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曼戰殭屍：洞悉殭屍經濟的本質，揪出政經失能的本源(BED0286)
Arguing with Zombies: Economics, Politics, and the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趨勢
叢書系列：NEXT
作者：保羅．克魯曼
       Paul Krugman
譯者：吳國卿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03月19日
定價：560 元
售價：44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64頁
ISBN：9789571386027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前言  惡戰方酣

當名嘴從來不在我的計畫中。

我在一九七七年完成研究所學業後，我想過的是奉獻於教學和研究的生活。就算我後來在公共辯論中扮演一個角色，我想像我應該會是一個技術官僚—一個不帶情緒地提供政策制訂者哪些方法有用、哪些沒有用這類資訊的人。

再者，如果你看我最常被引用的研究，它們大部分無關政治，主要是討論經濟地理學和國際貿易的論文。這些論文不但無關政治，甚至大部分與政策無關。它們只是嘗試釐清貿易的全球模式和產業的地點。以經濟學的術語說，它們是「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世界如何運作的分析—而不是「規範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s）—世界應該如何運作的處方。 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一切都與政治有關。在許多情況下，接受經濟問題從證據得出的答案，會被視為選邊站的行為。例如，要是聯邦準備理事會（聯準會）收購大量政府債券，會不會造成通貨膨脹大幅上揚？憑經驗回答，明顯的答案是：如果經濟蕭條就不會造成通膨。聯準會在二○○八年金融危機後收購三兆美元債券，而通貨膨脹仍保持在低水準。但實際上的狀況變成：宣稱聯準會的政策有通膨危險成了共和黨的官方觀點，以至於單純地承認事實，被視為是自由派的立場。

的確，在一些例子中，甚至問特定的問題也被視為選邊站的行為。如果你問所得不平等的情況如何，不少保守派人士會譴責你是「美奸」（un-American）。他們認為，連提出所得分配，或比較中產階級與富人階級的所得增加，都是「馬克思主義言論」。 當然，這不僅限於經濟學。你可以說，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就好像氣候學家，他們因為發現有權勢的利益團體不希望大家聽到的結論而面臨迫害。再想想研究槍枝暴力原因的社會學家：從一九九六年到二○一七年，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被禁止資助槍枝造成傷亡的研究。 那麼，一個「準」學者該怎麼辦？做法之一是忽視政治壓力而只管做研究。這是我尊重的一種選擇，而且對大多數學者，甚至是經濟學者來說，這是正確的選擇。 但我們也需要公共知識分子：能了解和尊重研究、但願意跳進政治爭論的人。 本書是一本文集，大多數是為《紐約時報》寫的文章，而我嘗試透過它們扮演這個角色。我後面將談到我是如何逐漸採取這個立場，以及我想藉此做些什麼。不過，首先讓我們問一個不同的問題：這一切政治化是怎麼回事？

政治化的根源 政治有許多議題，而你可以想像人們表明各式各樣不只是單純左派／右派的廣泛立場。例如，你可以想像有強烈支持槍枝管制、要求積極因應全球暖化的政策，但同時希望私有化甚至取消社會安全計畫和聯邦醫療保險計畫（聯邦醫保；Medicare）的選民。

不過，在實務上，現代美國的政治真的是非常一維性的。這在民選代表間特別真切。只要知道一個國會議員在像是全民醫療保險這類議題採取什麼立場，你就可以預測他對氣候政策的立場—反過來也一樣。 這種一維政治是如何造成的？它基本上是傳統左派／右派的連續體：你認為公共政策在降低市場經濟風險和不平等上應該扮演多大角色？你希望社會應該像現代丹麥那樣，有高稅率、強大的社會安全網，和廣泛的勞工保護，或者像鍍金時代（Gilded Age）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當道的美國？

