日受命創建公司的情形，說是「共同的信念」把創業者們緊緊地連在一起，「我們一起互相排憂解難，我們一起共享成功的喜悅。我們像兄弟一樣彼此關心，也毫不留情地互相批評。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是肝膽相照，休戚與共。」其實在這樣一番話的背後，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原則──「既做事又不能成為犧牲者」，他必須找到萬全之策，以便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立於不敗之地。
計算所所長曾茂朝顯然已經洞悉屬下的心理。他無法徹底改變計算所的現狀，也看不清楚計算所的未來在哪裡，但他知道此時是採取重大行動的時候了。他不打算束縛屬下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也不打算逼迫他們去冒太大的風險。他決定讓計算所成為公司的老闆，但同時把三個關鍵性的權力交給公司──掌握財產的權力、人事任免的權力、經營決策的權力，讓他們成為事實上的「無上級企業」。
國家下撥的科研經費都須專款專用，不得挪用他處，銀行也不會貸款給公司。好在過去幾年裡曾茂朝一直出租計算所擁有的大型電腦，一小時收費一元，這使他有了一筆小小的積蓄。大多數機構遇到這種情形，都會把錢當作員工的獎金，或者購買雞鴨魚肉作為年貨分發出去，但是曾茂朝卻希望用它解決長遠的問題。他把手裡的二十萬元人民幣悉數交給公司。日後公司發展壯大，每年以二千萬元回報給計算所，證明這位所長確有先見之明。不過，這仍然不能解決一個基本的問題：人們以曾茂朝當年的投資為根據，說明公司財產應當屬於國有。其實按照當日計算所的財務狀況，這筆錢是否能歸在國家名下，還是一個疑問。
此刻，公司得到一間小平房、三項權力和二十萬塊錢。當它成功之後，這一切都被當作起點載入公司史冊，由媒體廣為傳揚。其實，對於柳傳志和他的夥伴們來說，還有些東西更重要。
我們今日檢視公司檔案中的種種細節，可以發現，這套制度最為別出心裁之處，乃是在於曾茂朝的另一些決定：比如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招納計算所人員，也可以把任何一個不適合在公司工作的人退回計算所；又比如所有為公司工作的人，可以不必脫離計算所的人事名冊，繼續由國家經費撥付工資；在計算所內，公司員工可以繼續享有專業技術職務和工資方面晉級的權利；還比如計算所技術人員可以帶走他們的研究成果，供公司無償使用；他們甚至還可以使用自己計算所的辦公室、電話、傳真設備，以及所有資源。
所有這些細節並未寫進公司章程，但在新舊制度的抉擇中，卻特別顯得意味深長，因為它充分利用了兩者的長處──舊制度的穩定和新制度的機會；又避免了兩者的短處──舊制度的僵化和新制度的風險。從本質來說，這是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利用傳統制度中的資源，來營造一條叛逆之路。他們就這樣找到一個反抗舊制度但不立即與其分裂的方法。對當時那些還在猶豫的人，這是一種巨大的激勵，在公司日後的成長中，也是無形但意義重大的烘托。
第一批任命名單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四日確定，王樹和成為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則由柳傳志和張祖祥分別擔任。公司形成了「三人核心」，接著開始擴大自己的團隊。
公司早期聚攏人心的力量不是來自公司的業績，而是來自「三人核心」在計算所裡的人際關係。事實上，在一九八八年夏天首次正式招聘大學畢業生以前，公司員工幾乎全部來自計算所。招聘程序異常簡單，既無筆試，也無面試。多年來大家都在一個院子裡工作和生活，低頭不見抬頭見，所以根本用不到這些程序。在院子裡遇到個熟人，便說一聲：「咳，到我們公司來吧。」或者說：「咳，你還是計算所的人，就是來幫公司個忙。」然後就把人拉過來。那時候所謂的招聘告示不但不正規，目的也不在招聘本身，而在於向眾人昭告公司的存在與蒸蒸日上。
以下是公司早期一則典型的招聘公告，張貼在計算所院子的牆壁上：
招聘公告
經所領導批准，本公司擬在所內招聘十人來公司工作。公司管理人員兩人，經銷部會計一人，業務部四至五人，辦公室一人。
公告貼出之後，「三人核心」全都忐忑不安。那時公司一窮二白，前途未卜，很少人願意加入，完全不像今天的聯想，發個招聘廣告便能一呼百應。顯然曾茂朝的鼓勵發生了作用，兩週之中竟有五十人來公司報名。這讓柳傳志又驚又喜，趕緊貼出第二號公告，「對輸送人才的各級領導和報名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謝。」
