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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追隨者時代」邁入「先驅者時代」
自 1990 年代初期起，日本經濟陷入低迷，落入國際競爭力下滑的困境，使得大眾喪失了信心。面對此情此景，日本人的最大課題便是如何使國家再度強盛起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自廢墟中站起，高喊著「追上先進國家，超越先進國家」的口號，經濟快速成長。
當時日本引進歐美國家的最新技術，以優越的能力加以改良，讓產品品質變得更好，再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口至原產國，賺取無數外匯。日本再將賺得的外匯有效地投資於生產設備，因此造就了令人驚訝、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
對當時的日本而言，那是一個「追隨先進國家」的時代。
經過戰後五十餘年的發展，日本終於躋身於世界經濟強國，平均國民所得也登上世界第一。以馬拉松長跑來比喻，日本就像最後起跑的選手，跑了一段時間後進入領先選手群。在全球的經濟版圖中，日本也扮演起先進國家的核心角色。
然而，在冷戰結束、泡沫經濟崩潰後，全球性競爭的序幕也跟著揭開，帶給日本莫大的衝擊。產業空洞化、資訊科技起步太晚，各類問題接踵而來。日本經濟彷彿是洩了氣的氣球，長期低迷，持續至今。由於政府體系傳統、保守，採取的景氣對策始終無法發揮特效藥的作用，連帶使得全體大眾喪失了信心。
資源貧乏、國土狹小的日本，究竟如何才能重新強盛起來？關於這個問題的唯一答案，就是藉助「科技創新立國」，以人才決勝負。日本必須做的努力，就是盡可能培育更多資質優秀、富創造力的人才，這也就是「以科技打造強盛日本」的根本做法。
這即是貫穿本書的基本概念。
關於「科技創新立國」的理想，日本應該採取哪些具體作為？日本如何才能從經濟低迷、喪失自信的境況中再度站起，重新成為經濟與科技的強國？如何才能在國際社會中抬頭挺胸？相較於過去，日本必須以更為堅定的態度，極力倡議「科技創新立國」的理念，在各個地方培育年輕人才，鼓勵年輕人才發揮自由的創意與創造力，大膽地讓他們擁有揮灑的空間。此外，日本社會也必須轉型與重建，讓日本願意對國際張開雙臂。
日本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日本。在「追隨先進國家」的時代，眼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到了現在，情形已和過去大不相同。如果眼前沒有路，日本就必須披荊斬棘，開創一條新路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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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本章將分析日本經濟低迷的原因，並介紹結構改革的未來方向，以及我對落實「科技創新立國」的想法。
持續低迷的日本經濟
經濟低迷的主因為何？
1980 年代以前，日本經濟一直穩定發展。1990 年代初期之後，才出現經濟嚴峻的景況，一直持續至今。
經濟景況嚴峻的第一項主因，即是日本無法走出「泡沫經濟崩潰後遺症」的陰影。
自 1990 年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企業與個人的資產不斷縮水。2000 年，日本地價跌落為過去最高點（1991年）的 45 ％左右。2003 年 3 月，股價也從高點（1989年）的平均市值 38,915 日圓下滑，跌破至 8,000 日圓以下關卡。日本整體經濟的土地資本損失為 816 兆日圓，股票市值損失了 512 兆日圓，合計為 1,328兆日圓，股票與土地的資產就這麼憑空蒸發了A。2001 年底，日本的資產餘額為土地 1,456 兆日圓，股票 332 兆日圓。至 2002 年底，僅剩下 251 兆日圓。
地價的急遽滑落也正面衝擊日本的金融體系。在日本的經濟體系中，最常見到人們以土地作擔保，來間接融資周轉資金。隨著土地價格急速下跌，許多金融機構開始出現巨額不良債權，甚至還發生銀行破產的情形。
