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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倫理力量:為什麼自由市場能創造更好的人文價值

時報悅讀

【類別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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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的經濟學:一個財富爆發但分配不均的世界(ORN0018)
Analysis of Income Inequality:Globalization,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Money Supply

類別: 流行娛樂>時報悅讀
叢書系列:時報悅讀
作者:李湛侃
       Joe Zhankan L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02月02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192頁
ISBN:978957137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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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內文摘錄



  前言

前言

關於貧富差距的思考,我先想和翻開本書的讀者分享以下的一個故事。柴契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九○年間擔任英國首相,在位期間她對國家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柴契爾夫人一方面進行減稅政策,另一方面也打破當時英國的國家福利制度,同時也令許多國營企業私有化。打破福利制度讓社會最下層不再有最低收入保障,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也令許多本來相對便宜的公共服務(如火車、教育、醫療等)漸漸加價。一方面,柴契爾夫人的政策為英國帶來繁榮令其GDP不斷上漲,但另一方面由於財富向上層累積社會開始出現收入兩極化,窮者越窮,富者越富,基尼係數不斷飆升(Gini Coefficient)。一九九○年柴契爾夫人卸任時,當時的工黨領袖問她,對於在她任內十一年英國國內貧富懸殊不斷惡化,柴契爾夫人是否應該向英國國民道歉。當時,柴契爾夫人的回答相當經典。她說:「「就算在十一年的任內有貧富差距變大的情況,但不要忘記在英國經濟在我的任期裡蒸蒸日上。實際上財富和收入的增長令所有的英國人獲益。就連社會最底層最窮的人的收入也有增加,只不過有錢人獲得更多而已。」

如果一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而被創造出來的財富所得令所有人都獲利,這並大概不是什麼壞事情。但請仔細思考一下,柴契爾夫人這樣為了追求經濟財富上增長,不顧國內貧富差距,這樣真的對英國的長期發展是有利的嗎?從貧富差距的面向來講,柴契爾夫人的話至少有兩個問題。第一,社會的最低層的收入上升就一定代表他們的購買力也一起上升嗎?如果老百姓收入上升,但經濟增長帶來的通貨膨脹令物價上升更快的話,那豈不是白忙一場?第二,一個社會如果貧富懸殊太過嚴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處在社會下層的人民發現自己無論多麼努力都無法爬到上層,而收入距離只會越來越大。你覺得這個社會還會有努力生產的動力嗎?我們在研究經濟現象特別是貧富問題時決不能只看平均數和總量,而忽略如何分配和每一個個體的所得。就好像我們只看到美國的經濟產出總量與軍事實力是世界第一,卻遺忘了在許多美國大城市的角落裡生活著許多在貧窮線下的乞丐與問題青年。

既然一個我們不能無視社會中貧富差距問題,不知讀者有否思考過,生活在這個地球的七十五億人在近幾十年全球化的影響之下,互相之間的收入到底是越來越平等呢?還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呢?

一方面,主流媒體與學術界均大體偏向於前者。從二十世紀七○年代開始,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及金磚五國的經濟發展迅速,在短短幾十年間其財富總量激烈膨脹,大大縮小了與先進國家的距離。以中國大陸為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九八○年,中國大陸GDP(國民生產總值)總量只有二二六億美元,佔當時全球GDP總量的二%左右。但時至二○一六年,中國大陸GDP已經超過十一兆美元,佔世界總量的一四%。如果對中美兩國進行比較,一九八○年中國大陸的GDP只是美國的八%,而到了二○一六年,前者已追趕到六○%的水平。其他的金磚五國的狀況也是大同小異。泰勒.科文(Tyler Cowan)認為,全球化帶來的一大好處是國家與國家的流動變得越來越頻繁。其流動不僅僅是人的流動,更重要的是資本的流動。最近幾十年,歐美發達國家的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把資金投放在發展中國家。資本家們瞄準一些相對薪水相對便宜但教育水平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其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獲取利益最大化。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外來投資帶來的除了投資資金的湧入外,更是民間財富的累積。工人們在外資工廠裡工作換取薪水,再用薪水進行消費從而促進社會財富累積。慢慢地,這個模式甚至累積到出現民間資本,從而進行投資。這就解釋了為何發展中國家中出現財富爆炸與已發展國家的差距縮小了。

