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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書評讚譽
開卷書評
《震撼主義》-驚嚇的政治災難學 ◎張小虹
活動記錄:2009/8/13座談對談稿

作 者 作 品

破窗
NO LOGO—顛覆品牌統治的反抗運動聖經〔15週年典藏紀念版〕
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
天翻地覆:資本主義 vs. 氣候危機
娜歐蜜克萊恩三書:No Logo + 震撼主義 + 天翻地覆

譯 者 作 品

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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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主義(BA0180)──災難經濟的興起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趨勢
叢書系列:文化叢書
作者:娜歐蜜.克萊恩
       Naomi Klein
譯者:吳國卿、王柏鴻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22日
定價:550 元
售價:434 元(約79折)
開本:25開 /平裝/560頁
ISBN:978957135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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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3

 

還有人道救援與重建所需的經費。在伊拉克首創的營利救援與重建已變成全球的新典範,不管是先發制人戰爭造成的破壞,例如以色列二○○六年攻擊黎巴嫩,或是颶風帶來的破壞,救援和重建都採營利模式。在資源匱乏和氣候變遷造成新災難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因應危機已發展成不容非營利機構獨占的熱門市場──既然美國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貝泰(Bechtle)可以做,為什麼要讓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密西西比的難民可以住在嘉年華遊艇上,何必安置於接受補貼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這類民間安全業者正在尋找新客戶,為什麼要部署聯合國維安部隊在蘇丹達佛(Darfur)?這就是九一一以後的差別:在之前,戰爭和災難只提供商機給經濟中有限的產業──例如戰鬥機製造商,或重建被炸毀橋樑的營造商。然而,以往戰爭的首要經濟角色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的手段,藉以創造戰後承平時期的繁榮。現在戰爭和災難應變已完全民營化,它們本身就是新市場;不必等候戰爭結束才有繁榮──媒介本身就是訊息。

這種後現代的作法有一項明顯的優點,以市場術語來說,就是它不會失誤。就像一位市場分析師對能源服務業哈利波頓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營運特別好所下的評論:「伊拉克的情況比預期好。」當時是二○○六年十月,也是紀錄中戰役最慘烈的月份,有三千七百零九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儘管如此,很少股東會對戰爭為這家公司創造二百億美元營收感到不滿。

在武器交易、民間傭兵、營利式重建和國土安全產業欣欣向榮之際,從貼著布希政府品牌的後九一一震撼治療中崛起的,是一種體系完備的新經濟。它在布希時代建立,但現在已獨立存在於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將屹立不搖,直到它深層的財團至上意識形態被發現、隔離並遭到質疑和挑戰。這個複合體雖然由美國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國公司帶來無所不在的保全攝影機技術,以色列公司興建高科技圍牆的專業,以及加拿大木材業銷售比當地房屋貴好幾倍的組合屋,等等。「我認為以前從來沒有人把災難重建視為真正的房屋市場,」加拿大一家林業集團的執行長貝克說:「這是一套長期多角化經營的策略。」

就規模來說,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足以媲美「新興市場」和九○年代資訊科技業的榮景。事實上,圈內人透露,獲利甚至比網路時代還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滅後,「安全泡沬」接著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險業獲利(估計光是在美國二○○六年就高達空前的六百億美元),以及石油業的超高獲利(每一次發生新危機就愈高),災難經濟可能救了世界市場,讓它免於九一一之前瀕臨的全面衰退。

這支意識形態十字軍的發展,在激進的戰爭和災難民營化中達到最高點,但在嘗試連貫它的歷史時,卻出現一個問題:這種意識形態會變形,它不斷改變名稱和轉換身分。傅利曼自稱是「自由派」(liberal),但他的美國徒眾認為自由派代表課徵重稅和嬉皮,所以自稱是「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s)、「古典經濟學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場派」(free marketer),和後來的「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 )與「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追隨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這些人的教義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但也常稱為「自由貿易」或「全球化」。九○年代中期以後由右派智庫──與傅利曼有深長的關係,包括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國企業研究院(AEI)──領導的知識分子運動,才自稱為「新保守主義者」,是一種挾美國軍事機器的強大力量為財團目標服務的世界觀。

所有這些化身都致力於同一個三位一體的政策目標──剷除公共領域、完全解放企業,以及削減社會支出──但這種意識形態的各種名稱沒有一種聽起來恰當。傅利曼建構他的運動是以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為目標,但當他純正主義的願景在真實世界實踐時,情況卻大不相同。在過去三十年每個採用芝加哥學派政策的國家,都出現一個由少數極大企業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組成的強大統治聯盟──且兩個集團間的區隔十分模糊而易變。在俄羅斯,這個聯盟的民間富豪參與者叫「寡頭」(Oligarch);在中國叫「太子黨」(princeling);在智利叫「食人魚」(piranha);在美國則是布希─錢尼鼓吹的「先驅」(Pioneer)。這些政治與企業菁英崛起後,非但未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反而分進合擊,交換和分配原本由國家掌控寶貴資源的權利──從俄羅斯的油田、中國的集體土地權,到在伊拉克未經招標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約。

若要說明這種剷除大政府與大企業界線的體制,更正確的名詞不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徵是,把公共財富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隨著國家債務激增,巨富與赤貧間的鴻溝不斷擴大,還有以狂熱的民族主義合理化無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對身處這種由體制創造的巨大財富泡沫內的人而言,沒有比這種架構社會的方式更有利可圖了。但因為絕大多數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財團主義國家的其他特徵往往包括嚴密的監視(同樣的,政府和大企業交換恩惠與合約)、大規模監禁、限縮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見的酷刑。

