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BIB0002)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娜歐蜜．克萊恩作品集
叢書系列：娜歐蜜．克萊恩作品集
作者：娜歐蜜．克萊恩
       Naomi Klein
譯者：吳國卿、王柏鴻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08日
定價：550 元
售價：434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576頁
ISBN：978957136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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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即是美：三十年的抹除和重造世界

震撼療法班師回朝
傅利曼的芝加哥學派運動從七○年代以後，征服世界各地許多領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產國一直未獲得完全的施展。雷根確實跨出第一步，但美國仍然保有福利體系、社會安全計畫，以及父母堅決不肯放棄的公立學校。以傅利曼的話來說，美國仍然「非理性地依附著社會主義體制」。

共和黨一九九五年掌控國會時，歸化美國的加拿大人、日後為小布希（George W. Bush）撰寫講稿的富魯姆（David Frum），與一群所謂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呼籲美國應進行震撼療法式的經濟革命。「我想我們應該這麼做。與其漸進地削減──這裡一點、那裡一點──我主張從今年夏季的某一天開始，我們一口氣取消三百個計畫，每個價值十億美元或更少。也許這種削減產生不了很大的影響，但它的意義可大了。而且你馬上可以辦到。」

富魯姆當時無緣體驗這種本土震撼療法，主要是因為沒有國內危機事先舖好路。但二○○一年的情況大不相同。九一一攻擊發生時，白宮已擠滿傅利曼的門徒，包括他的好友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布希團隊以驚人的速度，掌握集體暈眩的大好機會──並非布希政府陰謀策畫了危機（像某些人說的那樣），而是因為政府要員都是拉丁美洲和東歐災難資本主義實驗的老手。他們同屬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渴盼危機有如久旱巴望下雨的農民，或者像期待開悟的基督教錫安主義末日派教徒。當等候已久的危機降臨時，他們馬上就知道機會終於到來。

三十多年來，傅利曼和他的追隨者有系統地利用其他國家的震撼時刻──類似九一一的外國事件，最早從皮諾契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政變開始。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的是，一個在美國大學孕育並由華盛頓的機構強化的意識形態，終於有機會回到故鄉。

布希政府立即抓住攻擊事件激發的恐懼，不但發動「反恐戰爭」，而且把它變成純粹的營利事業，讓這個新產業為漸露疲態的美國經濟注入新活力。這個新產業可以稱為「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其觸角比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總統任期結束時所警告的軍產複合體還廣：這是一場私人企業發動的全球戰爭，戰役是由公帑來支應，永不停息的任務則是保護美國家園永遠屹立不搖，和消滅外國的一切「邪惡」。在短短幾年內，這個複合體已不斷擴展它的市場觸角，從打擊恐怖主義到國際維安、都市政策，到因應日益頻繁的自然災害等等。位居這個複合體核心的企業財團，其終極目標是把在特殊環境下快速發展的營利政府模式，帶進承平時期和日常的運作中──換句話說，就是把政府私有化。

為了發動這個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布希政府未經公共辯論，就把許多最敏感與核心的政府機能外包給私人公司──從提供醫療給士兵、偵訊囚犯，到蒐集大眾的資訊，並進行「資料採礦」（data mining）。在這場永不停止的戰爭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樣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財力雄厚的創業資本家，不但提供創立複合體的種籽基金，也變成其新服務的最大顧客。這裡只舉出三個顯示這種轉變規模之大的統計數字：在二○○三年，美國政府授予三千五百一十二項合約給私人公司，以執行安全機能；到二○○六年八月為止的二十二個月期間，國土安全部授予的這類合約已超過十一萬五千項。全球「國土安全業」在二○○一年以前還是個小產業──現在年值已達二千億美元。在二○○六年，美國政府用於國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個家庭要分攤五百四十五美元。