以價格資產比、價格營收比、價格現金流量比來看日本股價，日本是先進國家中最低的。日本 2003 年的 GDP（國內生產毛額）約為4兆美元，是美國 10.4 兆美元的4成左右。相對地，日本股票市場的總市值只有2兆美元左右，與美國的 12 兆美元相比，僅為 6 分之 1。
至於第二項主因，則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產業空洞化。
就日本製造業在海外生產的比率而言，該比率從 1989 年的5.7％，爬升到 2000 年的13.4％。自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B後出現的產業空洞化，到了1990年代更形惡化。
產業為何空洞化？主要原因是中國、韓國等亞洲各國的經濟抬頭，以及這些國家人事費用大幅低於日本所造成。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擁有10億以上人口的中國，其人事成本只需日本的20分之1。為了追求廉價的勞動力，日本的製造業紛紛移往海外，因而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
除了這兩項主因，還有另一項因素：1980年代後半期，日本未能及時搭上資訊產業的經濟變革浪潮。
資訊科技的發展除了影響專業領域，資訊處理能力所帶來的劃時代進展，也全面帶動經濟活動，更為企業組織的營運帶來巨大變革。也由於資訊產業的發展，過去規模較小的微軟、思科，如今都在國際市場上建立不可動搖的地位。對照於美國，日本因為法規限制嚴格，未能及時搭上資訊科技變革的浪潮，企業多半停滯不前，有些甚至被迫採行企業重整、裁員等消極對策。
捉襟見肘的景氣對策
當然，為了安度經濟不景氣，日本政府也採取各種景氣對策。1990年代以後，日本政府實施10次大型公共投資（規模在130兆日圓以上），也在金融政策上採取近零利率的貨幣寬鬆政策。
儘管公共投資一再擴大，由凱因斯（John N. Keynes）等人所提倡、在過去一向有效的「乘數效果」（multiplier effect），也無法發揮作用。隨著產業空洞化持續惡化，資金也不斷外流，日本國內留下了大量的長期債務。2002年底，日本中央政府的此類累積債務估計約528兆日圓，地方政府也有195兆日圓，合計高達693兆日圓，其中重疊的部分為30兆日圓。
情況為什麼如此嚴重？原因在於日本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相關的經濟與社會系統已不合時宜，無法因應瞬息萬變的時代變化。在這種狀況下發生的結構性不景氣，如果一味採用傳統的景氣對策，自然無法因應。
長期持續的景氣低迷，使得日本大眾喪失信心。穆迪投資服務公司（Moody's Corp.，主權信用評等公司）對日本銀行的評價，也讓日本產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感受；至於日本國內的證券市場，也出現任由外資法人擺布的困境。
此外，由於日本大眾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個人消費低迷，企業投資設備的意願大為滑落，導致民間無法自主推動經濟發展。
走進死胡同的日本社會
1980年代前，日本經濟能以「旭日東升」般的態勢不斷成長，其實歸功於大眾的特質。
1. 社會擁有勤勉、具高教育水準與高道德標準的人才。
2. 國民的儲蓄率高，並透過金融機構以間接方式融資給企業界。
3. 年功序列C、終身僱用制的保障，讓企業確保忠誠、勤勉的人才供給無虞。
4. 以效率為優先的組織開發力，是製造業不可或缺的動力，因此能積極改良技術，以更低廉的價格製造品質更好的產品。
5. 產官之間的協調體制能發揮最大功效。
為了追上先進國家，現有技術如何改良、團體及組織如何兼顧協調與合作，並維護傳統與慣例，變得極為重要。日本過去的「護航文化」、「共識決」，都是日本社會特有的慣例。在企業或公司裡，行動決策由集體決定，而且在年功序列、終身僱用的制度下，員工都擁有極高的歸屬感與忠誠度，這也是造就日本經濟發展的基礎。這套系統已經滲透日本社會的各個角落，支撐「日本式」的經營與運作，也造就了戰後至1980年代的奇蹟似繁榮。
可是，當日本躋身為經濟強國後，面前不再是一條康莊大道，更沒有先進技術可供引進。日本必須憑藉自己的力量來領導世界，並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產品與服務。