從一個層面看，這條爭論的軸線與價值觀有關。左派的人傾向於有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正式揭櫫的社會正義概念：他們相信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會成為哪一種人、會扮演什麼角色，那麼他們應該擁護他們選擇的社會。基本上，這種道德立場是「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也會很悲慘」，雖然其中通常沒有上帝的成分。 對照之下，右派的人看待（或宣稱看待）政府干預以降低不平等和風險為不道德。他們認為，對富人課稅以協助窮人是一種偷竊，不管目的多麼值得稱許。

經濟學無法告訴你該抱持什麼價值觀。不過，它可以解釋任何特定價值觀的政策可能帶來什麼結果。不過，那就是政治化發生的地方。具體來說，反對政府扮演較大角色的人會說，這種角色不只是不道德，而且有反效果，甚至有破壞性。而如果證據不是這麼說，他們就會攻擊證據和提出證據的人。

理論上，這種政治化也可能來自左派，正如來自右派。例如，有時候和在有些地方確實有重要的參與者拒絕承認價格管制曾導致短缺，或印鈔票曾造成通貨膨脹—看看委內瑞拉近代的歷史。甚至在美國，有些左派人士會攻擊你（好吧，攻擊我）是企業利益的共謀者，因為我指出有許多方法可以達成全民醫療保險覆蓋，包括在為私人保險公司保留重要角色的情況下辦到。

但在金錢和權力的現實下，現代美國一切都被政治化主要反映了來自右派的壓力。

畢竟，雖然低稅率和最小政府的社會有哲學上的理由，但現代保守主義依賴哲學的論述較少，較多的是如果我們重拾邁向鍍金時代的腳步，將有一些個人可以獲得許多利益。這些人的數量可能不多，但他們極端富有。宣揚邁向他們偏好的方向對大家都有利的觀點，將帶給他們巨大的利益。而來自右派億萬富豪的金錢支持，是支撐殭屍想法（zombie idea）的強大力量—這些想法應該被駁斥它們的證據消滅，但它們卻一直蹣跚前進，吃掉人們的大腦。

這種殭屍最堅持不懈宣稱的是，對富人課稅將對整體經濟造成大破壞，所以對高所得者降稅將製造出神奇的經濟成長。這個教條在實務中一直失敗，卻在共和黨裡獲得愈來愈強力的支持。 還有其他殭屍。如果你想要一個低稅、低福利的州，你會宣稱安全網計畫有害而且行不通。所以許多精力被用在堅稱不可能做到提供全民醫療保險，雖然除了美國以外的每一個先進國家都設法辦到。

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吧。但雖然了解稅和支出分析的政治化很容易，為什麼政治化會擴大到不是明顯與階級利益有關的領域？即使是億萬富豪也需要一個適合居住的星球，那麼為什麼氣候變遷變成一個如此左派／右派的問題？經濟衰退會傷害每個人，那麼為什麼保守派反對印鈔票以對抗不景氣？還有為什麼對種族問題的態度與課稅和支出的立場如此息息相關？ 許多問題的答案是，政治的參與者都相信—我認為很合理地相信—所有形式的政府行動主義都有一種光環效應。如果人們被說服我們需要一種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公共政策，他們就更能接受我們需要公共政策來減少不平等的概念。如果他們被說服貨幣政策能對抗經濟衰退，他們就較可能支持擴大醫療保險的政策。

事實一向如此。回顧四○和五○年代，美國右派激烈地反對凱因斯經濟學，達到嘗試阻止它在大學裡被教授的程度，雖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正確地描述它是一套「中庸偏保守」的理論—是一種保護資本主義的方法，而不是要取代它。為什麼？因為一般來說，右派視它為政府將變得更大的開端。但現在我們在政治上比當年更加極端得多，所以政治化也進一步加劇。

