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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企業與生態環境
今天人類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到底如何，經常引發爭議，意見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都有。其中一個極端陣營就是一般所謂的「環保人士」或「環境保護論者」，他們認為目前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問題很嚴重，這是一個迫切需要關注的議題，我們不能再維持目前的經濟與人口成長率。另一個極端的陣營則認為，環保人士小題大作，大放厥辭，他們以為經濟與人口的持續成長不但可能，也是一件好事。至於後面這個陣營，沒有什麼簡短的標籤可套用在他們身上，姑且名之為「非環保人士」。這方面的人士多來自大企業，但我們不能把「非環保人士」和「支持商業」畫上等號。很多企業界人士以環保人士自居，也有不少非企業界人士質疑環保人士的主張。在撰寫本書的時候，我的立場為何？我和上面兩個陣營的關係又是如何？
先說我的背景。我從七歲開始賞鳥，長大成人之後接受了專業生物學的訓練。過去四十年來，我一直研究紐幾內亞雨林的鳥類。我很愛鳥類，愛看鳥，也喜歡待在雨林。我不但喜歡植物、動物，予以尊重，也愛屋及烏，珍視這些生物的棲地。我在紐幾內亞等地致力於物種和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育。過去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是世界自然基金會【譯註：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原名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為獨立環保機構，一九六一年由英國的史考特爵士（Peter Scott）創辦，可見過去較重視野生動物的物種保育，今日則著重於整個自然界的生態保育。】美國分支機構的主任。這個基金會是全球最大的環境保育組織，關心全世界的自然生態。這些工作招致許多非環保人士的批評，說我「危言聳聽」，還有什麼「這個戴蒙老愛提世界末日」、「誇大危機」、「關心瀕臨絕種的紫色蝨子草，漠視人類的需要」。雖然我很愛紐幾內亞的鳥類，但我更愛我的兒子、我的妻子、我的朋友、紐幾內亞人等等。我很關心環境破壞的問題，因為我知道這個問題對人類社會造成的衝擊更甚。
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對一些大企業等事業單位很有興趣，也有長久的接觸與經驗。這些企業因為大肆利用環境資源，常被視為反環保的一派。我十幾歲之時就曾在蒙大拿的大牧場打工，長大成人做了父親之後，也常在暑假帶著內人和兒子去牧場度假。有一年夏天，我曾在蒙大拿研究一群銅礦礦工。我愛蒙大拿，與那些牧場朋友友誼深厚，對他們的農墾事業和生活型態，我很了解，也很欣賞，同時也知道他們的感受，因此將本書獻給他們。近年來，我也有很多機會深入了解其他採掘事業，如礦冶、伐木、漁業、石油、天然氣等。過去七年，我一直研究巴布亞紐幾內亞【譯註：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是由紐幾內亞本島東半部（西半部為印尼屬地）及東邊的新不列顛島、新愛爾蘭島等島嶼組成的國家。這個地區是十六世紀初由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所發現，巴布亞的馬來語是指「捲髮的」，又因原住民與非洲幾內亞灣的黑人極為相似，故稱為紐幾內亞。巴布亞紐幾內亞於一九七五年獨立，並加入大英國協。】石油和天然氣開採對環境造成的衝擊。這是當地石油公司與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合作計畫，請基金會來進行環境的獨立評估。這些石油公司多次邀請我參觀訪問，我和他們的主管與員工也深入討論過，所以了解他們的看法和問題。
由於這層關係，我得以近看大企業經常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也深知這些公司有誠意採取更嚴峻且有效率的生態保護措施，甚至比國家公園的做法還嚴格。不同的公司，採取的環境做法也各有不同。我很好奇他們因為什麼動機決定採取這些做法。然而，我與這些大型石油公司的關係招來某些環保人士的非議，說什麼「戴蒙已經把自己賣給大企業」、「他和大公司關係曖昧」、「他的節操都讓石油公司買去了」等等。
事實上，我沒有受雇於大企業，儘管我曾是他們的嘉賓，我還是必須實話實說。我要是看到石油公司和伐木公司殘害環境，就一五一十地陳述；如果看到他們小心翼翼地保護環境，就照實報導。我的觀點是：如果環保人士不願和大企業有所接觸，就不可能解決今日世界的環境問題，因為這些企業也是影響現代世界的關鍵因素。因此，我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採取中庸的觀點，從我研究環境問題與面對企業現實的實際經驗來談，希望做到不偏不倚。
比較研究法
如何用「科學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崩壞呢？我們常常誤以為科學就是「在實驗室複製控制式實驗所得到的知識」。其實科學沒有這麼狹隘，應該是更廣闊的──也就是關於這個世界的可靠知識。以某些學科而言，例如化學、分子生物學，在實驗室複製控制式實驗是可行的，也是目前為止獲得知識最可靠的方法。我在大學階段接受的訓練是實驗生物學和生物化學，進了研究所之後鑽研生理學，並取得博士學位。從一九五五年到二○○二年，總共將近五十年的時間，我先後在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生理學領域進行許多實驗研究。