對於從事獨創性工作的人而言，日本社會的傳統習慣毋寧是桎梧。在過去，日本社會的特徵就代表優勢；但是在全球激烈競爭的時代，這些特徵便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關於這一點，日本大眾必須有所自覺才行。
日本社會的結構變革
前文說明了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主要因素。欲解決經濟全球化所衍生的產業空洞化問題，絕非易事，因為它是存在於日本經濟與社會結構中的根本問題。
換言之，空洞化的問題是金融、財政等經濟與社會系統──亦即維持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制度本身──已經不合時代潮流，無法迅速因應變化，因而產生了結構性的問題。
小泉內閣的改革目標
2001年4月，高舉「改造自民黨，改造日本」大旗的小泉政權誕生，在「不改革就不成長」的堅定信念下，誓言啟動改革的新內閣。小泉內閣將目標放在打破過去慣例，期望建立一個「機會平等」優先於「結果平等」的社會。
針對結構改革的具體目標，小泉內閣有以下兩大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充分授權：採行「民間做得到的事，就委由民間去做」，以及「地方做得到的事，就授權地方政府去做」的哲學。
在這個目標下，只要民間能做的事情，就委由民間辦理，並採取具成本意識（cost conscious）的政策，避免資源浪費。例如重新評估道路公團D等特殊法人、郵政事業民營化等作為，都是這股潮流的產物。
此外，新內閣也重新評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劃分機制。為了讓地方政府獲得充分授權，因此同時進行地方稅賦制度改革，讓地方政府擁有決定權，有效運用財源以推動政策。
第二個改革大方向是「尊重自立自助的精神」，以及「培養有能力挑戰風險的個人」。
日本社會已經轉型：從過去以協調為主要潮流，改而重視個人的創造力。日本需要有彈性、有競爭力的人才，因此社會應設置一道安全機制，激勵勇於挑戰的個人即使不小心失敗，依然能挑戰另一個機會——藉以鼓勵大眾接受挑戰。
這兩個改革方向都是為了帶領日本擺脫舊體制窠臼，利用民間活力與個人創造力，打造一個充滿活力、具競爭力、有創造力的日本社會。至於小泉總理推動的改革潮流，大致上與冷戰後世界的變革方向一致。
我希望日本大眾都能謹記這些目標，並持續保有推動改革的精神，讓日本能在全球化浪潮下更上一層樓，積極挑戰未來。
社會結構改革的方向
在全球競爭的時代，個人力量比團體的秩序與穩定更強而有力。
美國是一個異種複合（heterogeneous）的社會，不同族群在這個種族大熔爐中彼此刺激，創造新的價值，而美國的經濟發展正是由這些充滿夢想、背景多元的國民所創造。
那麼，日本可能成為像美國一樣的種族大熔爐嗎？我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極低。一個同質性（homogeneous）很高的社會，如何在全球競爭中維持國家的地位？對於這一點，日本應該比美國更有自覺，必須徹底、自發地推動改革才行。
泡沫經濟崩潰、經濟低迷、背負大量的不良債權，處境如此岌岌可危，日本該如何在國際競爭中勝出？在此，我特別提出社會結構改革的具體方向。
首先，日本應先回顧過去追隨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並進行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推動結構改革，藉以帶來經濟新活力。
欲改變社會結構，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日本社會的特徵──年功序列、終身僱用、護航文化、共識決、橫向主義、前例主義等──這些都是日本特有的文化特性。我們必須從根本檢討，留下優點，捨棄缺點。具體而言，日本應該朝以下方向發展：
● 「機會平等」比「結果平等」更重要
● 從改良到創新，從協調到競爭
● 從「學歷社會」邁向「能力主義」
● 從追求穩定至承擔風險
● 改變僵化組織，轉型為彈性體制
● 從官方到民間
唯有朝著這些方向推動社會結構改革，方能成就日本的「文化革命」，為日本帶來嶄新活力。