除了光環效應，還有政治策略化的效應。你知道，美國的政治過去有兩個維度，而不是一個—有左派／右派軸線，也有一個種族平等／種族隔離軸線。即使在今日仍有大量選民喜歡大政府，但不喜歡膚色較深的人。（反過來看，自由放任派立場—小政府但有種族包容性—邏輯上是相容的，但除了少數打領結的傢伙外，似乎沒有任何支持者。）但幾乎沒有支持種族主義和大政府的政治人物。反而是經濟右派藉由迎合勞工階級白人的種族敵意來爭取他們的支持，即使他們攻擊勞工階級白人生活需要的計畫。所以種族包容性和其他像是性別平等和LGBTQ（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疑惑者）權利等形式的社會自由主義，也和別的一切事情一樣陷於政治分裂。 正如我說過，這一切的結果是所有事情都扯上政治。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說過很有名的一句話：「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沒有權利主張自己的事實。」但在現代的美國，許多人認為他們有權利主張自己的事實。這意謂技術官僚夢—當一個政治中立的分析師來協助政策制訂者更有效管理的理想—暫時已經死了。然而這不是關心我們社會如何發展的學者唯一可選擇的角色。

在極化時代當個名嘴

假設你是一個很了解像經濟學這種技術主題的人，而且也想對公共討論有所影響—也就是說，想影響不知道或不關心這些技術問題的人討論該主題的方式。顯然這是在描述我的狀況，但它也適用於其他人。一些別的經濟學家也已投入公共領域—像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就是一位優秀的經濟學家，把自己改造成公共知識分子，或者像英國的雷恩路易斯（Simon Wren-Lewis）。還有愈來愈多有豐富經濟學背景的新聞記者，例如《紐約時報》的萊昂哈特（David Leonhardt），或《華盛頓郵報》的拉姆佩爾（Catherine Rampell）。要如何才能有效扮演這個角色？

本書的最後一章包含一篇我在一九九一年寫的文章〈我如何做研究〉，文中列出四個研究的原則。所以讓我也列出我為名嘴訂的四個原則，它們貫穿本書討論的一切內容。頭兩個原則應該沒有爭議，但我想後兩個原則可能較多爭議。以下是這四個原則：
．只談簡單的事情
．用淺白的文字寫作
．對不誠實保持誠實
．別害怕談論動機

只談簡單的事情：經濟學有許多困難的問題—嚴肅、誠實的研究者看法各異的問題。經濟學家名嘴應該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我的回答是，大部分時候應該盡可能避開這些問題。事實上，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爭論絕大部分是簡單的問題—有明顯正確答案、但有權勢的利益者不願接受的問題。你可以藉由專注在這些問題，並嘗試傳達正確的答案來改善公共討論。困難的問題不會消失，但專欄不是爭論它們的好地方。

例如，當談論政府債務的效應時，公眾需要知道的是，嘗試在蕭條的經濟中平衡預算會讓蕭條加劇，而且對債務失控惡性循環的恐懼被大幅誇大。還有其他更困難的問題，像是哪一種利率應該被用來評估基礎建設支出。但簡單的問題提供許多可以寫的材料。

用淺白的文字寫作：當我說經濟學家名嘴應該用英文寫作時，當然我的意思不是字面的。事實上，如果有更多人以德文解釋基本的經濟概念，這個世界會變得更美好。我的意思是，要當一個有效的名嘴，你應該使用淺白的語言，並且不假設人們已經了解不熟悉的概念。

若想明白我的意思，不妨看看我最常被引用的論文〈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學〉。在我只做研究的年代（這篇論文出版於一九九一年），我在經濟學家間有寫作清晰易懂、善於提供直觀和降低數學難度的名聲。但在那篇論文中除了公式外，你會發現像這樣的敘 述：「當發生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時，金錢外部性很重要。」我的《紐約時報》讀者中有百分之一能了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避免使用術語知易行難，部分原因是大多數術語是有作用的—上述引文對目標讀者傳達了重要的訊息，而如果不用術語來表達相同的意旨，可能要用上大量篇幅和時間，使用數百或數千個字。使用術語也是因為經過多年浸淫於一個技術主題後，可能很難想起正常人—即使既聰明又受過教育—是如何談話。

