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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60 年前，英國邏輯學家涂靈（Alan Turing）建構了一個關於「可以計算的數字」的理論。他想像一個機器，具有幾個獨立的狀態，可以「閱讀」（輸入）紙帶上的符號，符號的意義不計，可是長相各不相同，紙帶可以無限長；這個機器也可以在紙帶上印上（輸出）符號。在涂靈的宇宙中，只有兩樣東西存在：涂靈機器與紙帶。涂靈的思想實驗，與萊布尼茲那個發展一套「基本、普遍的語言」的夢想，接近的程度，正是心靈、機械、或數學攜手共進所能達到的程度。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統計分析與破解「可計算的函數」，成為攸關生死之事。理論變成硬體，只消一個晚上。涂靈與他的戰時同事在布來區里公園，為盟軍做情報工作，每天必須將長長的打孔紙帶，以每小時近 50 公里的速度，通過一個光學閱讀機加以傳送，這個機器與一個裝配了邏輯線路的原始計算機「大個兒」（Colossus）相連。大約 1,500 個真空管，安排好用來做平行布林運算，每一秒大約進行五千次狀態變化，嘗試在長串擾動過的訊息中，辨認有意義的模式。二次世界大戰接近結束的時候，十架「大個兒」可以連接在一起運算，電子數位計算機時代，就這樣祕密地展開了。
打從一開始，就是涂靈機器，只不過形式有變化。我們這個時代，是「可計算的數字」的時代，從皮夾裡的計算機，到莫札特的雷射唱碟，到新台幣兩、三千元一份的個人電腦操作系統（operating system，例如Windows 98）──其中包含的指令，行數可達 1,100,萬，都是應用「可計算的數字」（與涂靈機器）的產品。我們生活在一個巨大的計算迷宮中，其中有幾十億個涂靈機器出沒，每一個內部狀態一秒鐘可以變化幾百萬次；它們之間沒有統合協調機制；每個都在讀紙帶上長串的符號，同時在紙帶上寫（印）符號；讀入與輸出的符號都是互通的；紙帶有群體的界限，但是在群體內，紙帶長度無限；一個群體的紙帶內容，整體而言，自我指涉、相互糾纏。
對於電腦網路的成長，我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電腦網路是人類的通訊媒介。其實那是表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機器之間的通訊，有更為廣泛的成長。人類為了使操作電腦網路更為容易所下的每一分工夫，都讓電腦網路更容易操縱人類，當然，理由並不相同。共生倚賴正回饋維持。長距通訊的好處實在太吸引人了，我們渴望與這些機器分享我們的世界。
畢竟，我們是社會動物，出於天性，我們組成社會單位，就像我們是由細胞組成的社會構成一樣。威爾斯（H. G. Wells，著有《隱形人》與《時間機器》等科幻小說）儘管晚年對未來愈來愈悲觀，但對人類知識成為全球共享資源之後的世界，有無限的憧憬，在他 1938 年（出版的《世界大腦》（World Brain）裡寫道：「人類的知識與觀念，經過統一組織與分疏後……也就是我所謂的世界大腦……那個世界大腦將會取代我們許多沒有統一協調的神經節……我認為，只有世界大腦出現了之後，才會有一個真正有能力的接收器，觀照世界事務……我們不需要獨裁者，我們不需要寡頭政黨或階級統治，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意識到自身的世界智慧。」我們為所有東西，不分大小，都發展了數位模型，而那些模型，面臨了模仿、複製自身的難題。就我們所知，這就是意識演化的起點。
威爾斯承認：記憶不是智慧的附件，而是產生智慧的實體。「整個人類記憶，可以讓每一個人利用，可能不久就會實現……，這個全人類大腦是全新的……，不必存在於某一個特定地點。它不會像人類的頭或心臟一樣脆弱。它可以在任何安全的地方完整、完全地複製，例如祕魯、中國、冰島、中非等地，只要當地沒有危險或干擾。它同時擁有『用腦動物』集中型的中樞神經系統，也擁有變形蟲的分散型活力。」技術上，霍布斯「利維坦」具有分散的、（大部分）不可操作的性質，今日的資訊處理系統是分散的、高度機械化的，威爾斯當年（1938 年），技術只進展到兩者的中途，他的希望繫於：從人類已經展現的愚蠢，這一集體智慧能學得教訓。威爾斯是對的嗎？大家一起禱告吧。
我們建造網路，將網路連繫在一起，建造更大的網路──網路中會出現「突現的智慧」嗎？果真的話，對人類有利嗎？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今日發展中的計算機網路，以組合尺度來說，由於史無前例，我們難以把握，我們只能憑直覺將智慧與複雜計算連繫在一起。「由於複雜程度是這一類組合的指數函數，電腦與扁蟲或任何其他的簡單生物，其實有非常大的鴻溝，」莫里森在 1974 年，考慮到人工智慧的前景時警告我們。「計算機專家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路要走。要是他們努力工作，他們的機器也許可以逼近一個人的智力。但是人類不是一個人，人類包括一百億個人，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了。當他們和你談一百億個計算機的時候，你就可以開始憂慮了。」