酷刑的隱喻

從智利、中國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場十字軍的沉默夥伴。但嚴刑拷打不只是對反抗者強加不受歡迎政策的工具,也是震撼主義基本邏輯的隱喻。

酷刑或中情局所說的「強制性審問」,是一套用來使犯人深陷迷失與震驚,以便迫使他們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導原則詳述於兩本九○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冊。手冊解釋說,打破「抗拒來源」的方法是,創造犯人與他們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間的激烈斷裂。首先,感官被剝奪所有的輸入(用頭巾、耳塞、手銬腳鐐、完全隔離),然後身體被超過負荷的刺激轟炸(閃光燈、高分貝的音樂、毆打、電擊)。

這個「軟化」階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種颶風:犯人心理退化,並害怕到他們無法以理智思考或保護自己的利益。就是在這種震撼狀況下,大多數囚犯提供審訊者想要的任何東西──資訊、自白、放棄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冊提供一種特別簡潔的解釋:「會產生片刻的生命暫停(suspended animation)──時間可能極短暫──這是一種心理震撼或麻痺。它由創傷或次創傷經驗所引起,會徹底破壞對象熟悉的世界,和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經驗的審問者看到這種效應時會認得,知道這時候抗拒來源比震撼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聽話。」

震撼主義完全仿效這種過程,嘗試以極大的規模達成酷刑在審訊室對個人達成的事。最明顯的例子是九一一的震撼,造成數百萬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開一段深陷迷失與退化的時期,而布希政府則熟練地善加利用這樣的情況。突然我們發現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紀元,我們熟知的一切事物現在都可以被斥為「九一一前的思維」。我們的歷史知識從未有過這般強烈的印象,北美洲已變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的,「可以寫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一群新專家立即出現,在我們創傷後空白的意識畫布刻下新而美麗的字句:「文明衝突」、「邪惡軸心」、「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國土安全」。趁著所有人專注在攸關生死的新文化戰爭,布希政府終於可以進行九一一之前只能夢想的事:在海外發動私有化戰爭,在國內建立一個私人企業國土安全複合體。

這就是震撼主義運作的方式:最初的災難──政變、恐怖攻擊、市場崩盤、戰爭、海嘯、颶風──使全國人口陷於集體震撼中。墜落的炸彈、迸發的恐怖、狂飆的暴風軟化了整個社會,就像酷刑室裡震耳欲聾的音樂和毆打軟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懾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棄他的信心,受震撼的社會往往也放棄平時捍衛的東西。裴利和他在巴頓魯治收容所的難民同伴,應該放棄他們的住宅計畫和公立學校。在海嘯肆虐後,斯里蘭卡的漁民應該放棄他們寶貴的海濱土地,交給旅館開發商。如果一切依照計畫進行,伊拉克人應該震驚和威懾到放棄他們的原油儲藏、國營企業和主權,交給美國軍隊和國際聯軍。

自由人的大謊言

在無數歌頌傅利曼的文章中,幾乎沒有人提到震撼與危機在宣揚他的世界觀中扮演的角色。不過經濟學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可以重述他宣揚的激進資本主義,如何在幾乎全世界每個角落都變成政府正統思想的官方版說法。這是一段童話故事版的歷史,洗淨了與這支十字軍緊密交織的所有暴力和壓制,它也代表過去三十年來最成功的宣傳手法。這個故事大致是這麼說的:

傅利曼奉獻一生在打一場和平的理想之戰,對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責任干預市場以減少傷害的人。他相信當政治人物開始聽從新政與現代福利國家理論的建構者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時,歷史便「走上錯誤的軌道」。一九二九年的市場崩盤創造了一股無可阻擋的共識,認為放任主義已經失敗,政府必須干預經濟以重新分配財富和規範企業。在放任主義黯淡無光的時期,共產黨征服東方,福利國被西方擁抱,經濟民族主義在後殖民時代的南方生根,傅利曼和他的導師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耐心保護著純正資本主義的火苗,不受凱因斯信徒嘗試聚積集體財富以建立正義社會的汙染。

「以我所見,最大的錯誤是,」傅利曼一九七五年寫信給皮諾契說:「以為可以用別人的錢來行善。」可惜很少人聽進去,大多數人仍然堅持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行善。一九六九年的《時代》雜誌貶抑傅利曼為「小丑或寄生蟲」,只有少數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後,當他在知識界的荒野走過數十年後,八○年代終於出現了柴契爾(她稱傅利曼為「思想自由的鬥士」)和雷根(他在總統競選所到之處都帶著一本傅利曼的宣言《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終於有政治領袖敢於在現實世界中,實施解脫枷鎖的自由市場。根據這則官方版的故事,在雷根和柴契爾和平而民主地解放兩國的市場後,隨之而來的自由與繁榮是如此受到歡迎,以致於當從馬尼拉到柏林的獨裁體制開始崩解時,人民無不想要大麥克漢堡(Big Mac)和實施雷根經濟政策。

蘇聯終於崩潰時,「邪惡帝國」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傅利曼式的革命,就像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皈依資本主義一樣。這表示邁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場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礙,解放的私人企業不僅在自己的國家獲得自由,而且將暢行無阻地跨越國界,把繁榮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對如何管理社會形成兩個共識:政治領袖應由選舉產生,而經濟則應根據傅利曼的原理來運行。正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這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傅利曼死時,《財星》雜誌(Fortune)寫道「他帶走了歷史潮流」;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讚揚他是「人類自由的偉大鬥士,不只在經濟方面,而是在各個領域」;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加州的傅利曼日,數個城市和鄉鎮也這麼做。《華爾街日報》的標題則濃縮成這樣一句簡潔的頌詞:「自由人」(Freedom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