一九八五年元旦過後，公司的部門已經建置完畢，分設技術開發部、工程部、經營部和一個辦公室。王樹和頒布公告，任命了七個人為經理和主任。二月十六日，公司第一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形象」。他們在中關村十字街頭一面朝著太陽的牆壁上豎起廣告牌，這是有據可查的第一塊廣告。廣告面板寬三米，高二米，沒有色彩斑斕的圖片，也沒有那蔚藍色的海浪，廣告的文案是十六個字：「技術先進，品質可靠，價格合理，信守合同。」稍嫌誇張，卻完全不像後來那樣矯飾和煽情。很顯然，公司延續著過去年代中國人的淳樸直白。
廣告上還標明公司的「服務範圍」，留下公司電話：283131。當時北京的電話號碼只有六位數，並不難撥，不過還要轉到分機479才能找到公司，原來公司仍然使用計算所的總機。他們的確想為自己拉一條電話專線，可惜太貴──要花五千塊，僅僅換個新的話機也要二百元。這些人都是從艱苦歲月裡過來的，知道節儉，又逢公司初創，恨不得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於是一致同意，將拉專線和換話機的計畫暫緩執行。經營部經理劉赤峰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守著一台舊電話，希望能攬到生意。當然也有人尋著廣告的地址找上門，卻發現這公司不過是小屋一間，屋裡的面積還不如廣告大，門外連個招牌也沒有。
春天開始之時，大家終於想到把公司的招牌掛出去，於是尋找美工設計，又找到上好木料一塊。三月的最後一週，「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的招牌做成了，在面向科學院南路的大門掛出來，長二．二米，寬○．四米，由六釐米厚的木板製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體字，與「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招牌並列一起。王樹和還以總經理的身分向曾茂朝呈送一份報告，保證這招牌「風吹日曬久不變形」。
四月二日這一天，王樹和、柳傳志和張祖祥的任命獲得中國科學院的批准。曾茂朝兌現當初的承諾，把這三人的職務後面全附加了一個「括弧」，表明各自的行政級別，王樹和為「正處」，柳傳志和張祖祥的括弧裡則為「副處」。這在舊時為「七品」和「從七品」，乃是「七品官制」的最低層，在共產黨的官員階級裡也只屬於中低等。以三人當日的情形論，並無實際價值，但是對公司全體職工來說，這個「括弧」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黨的組織不僅未將他們看作異端，還將他們當作革命隊伍的一個部分，並且以組織的形式加以認定。
公司的領導者腳踩兩隻船，既無後顧之憂，便打算放手一搏。他們的計畫十分宏偉，可是從冬天到春天的幾個月中，公司裡最令人頭疼的事，就是沒人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就連「三人核心」也說不清楚。整個公司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先是做起電子錶、溜冰鞋，還有電冰箱的轉手買賣，然後又籌畫轉賣彩色電視機。那時彩色電視機是緊俏商品，人人想要。國家規定了出廠價格，你若拿到市場上，就算每台多賣一千元，也能轉瞬賣出。所以，當他們知道江西省婦聯的一位女士手裡有大批彩色電視時，都相信賺錢的機會終於到來。八○年代中期，商業界的信譽已經出了問題，有個流行的說法就是「騙子比彩電還多」。柳傳志知道這是誇張之辭，但是多留心準沒錯，於是囑咐下屬一定要親眼看到電視才能匯款。那一天下屬興致勃勃地告訴他，說自己親眼見到大批彩色電視，一點不假。想不到他們還是遇到了騙子：彩電的確有，等他們的錢匯過去，立即無影無蹤。
曾茂朝給他們的二十萬元就這樣被騙去十四萬。柳傳志自長大成人後，做事一向無往不利，從來沒有像當時這麼束手無策。那些日子「三人核心」整天在一起規畫，絞盡腦汁還是沒有頭緒。
看來曾茂朝埋伏的這支「奇兵」出師不利。其實公司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每個企業都會遇到的，那就是：你的第一桶金從哪裡來？這在西方國家叫做「資本主義的原始累積」，在中國則叫做「社會主義的資金累積」，說法不同，就企業的運作來說都是一回事。如同飛機起飛需要跑道、輪船出航需要碼頭，不論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還是一間公司，若要讓經濟起飛，第一件事就是拿了足夠的資本作為鋪墊。你可以向銀行借貸，可以向社會募集，當然你也可以獲得風險投資家（venture
capitalist，亦作創業投資家）的支持，不過這是九○年代的事情了。在八○年代的中國，中小企業無從向銀行借貸，更不知道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為何物，所以企業「原始累積」的背後大都存在道德、甚至法律的問題：可以建立「血汗工廠」，依靠苛扣員工工資，或增加工作強度和工作時間，來賺取超額利潤；可以逃漏稅，或者走私；可以依靠當日政府行政中的某些環節，比如「審批制度」和「許可證制度」，或利用商品的緊缺與價格的「雙軌制」，亦即官方定價和市場實際價格的價差，大賺其錢。