但其實學術界中也不乏完全不一樣的聲音。的確,如果以GDP總量或人均GDP並只看某些如中國大陸和印度等的發展中國家的話,富國與這些國家的差距的確是有變小。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每年的經濟增長都保持在至少五%以上,相反西方國家的GDP卻一直都保持在一%前後的水平。落後者追逐領先者好像是近幾十年的一個大勢。但如果細看每一個國家的狀況,便會發現完全不一樣的風景。再以中國大陸為例,政府在改革開放後對農村和城市進行雙重標準的投放,並以嚴格的戶口制度對兩地進行分割,其結果便是城市的少數人獲得的發展資源遠高於農村的多數人。另外,大陸政府壟斷發展資源,富起來的往往是與官僚系統的有密切關係的相關者,這樣對財富分配不均情況更是雪上加霜。不僅僅是像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中也出現收入差距拉大的情況。

以美國為例,若以一九八○年作為基點,最富的一%的國民在二○一三年實際收入比一九八○年增加了一九七%(接近三倍),但其他美國國民只增加了約五○%左右。而最窮的二五%的人卻和一九八○年的實際收入差不多,增長幾乎為○。也就是說,最富的人變得越富,窮人原地踏步。台灣如是,其人均GDP在二○一六年為二萬三千美元,相比起二○○七年的一萬八千升幅近二八%。但這就代表台灣人真的變得有錢或購買力強了二八%嗎?在二○○七年台灣受僱者平均每月收入為三萬日千新台幣,而到了二○一七年的今天也不過三萬七千而已,升幅不足一○%。打工仔埋怨薪水多年未加,財富都跑去哪裡了不言而喻。

讀者是否覺得奇怪,同樣是關於全球貧富不均的討論,若從兩個不一樣的角度看的話,得出的結論會完全相反。那到底事實是什麼呢?讓我們看一下基尼係數的數據再下判斷吧。

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是現時最為常用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貧富差距的客觀指標。基尼係數由○到一。基尼係數越大,代表貧富不均差距越大。圖1為全球基尼係數的走勢圖。數據期間是從一九六○年到二○一○年。這個圖表把每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視為一個觀察值(observation),如在二○一六年台灣的人均GDP為二二四五三美元而中國大陸為八一一三美元。此圖表根據每一年的觀察值算出其基尼係數。從此圖我們可以看出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八二年之間,國家互相之間的平均GDP不均相對平穩,並保持在○.四七前後水平。但在一九八二年之後基尼係數迅速高攀至○.五五直至二○○○年前後。隨後出現下降至○.五一水平,但貧富差距依舊比一九八○年前高。

以上是國家與國家比較的數字,也就是說我們以國家為單位觀察貧富差距。以下我們來看一下國家內部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

至今為止,學術界雖然已經有用基尼係數來判斷全球所有人口的貧富差距的數據。但由於關於以全球所有人口作為單位的資料收集是從二○○八年開始,時間尚短而且數據不多,加上各國間有物價差異之難度,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較一個國家裡面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說,我們很難比較一個台灣人和一個巴西人的收入差距,但比較一個台灣人和另外一個台灣人的差距的話會比較簡單可信。

圖2為一九六○年到二○一○年美英中三國的基尼係數一覽圖。不難看出三國雖然貧富差距程度不同,但其發展趨勢卻大同小異。我們發現和之前國與國互相比較的基尼係數一樣,三國都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八○年期間保持相對穩定水平,但在一九八○年之後漸趨惡化。

根據以上數據,我們基本上可以判定在一九六○年和二○一○年之間的五十年,全球的貧富差距是總體呈現惡化的趨勢。無論是看全球國與國之間,還是關注在國內人與人的差距,我們都發現有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現象。本書的問題來了,那到底為什麼最近幾十年出現貧富差距惡化的現象呢?本書從三個方面分析本問題:全球化進程、科技發展和貨幣量化寬鬆。本書會專注在貧富兩極化開始上升的一九六○年和二○一○年之間的數據,並把全球貧富不平等和國內人與人不平等分開討論。希望抽絲剝繭找出最近五十年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

但在我們討論其背後原因之前,讓我們先看一下收入不平等的定義與其歷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