這只是反恐戰爭本土戰場的支出；真正的大錢是花在海外戰場上。除了因為伊拉克戰爭而獲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國的軍力維護現在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服務業之一。「沒有兩個擁有麥當勞餐廳的國家曾經互相打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大膽宣稱。他不但在兩年後被證明說錯話，而且拜營利戰爭的模式所賜，美國軍方還帶著漢堡王（Burger King）和必勝客（Pizza Hut）上戰場，授予它們從伊拉克美軍基地到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迷你市」的專賣經營權。

還有人道救援與重建所需的經費。在伊拉克首創的營利救援與重建已變成全球的新典範，不管是先發制人戰爭造成的破壞，例如以色列二○○六年攻擊黎巴嫩，或是颶風帶來的破壞，救援和重建都採營利模式。在資源匱乏和氣候變遷造成新災難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因應危機已發展成不容非營利機構獨占的熱門市場──既然美國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貝泰（Bechtle）可以做，為什麼要讓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密西西比的難民可以住在嘉年華遊艇上，何必安置於接受補貼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這類民間安全業者正在尋找新客戶，為什麼要部署聯合國維安部隊在蘇丹達佛（Darfur）？這就是九一一以後的差別：在之前，戰爭和災難只提供商機給經濟中有限的產業──例如戰鬥機製造商，或重建被炸毀橋樑的營造商。然而，以往戰爭的首要經濟角色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的手段，藉以創造戰後承平時期的繁榮。現在戰爭和災難應變已完全民營化，它們本身就是新市場；不必等候戰爭結束才有繁榮──媒介本身就是訊息。

這種後現代的作法有一項明顯的優點，以市場術語來說，就是它不會失誤。就像一位市場分析師對能源服務業哈利波頓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營運特別好所下的評論：「伊拉克的情況比預期好。」當時是二○○六年十月，也是紀錄中戰役最慘烈的月份，有三千七百零九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儘管如此，很少股東會對戰爭為這家公司創造二百億美元營收感到不滿。

在武器交易、民間傭兵、營利式重建和國土安全產業欣欣向榮之際，從貼著布希政府品牌的後九一一震撼治療中崛起的，是一種體系完備的新經濟。它在布希時代建立，但現在已獨立存在於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將屹立不搖，直到它深層的財團至上意識形態被發現、隔離並遭到質疑和挑戰。這個複合體雖然由美國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國公司帶來無所不在的保全攝影機技術，以色列公司興建高科技圍牆的專業，以及加拿大木材業銷售比當地房屋貴好幾倍的組合屋，等等。「我認為以前從來沒有人把災難重建視為真正的房屋市場，」加拿大一家林業集團的執行長貝克說：「這是一套長期多角化經營的策略。」
就規模來說，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足以媲美「新興市場」和九○年代資訊科技業的榮景。事實上，圈內人透露，獲利甚至比網路時代還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滅後，「安全泡沬」接著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險業獲利（估計光是在美國二○○六年就高達空前的六百億美元），以及石油業的超高獲利（每一次發生新危機就愈高），災難經濟可能救了世界市場，讓它免於九一一之前瀕臨的全面衰退。

這支意識形態十字軍的發展，在激進的戰爭和災難民營化中達到最高點，但在嘗試連貫它的歷史時，卻出現一個問題：這種意識形態會變形，它不斷改變名稱和轉換身分。傅利曼自稱是「自由派」（liberal），但他的美國徒眾認為自由派代表課徵重稅和嬉皮，所以自稱是「保守主義者」（conserva tives）、「古典經濟學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場派」（free marketer），和後來的「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 ）與「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追隨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這些人的教義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但也常稱為「自由貿易」或「全球化」。九○年代中期以後由右派智庫──與傅利曼有深長的關係，包括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國企業研究院（AEI）──領導的知識分子運動，才自稱為「新保守主義者」，是一種挾美國軍事機器的強大力量為財團目標服務的世界觀。