柳傳志不敢犯法，也不想做不道德的事。假如有機會進入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細細耕耘，他們也許會試試。不幸的是，那時他們連這樣的機會也沒有。
柳傳志的經驗和信念都促使他把希望寄託在計算所。畢竟過去幾十年裡都在傳統的制度下生活，缺乏那種鋌而走險的膽子，在銀行界也沒有累積起自己的信譽。儘管公司宗旨在於脫離計算所的體系另闢蹊徑，但是大家都知道公司最重要的資源還是在計算所的傳統體制中。在那個時代，中國科學院給人一種神聖的印象，計算所又是中國電腦業最早的搖籃，全中國電腦行業裡最有聲望的人，幾乎都出自這裡。公司員工走到外面，只要一說自己是計算所的，人們的眼神就會多幾分溫暖和信任。
計算所的淵源為公司增加了信譽，並在早期電腦的製造中提供了無法估算的經驗，這些經驗後來幫助聯想將所有競爭者遠遠拋在後頭。即使在公司開創的最初幾個月裡，柳傳志也一定能體會到，曾茂朝所謂「計算所的金字招牌」並非言過其實。比如公司早期向銀行貸款，全部以中科院計算所為「合約的申請借款單位」，又以中國科學院開發局為「擔保單位」。又比如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將科學院擁有「外匯額度」的二十萬美元，撥給該公司使用，令周圍的大小企業羨慕不已。外匯額度是中國八○年代特有的一種經濟現象，亦即任何人或任何機構使用外匯都須置於國家計畫中，包括使用數量和使用時間，不得隨意胡來。若不依規定行事，輕則違紀，重則違法。所以周在批文裡說「這是一種特別的優惠」，並非言過其實。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當公司成立一年之後，很多人都希望公司能在獨立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例如建立董事會以便使公司完全擺脫計算所的控制，但是柳傳志堅決不同意。效忠與背叛構成了當時個人與組織之間的常態。柳傳志越是相信自己已經走上一條不歸路，就越要讓自己更像一個忠臣，而非叛逆者。他在總結大會上宣稱：「公司不設董事會，在所領導直接關懷和領導下開展工作，這就保證了公司的一切行動納入全所統一發展軌道。」在以後的二十年中，公司內外的人們無數次提起這個話題，他們漸漸傾向於認為，計算所掏出二十萬元後每年坐收漁利數千萬元，實在是佔了天大的便宜。關於將這間公司的財產歸屬於國家，也有人提出質疑。似乎只有柳傳志一次又一次地站出來為計算所辯護，這一天是有文字記載的第一次，也是最直截了當的一次。
他一一歷數公司一年來業績──那些為公司帶來利潤的業務，諸如石化部天津總公司的管理系統工程、國家體委管理工程、牡丹江鋼鐵廠自動管理系統、電源成果的轉讓、開發網路、推廣簡易終端、軟體的收集和改造等，大部分都是一些小事，上不了台面。但其中至少有四件事可歌可泣，因為它們總計為公司帶來三百五十萬元營業額和二百五十萬元利潤，還證明若非行走在計算所的「統一發展軌道」上，公司將一事無成：
- KT8920大型電腦。本由計算所單獨承擔，計算所將其中記憶體、擴存、應用軟體的部分轉交公司，又以公司名義對外簽定二十個合約，獲得利潤六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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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購買五百台IBM電腦，將其中驗收、維修和培訓的環節交給公司，公司得以收取服務費七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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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IBM北京中心代理若干專案，獲毛利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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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副研究員倪光南兼任公司總工程師，並把計算所的研究成果「漢字系統」帶到公司。
關於倪光南和他的「漢字系統」，容我們稍後再述。現在只需說明一點，這一技術在計算所歷經十年的研究，來到公司後不過六個月，已經售出至少一百套，為公司帶來大約四十萬元的毛利潤，也讓柳傳志看到了公司的未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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