打從我於一九六四年在紐幾內亞雨林研究鳥類，我便立刻面臨一個問題；我無法以複製的控制式實驗來得到可靠的知識，這實驗既無法在實驗室進行，也無法在室外進行。這種實驗不但不可行，也可能違法或不合倫理規範。我們不可能在一地實驗性地將一種鳥類滅絕，或控制其種群，與另一地沒有受到控制的種群兩相對照。我必須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只是鳥類研究，其他有關種群生物學的研究，還有天文學、流行病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等，也面臨類似研究方法論的難題。
因此，研究人員經常採用所謂的「比較研究」或「自然實驗」來解決這個問題，亦即根據不同的研究興趣來比較自然界的情況，檢視有何差異。例如我在進行鳥類研究的時候，很想知道紐幾內亞一種棕眉吸蜜鳥（Melidectes ochromelas）對其他種類吸蜜鳥種群的影響，於是我就比較山上幾個相當類似的吸蜜鳥群落，觀察有哪些行為差異，致使其他種類吸蜜鳥的種群發展受到影響。同樣地，我在撰寫《第三種黑猩猩：人類的身世與未來》（The Third Chimpanzee: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Human Animal）和《性趣何來？》（Why is Sex Fu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這兩本書的時候，曾比較不同的動物物種，特別是不同的靈長類動物，以了解人類女性為何有停經和隱性排卵等現象（其他動物的雌性則無）、何以人類男性的陰莖出奇地大（以動物的標準來看），以及為什麼人類通常進行隱密的性行為（反之，幾乎其他所有的動物都是堂而皇之進行交配）等問題。已有非常多的科學文獻指出比較研究有明顯的陷阱，然而也提出避免這些缺失的最佳之道。特別是歷史科學（如演化生物學和歷史地質學），若想以實驗方法去操縱過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們不得不採取自然實驗，放棄實驗室的控制式實驗。
本書也採取比較研究法，來了解人類社會如何因生態環境破壞而走上崩壞之路。我的前一本書──《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就以比較研究法探索相反的問題：過去一萬三千年以來，為何人類社會在各個大陸建立的速率有別？本書的焦點則在於人類社會的崩壞，我比較許多過去和現在的人類社會，探討影響社會穩定性的因素，犖犖大者如生態環境問題、與鄰近社會的關係、政治制度，加上其他變數「輸入」的影響。我也將討論「輸出」變數，也就是人類社會經歷浩劫的結果，是崩壞還是倖存？如果崩壞，是何種形式的崩壞？在討論輸出變數和輸入變數之間的關係時，我也企圖爬梳上述可能的輸入變數對人類社會崩壞產生的影響。
以太平洋群島為例，濫墾濫伐造成的崩壞，就可能進行嚴謹、全面性和量化的比較研究。史前的太平洋族群在島上砍伐林木的程度不一，從輕微到全面性的濫伐都有，結果有的社會長久下來依舊挺得住，有的則完全崩壞、家破人亡，無一倖免。我和研究同仁羅利特（Barry Rolett）對太平洋上的八十一個島嶼進行調查研究，以數字量表評定森林濫伐的等級，並評定九個輸入變數的等級（如雨量多寡、地理隔絕程度、土壤肥力的回復力等）。藉由統計分析的方式，我們得以計算每一個輸入變數對結果產生多大的影響。北大西洋也是一個可以進行比較實驗的地方。維京人在此建立了六個殖民地，有的在島嶼，有的在陸塊，適於農耕的程度各有不同，與挪威的貿易關係也有好壞之分，再加上其他輸入變數，這六個殖民地的最後命運也不同。（有的很快就廢棄了；有的撐了五百年最後還是成了死城，沒有人活下來；也有一千兩百年之後依然繁榮的例子。）除了上述之例，不同地區的人類社會，還可能進行其他比較。
所有的比較研究都是以詳細的資料為基礎，耐心蒐集考古學家、史學家和其他學者的研究資料，才能對個別社會有深刻的了解。不管是古代的馬雅和阿納薩茲印第安部落，還是現代的盧安達和中國，或是其他我比較過的過去和現代社會，書末延伸閱讀列出了許多極佳的專書和研究報告，這一個個研究都是本書在寫作時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然而，有一些結論是比較許多社會得來的，這樣的結論不可能來自單一社會的研究。例如：為了探討馬雅文明的崩壞，不只是要對馬雅的歷史和環境有正確的認識，我們必須把馬雅放在一個比較大的脈絡中檢視，並與其他遭到毀滅或仍然屹立的社會相較，檢視這些社會和馬雅的異同，如此才能更進一步洞視馬雅文明何以成為萬古絕響。若是不透過比較研究，就難以得到這樣的洞見。
我不厭其詳地說明個別研究和比較研究的必要，是因為學者採用了一個研究路數之後，常會小看其他研究路數的貢獻。深入研究單一社會之歷史的專家常對比較研究嗤之以鼻，認為比較研究是膚淺的；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也對單一社會的研究不以為然，認為這樣無可避免地有見樹不見林之憾，對其他社會的了解也將有限。如果我們要獲得可靠的知識，單一研究和比較研究都不可或缺。尤其從單一社會的研究來進行推斷將有不夠嚴謹的缺失，藉以解釋一個文明的崩壞之因也難以周全。只有針對多個命運迥異的社會進行比較研究，才有足夠證據推演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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