「機會平等」比「結果平等」更重要
目前日本社會彌漫著惡質的平等主義，就算是有能力的人，行動也受到牽制，結果這種假平等傷害到日本的活力。
日本應該改變舊有的社會結構，提供所有人相同的機會，讓有能力、願意付出努力的人獲得回報。不論是企業或個人，只要怠惰或沒有表現，就該遭到淘汰。
無論考進大學的成績有多好，都不是評斷人才的唯一依據。日本社會必須改變觀念，應該追問人才在社會上是否做出相對的貢獻。
不論是年輕人、女性、銀髮族、曾經失敗或犯錯的人，日本社會都應該提供平等的機會，而不是平等的結果，讓所有人都能擁抱夢想，挑戰難題，並增加他們成功的機會，為日本找回活力。在我看來，這才是足以使日本再度強盛的重要基礎。
從改良到創新，從協調到競爭
日本過去從歐美先進國家引進技術，運用本身的能力進行改良，再以更低廉的成本製造出品質更勝原創國的產品。但是，對於今日的日本，已經沒有任何必須從先進國家引進的技術。日本今後必須自行發展新的理論，並運用研發成果，創造出嶄新的商品與服務。
在過去目標明確、全體行動一致的時代，遵循社會慣例，對企業組織的協調十分重要。在昔日的日本社會，一旦有人與眾不同，「樹大招風，引人側目」也是在所難免的事。然而，日本今後不能再培育大量程度相當的「齊頭式」人才，而應該培養一些「引人側目」的異類人才。
只有這樣的人才才能扮演帶動社會與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未來是一個重視個人創造力、競爭力更勝於協調力的時代，唯有仰賴個人的力量，才能提升社會與經濟的活力。
從「學歷社會」邁向「能力主義」
在過去的「學歷社會」，人們只要從好大學畢業，進入大企業或政府機構工作，就不須冒任何風險，彷彿獲得一生穩定的入場券，能十拿九穩地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但是，未來的日本社會必須揮別這種「學歷社會」，改革社會與企業的舊有意識，轉而追求個人的努力與創意，成為重視個人實力的社會。
尤其是企業與大學必須徹底採行「能力主義」，建立良好環境，讓年輕人才的能力與活力發揮到最大極限。
其次，我們也應鼓勵女性投入社會，進一步活用女性的能力。因此，職場女性不應遭受歧視，相關的支援體系也必須建立，讓女性能兼顧家庭與工作。
此外，對於銀髮族工作者，工作內容也必須能因應能力來調整，同時建立能力退休制度（參見第二章「第十三項策略」）。
從追求穩定至承擔風險
自1990年代起，各產業出現結構性轉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明顯。日本如欲恢復產業競爭力，除了運用原有的高階技術外，也需要革新的能力，並以創造新的產業來因應。但是，在開創新產品與新服務、造就新興產業之時，個人與企業也必須承擔風險，勇於接受挑戰。
以美國為例，很早即出現所謂的「天使投資者」（Angel Investor）──亦即個人投資者與創業投資公司（簡稱創投）──他們會對投資的企業提供資金與經營建議，並對高風險、高報酬的新事業積極投資。就美國的情況來看，在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中，許多新創企業擁有充足資源，運用新商機發展壯大，也帶動國家經濟活力。
日本則不然。如何讓「承擔風險，追求自我實現」的觀念在日本生根，變得十分重要。為了改變日本社會的氣氛，我們首先必須改變融資的方式：從過去以土地為擔保的「間接融資」，改為自資本市場募資的「直接融資」型態。
過去主要採行的間接融資方式，十分適合成長規模幅度大、風險低的「安定型」經濟活動。但是，若置身在技術蓬勃發展的環境中，資金通常不會輕易流向高風險、高報酬的業種。因此日本的金融結構應該改革，以美國式的直接金融方式為範本，鼓勵個人投資者投入資本市場。
改變僵化組織，轉型為彈性體制
年功序列、終身僱用、採取共識決等，是日本社會特有的慣例，也是昔日趕上先進國家的社會基礎。但是，這些慣例也產生「橫向齊頭主義」、「前例主義」，不利於創造性思考、大膽挑戰的精神，更形成主要的制約。
此外，日本的組織制度講究細節，忽略整體性思考，因此組織無法發揮全部的機能。
一旦時代改變，全球競爭環境由先進國家掌控，日本的企業、教育機構（尤其是大學）、研究機構、金融機關、政府部門等組織，都必須捨棄僵化的組織型態，轉型為更有彈性、對國際社會開放的新體制。畢竟年功序列或終身僱用都是眾多選項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選擇。