我在《紐約時報》寫文章已經二十年，但我仍然偶爾接到文字編輯提問他們不了解（所以讀者也不會了解）的段落，因為我不小心假設一般讀者會和經濟學家一樣使用相同的文字。例如，當經濟學家說「投資」時，通常他們指的是興建新工廠和辦公大樓，但如果他們不希望讀者以為他們說的是買股票，他們就必須說清楚。

這不表示你應該想像你的讀者很愚蠢。你只是必須用心思考如何溝通。事實上，二○一九年我發表的專欄「正視美國農村的真相」，有一點像是含蓄地重述一九九一年那篇論文所提的論點。而我以為大多數讀者了解我想表達什麼，雖然我讓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感到憤怒。

對不誠實保持誠實：現在我們進入名嘴較具爭議性的面向了。我已經說過，現在一切事情都牽涉到政治。其結果是，許多公共評論，不管是有關經濟學或其他任何領域，背後都藏著惡意。

舉最明顯的例子來說，宣稱我們應該降低富人稅率的人，可能假裝是從證據得出這個主張，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沒有證據能說服他們改變看法。在實務中，他們藉由移動球門柱來對付相反的證據—例如，預測柯林頓增稅會導致蕭條的同一批人，現在宣稱柯林頓時代的榮景是雷根一九八一年減稅的長期效果之一。或者他們乾脆說謊，捏造數字和其他假想的事實。

那麼，一個經濟學家名嘴應該如何面對這個現實？我知道許多經濟學家贊同的一個答案是，繼續假裝我們是在進行一場誠信的辯論：攤開證據，解釋為什麼它證明一個觀點是正確的，而另一個是錯誤的，然後就此打住。

你可能猜到，我的看法是，這樣還不夠，這實際上對讀者不公平。當你面對惡意的爭議時，公眾應該不只是被告知這些論點是錯的，而且要被告知它們實際上是出於惡意。再舉另一個例子，指出預測聯準會收購債券會導致通膨失控的人是錯的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指出那些預測者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更遑論解釋是什麼原因造成他們犯錯—以及一旦共和黨入主白宮，他們之中有些人就突然改變立場。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誠實地指出政治辯論中普遍存在的不誠實。通常謊言本身就是訊息。這就引向我的最後一個原則。

別害怕談論動機：我希望我們是住在一個可以正常地假設政策辯論是出於誠信的世界。而有些辯論的確是出於誠信。例如，有關「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聯準會收購債券—實際上是否提振了經濟有很激烈的辯論。我是站在懷疑這一方的，但我尊重樂觀者，而且我相信兩方都願意被說服。

但在二十一世紀美國的大部分重要政策辯論中，卻有一方的辯論始終出於惡意。我已經表明這必須清楚地被指出，你不應該只是告訴讀者不切實際地主張減稅的勢力是錯的，而且要點明提出這種主張的人是故意不誠實。讓我進一步說清楚，所謂對讀者公平意謂要解釋他們為什麼不誠實。

在大部分情況下，那表示要談到現代美國保守主義的本質，就要談到為右派億萬富豪的利益服務的媒體組織與智庫緊密交織的網絡，和它們實際上已接管了大老黨（即共和黨）。就是這個網絡—「保守主義運動」（movement conservatism）—讓殭屍的想法保持活絡，例如相信減稅的神奇效用。如果你是在進行真正誠信的辯論，那麼攻擊對方的動機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是與惡意的對手辯論，指出他們的動機只不過是誠實說出真相。
我希望這個世界不是這個樣子。有時候我渴望能回到職涯初期的天真，當時我只想追求正確的答案，而且通常能假設與我辯論的人是在追求相同的目標。但如果你準備當一個有效的公共知識分子，你面對的是現實世界，而不是你想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