那一百億個計算機現在還沒出現，但是前鋒正在紮營。它們大部分都在忙自己的事，處理例行公事，例如計算報表、安排會議、（你開車時）校正點火時間，用不著什麼大智慧，對我們不構成威脅，也無害。它們有些比較顯眼，特別是個人電腦──與人類大腦的記憶、直覺、決心能力多少可說密切地連在一起的微處理器。突然間，計算機與長距通訊工業合併了（更別說銀行業了；其實整個發展是銀行業開的路），每一個東西都與其他東西連結在一起。
Ａ與Ｂ由電線開關連接，使資訊得以流通， 整個網路由電路開關控制，數以百萬計的電腦，同時要求隨機接觸它們的集體位址空間，構成的組合會變得難以處理，整個網路因而癱瘓。世上所有的開關根本無法追上。但是我們已經有以資訊小包作為開關的傳訊技術，只要（電子的與生物的）處理器的數目增長了，集體計算的尺度就會增長。多虧「熱馬鈴薯」尋路算則，單獨的訊息—智慧得以形成的原料──能夠分解為許多小塊，只註明它們的目的地，而不指定路線，等它們自行尋路到達目的地之後，再組合起來。網路上的所有處理器都會跑「共識程序」，這個程序能維持網路所有元素之間的同時連結，而且相當穩固。資訊與計算資源的自由市場，最後便會出現，它決定哪些連結路線應加強，哪些會萎縮、死亡。從已有的技術來看，我們現有的計算場域，已經給虛擬線路滲透了，培育出一種類似神經樹突的機遇式結構，比較接近自然的設計，而不像人工產物。規則很簡單，結果很複雜。這個發展諭示的是智慧突現，或只不過是竹林朝向光源生長的思維能力。
網路的組織結構完全是隨機出現的，好像我們大腦的初期解剖組織一樣，不知這是巧合，還是命定如此？不過，隨機是有理由的。古德（I. J. Good）1958 年在一場 IBM 主辦的平行處理研討會上說，「若要建造一個機器，主張一開始以隨機方式進行的人，會這樣論證：如果機器夠大的話，隨機進行的結果，將包括後來會用到的每一個網絡。」他參與過「大個兒」的開發。無論讓一個大腦發育，還是讓一個長距通訊系統演化，這似乎都是一個好主意。
儘管每隔幾年就會有人預測計算機能夠具有人類心靈的本領，計算機也許永遠不能達到那個水準。但是維繫共生關係的，是差異。共生意味著不同生物間的合作，宿主與寄生蟲之間的競爭，往往會演化出共享利益的共存，那就是共生了。新而不怎麼分辨得出的聯盟，例如地衣（真菌與藻類的共生體）與真核細胞（細菌的共生體），也許會形成。「生命席捲全球的手段，不是戰鬥，而是發展網絡關係，」馬古莉絲寫道，她描述的是生命在地球上第一次發生的過程──生命是從太古的化學處理器之間的訊息交換中產生的。生命發生過至少一次，後來一直在找尋另類出路。人類與微處理器的合作，史無前例，倒不是沒有過類似的事例，而是就速度與尺度來說的。
從簡單分子組成的簡單集團，演化成複雜分子的複雜組合，形成一個多產的分子生態系，最後有生命的細胞出現了，這簡直是個不可能的過程，可是生命就這樣出現了。然後，簡單細胞結合形成簡單的生物。然後，細胞逐漸複雜、分化，構成逐漸複雜、分化的生命形式。社會昆蟲演化出基本而極為成功的集團生物──由每一個成員的行為維持生命，如霍布斯《利維坦》在人文世界中引入的集團生物（指國家）觀念，在霍布斯心中，國家是一個個的人組成、維持的，而人有非常複雜的自我。現在，我們透過電子學與生物學的結合，形成一個複雜的集團生物，其組成分子是個別的智慧──由光速（電子的速度）控制，而不是國會控制。
這是自然的終點嗎？不是！正如柏納（J. D. Bernal）所說，「我們太接近宇宙的創生時刻，怎麼可能對它的死亡有確定的知識？」我們太接近自然的創生時刻（更別說科學了），怎麼可能對它的死亡有確定的知識？霍布斯的「利維坦」引發了「君權神授」的辯論，新的「利維坦」諭示的是：過去我們相信人類以技術控制自然，那不過是個幻象，我們得拋棄。微處理器的大量生產、分散型通訊網路的成長，其中蘊藏的祕密，幽微的程度，有如生命起源、人類智慧的來源、或生物學與技術朝向一個共同語言匯合──那個語言的基本辭彙，是能夠自我複製的密碼串。下一個是什麼？我們憑什麼想像呢？艾思里（L. Eiseley）1953 年評論生命在其他行星發生的可能時，是這麼說的：「自然什麼都可能，什麼不可能的世界都建得成。」
自然還沒完成的不可能的世界中，有一個我們叫做「家」。霍布斯在《利維坦》最後一段寫道：「懷抱著這個希望，我要重拾我對自然身體的思緒，在那裡，（如果上帝賜我健康，容許我完成的話）我希望我持論之新奇，足供讀者耳目之娛，以彌補我這部論人工身體之書，讓人產生的反感。」
自然對複雜的喜愛，無邊無際， 她已開始徵召我們的創造物，據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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