從官方到民間
江戶時代末期，美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官培里（Matthew C. Perry, 1794-1858）於1853年率船隊進入浦賀，要求日本對西方國家開放。長期鎖國的日本赫然發現，日本已大幅落後西方各國。為了彌補這個落差，日本創立了官方的大學、官營的八幡製鐵所，也建立郵政儲金等國營事業。
由國家主導、仰賴政府營運的體系，在昔日的確能充分發揮功效。但是時代不斷變化，部分的官僚體制已經陳腐老舊。
與其他先進各國相比，日本公共事業等經濟活動所占GDP的比例過高。以投資的情況為例，公共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的比例在日本占29％，美國則為16％，英國為7％E。
為了導正做法，日本必須改變作風，以民間主導取代官方主導，並採取「選擇」與「集中」的方式，消弭浪費，推動高效率的政策。
日本四大基礎實力
日本今日呈現大眾失去信心的景象。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社會度過了許多難關，奇蹟似地完成戰後的重建與復興。若要將日本拉回現代化的道路，必須推動整個社會的結構改革。憑著過去累積的實力，日本應該能再造為充滿創造力與活力的國家。之所以這麼說，是根據以下四點：
第一，日本國民擁有勤勉、教育水準高與知識水準高的特性，而且人才的道德感強烈。
日本國民向來尊重傳統，追求穩定，但在面對左右國家未來的情勢時，也能發揮自我改革的力量。這一點在1973年發生石油危機時就能清楚看出。當時原油價格一舉翻升4倍。1960年代，日本的GDP成長率為10％；到了1974年，跌落為負成長，不景氣的情況持續了4年。
在這麼嚴峻的情況下，日本從企業到個人皆竭力節省能源，也因此獲得節能的領先地位。不僅如此，日本更將相關技術應用到汽車業、家電業，在競爭下徹底追求效率，讓日本能以更低廉的價格提供更好的產品，為日本帶來1980年代的經濟成長。
至於日本的第二項實力，則是目前依然擁有豐厚資產。
日本的GDP為507兆日圓（2001年），維持全球第二的地位，每人GDP為3.3萬美元（2002年平均值，以1美元兌換121日圓匯率計算），是全球第五名。
其次，日本國民的儲蓄意願極高，擁有1,400兆日圓的個人金融資產。日本的海外投資也領先各國，位居世界第一，2001年的對外資產餘額為179兆日圓，是第二名瑞士的5倍。
第三，日本經濟的基礎──製造業──至今依然領先全球。在這20年間，日本製造產品的工具機械，其市場占有率達30％，為世界第一；至於製造業不可或缺的機器人，也約有6成是日本製造。如果全球的製造業少了日本的工具機械，可能就因此停滯不前，這麼說一點也不為過。
此外，日本的模具（塑膠或鑄造物等各種材料成形所用的模子）也占全球市場的4成以上。以汽車為例，精密度要求達數微米的加工成形，如果沒有日本的模具，遑論美國的前三大汽車廠，即使是歐洲的賓士汽車、積架汽車，也無法打造出優雅、沉穩的車身。
第四，日本擁有高超的技術力，在特定領域也擁有卓越的創造力。在泡沫經濟崩潰後，1993年度授權費用類的技術貿易從入超轉為出超，之後年年成長。在該年度，日本因授權所得的金額為4,000億日圓，支付國外的授權費用為3,630億日圓（收支比1.1）；2000年度，收取的授權金為1兆580億日圓，支付國外的授權費用為4,430億日圓（收支比2.4）F。
從專利數來看，1999年，日本於美國取得專利的件數為5萬件，排名第二，是第一名（美國15萬6,000件）的3分之1左右，也大幅超過第三名（德國2萬1,000件）G。近年來，日本的專利申請件數日漸提高，在2001年達到6萬3,000件H。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電玩軟體在2001年的海外總出貨金額為2,532億日圓，為5年前1,227億日圓的2倍I。在卡通方面，日本製作的《神奇寶貝》（又稱「口袋怪獸」，即Pocket
Monster，簡稱為Pokemon）及其人物所帶來的旋風，依然席捲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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