所有這些化身都致力於同一個三位一體的政策目標──剷除公共領域、完全解放企業，以及削減社會支出──但這種意識形態的各種名稱沒有一種聽起來恰當。傅利曼建構他的運動是以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為目標，但當他純正主義的願景在真實世界實踐時，情況卻大不相同。在過去三十年每個採用芝加哥學派政策的國家，都出現一個由少數極大企業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組成的強大統治聯盟──且兩個集團間的區隔十分模糊而易變。在俄羅斯，這個聯盟的民間富豪參與者叫「寡頭」（Oligarch）；在中國叫「太子黨」（princeling）；在智利叫「食人魚」（piranha）；在美國則是布希—錢尼鼓吹的「先驅」（Pioneer）。這些政治與企業菁英崛起後，非但未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反而分進合擊，交換和分配原本由國家掌控寶貴資源的權利──從俄羅斯的油田、中國的集體土地權，到在伊拉克未經招標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約。

若要說明這種剷除大政府與大企業界線的體制，更正確的名詞不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徵是，把公共財富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隨著國家債務激增，巨富與赤貧間的鴻溝不斷擴大，還有以狂熱的民族主義合理化無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對身處這種由體制創造的巨大財富泡沫內的人而言，沒有比這種架構社會的方式更有利可圖了。但因為絕大多數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財團主義國家的其他特徵往往包括嚴密的監視（同樣的，政府和大企業交換恩惠與合約）、大規模監禁、限縮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見的酷刑。

酷刑的隱喻
從智利、中國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場十字軍的沉默夥伴。但嚴刑拷打不只是對反抗者強加不受歡迎政策的工具，也是震撼主義基本邏輯的隱喻。

酷刑或中情局所說的「強制性審問」，是一套用來使犯人深陷迷失與震驚，以便迫使他們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導原則詳述於兩本九○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冊。手冊解釋說，打破「抗拒來源」的方法是，創造犯人與他們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間的激烈斷裂。首先，感官被剝奪所有的輸入（用頭巾、耳塞、手銬腳鐐、完全隔離），然後身體被超過負荷的刺激轟炸（閃光燈、高分貝的音樂、毆打、電擊）。

這個「軟化」階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種颶風：犯人心理退化，並害怕到他們無法以理智思考或保護自己的利益。就是在這種震撼狀況下，大多數囚犯提供審訊者想要的任何東西──資訊、自白、放棄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冊提供一種特別簡潔的解釋：「會產生片刻的生命暫停（suspended animation）──時間可能極短暫──這是一種心理震撼或麻痺。它由創傷或次創傷經驗所引起，會徹底破壞對象熟悉的世界，和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經驗的審問者看到這種效應時會認得，知道這時候抗拒來源比震撼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聽話。」

震撼主義完全仿效這種過程，嘗試以極大的規模達成酷刑在審訊室對個人達成的事。最明顯的例子是九一一的震撼，造成數百萬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開一段深陷迷失與退化的時期，而布希政府則熟練地善加利用這樣的情況。突然我們發現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紀元，我們熟知的一切事物現在都可以被斥為「九一一前的思維」。我們的歷史知識從未有過這般強烈的印象，北美洲已變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的，「可以寫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一群新專家立即出現，在我們創傷後空白的意識畫布刻下新而美麗的字句：「文明衝突」、「邪惡軸心」、「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國土安全」。趁著所有人專注在攸關生死的新文化戰爭，布希政府終於可以進行九一一之前只能夢想的事：在海外發動私有化戰爭，在國內建立一個私人企業國土安全複合體。

這就是震撼主義運作的方式：最初的災難──政變、恐怖攻擊、市場崩盤、戰爭、海嘯、颶風──使全國人口陷於集體震撼中。墜落的炸彈、迸發的恐怖、狂飆的暴風軟化了整個社會，就像酷刑室裡震耳欲聾的音樂和毆打軟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懾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棄他的信心，受震撼的社會往往也放棄平時捍衛的東西。裴利和他在巴頓魯治收容所的難民同伴，應該放棄他們的住宅計畫和公立學校。在海嘯肆虐後，斯里蘭卡的漁民應該放棄他們寶貴的海濱土地，交給旅館開發商。如果一切依照計畫進行，伊拉克人應該震驚和威懾到放棄他們的原油儲藏、國營企業和主權，交給美國軍隊和國際聯軍。

自由人的大謊言
在無數歌頌傅利曼的文章中，幾乎沒有人提到震撼與危機在宣揚他的世界觀中扮演的角色。不過經濟學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可以重述他宣揚的激進資本主義，如何在幾乎全世界每個角落都變成政府正統思想的官方版說法。這是一段童話故事版的歷史，洗淨了與這支十字軍緊密交織的所有暴力和壓制，它也代表過去三十年來最成功的宣傳手法。這個故事大致是這麼說的：
傅利曼奉獻一生在打一場和平的理想之戰，對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責任干預市場以減少傷害的人。他相信當政治人物開始聽從新政與現代福利國家理論的建構者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時，歷史便「走上錯誤的軌道」。一九二九年的市場崩盤創造了一股無可阻擋的共識，認為放任主義已經失敗，政府必須干預經濟以重新分配財富和規範企業。在放任主義黯淡無光的時期，共產黨征服東方，福利國被西方擁抱，經濟民族主義在後殖民時代的南方生根，傅利曼和他的導師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耐心保護著純正資本主義的火苗，不受凱因斯信徒嘗試聚積集體財富以建立正義社會的汙染。

「以我所見，最大的錯誤是，」傅利曼一九七五年寫信給皮諾契說：「以為可以用別人的錢來行善。」可惜很少人聽進去，大多數人仍然堅持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行善。一九六九年的《時代》雜誌貶抑傅利曼為「小丑或寄生蟲」，只有少數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後，當他在知識界的荒野走過數十年後，八○年代終於出現了柴契爾（她稱傅利曼為「思想自由的鬥士」）和雷根（他在總統競選所到之處都帶著一本傅利曼的宣言《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終於有政治領袖敢於在現實世界中，實施解脫枷鎖的自由市場。根據這則官方版的故事，在雷根和柴契爾和平而民主地解放兩國的市場後，隨之而來的自由與繁榮是如此受到歡迎，以致於當從馬尼拉到柏林的獨裁體制開始崩解時，人民無不想要大麥克漢堡（Big Mac）和實施雷根經濟政策。

蘇聯終於崩潰時，「邪惡帝國」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傅利曼式的革命，就像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皈依資本主義一樣。這表示邁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場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礙，解放的私人企業不僅在自己的國家獲得自由，而且將暢行無阻地跨越國界，把繁榮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對如何管理社會形成兩個共識：政治領袖應由選舉產生，而經濟則應根據傅利曼的原理來運行。正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這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傅利曼死時，《財星》雜誌（Fortune）寫道「他帶走了歷史潮流」；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讚揚他是「人類自由的偉大鬥士，不只在經濟方面，而是在各個領域」；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加州的傅利曼日，數個城市和鄉鎮也這麼做。《華爾街日報》的標題則濃縮成這樣一句簡潔的頌詞：「自由人」（Freedom Man）。

本書將挑戰這個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細心呵護的聲言──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勝利是從自由中誕生，放任的自由市場能與民主政治攜手而行。相反的，我將證明這種基本教義派資本主義，總是由最殘暴形式的壓制所接生，施加於國家，也施加在無數個人身上。當代自由市場的歷史──更正確地說是政商財團主義的崛起──是在震撼中寫下的。

這牽涉極高的賭注。政商財團的聯盟正在征服其最後的邊疆：阿拉伯世界封閉的石油經濟體，以及西方經濟體中長期未受營利入侵的部門—包括對災難的因應和建立軍備。他們在國內或國外私有化這些基本機能時，甚至已不再虛偽地徵求公眾同意，因此未來將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災難，才能達成他們的目標。由於震撼與危機扮演的決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場崛起的官方紀錄中被徹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紐奧良所展現的極端手法，往往被誤解為布希政府特有的無能或親信政治。事實上，布希的事蹟代表的，正是五十年來企業解放運動窮凶惡極的暴力和發展的最高潮。

（節錄自本書引言〈空白即是美：三十年的抹除和重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