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角落：美國音樂家的台灣東海岸漂流日記(REB0012)
A Far Corner: Life and Art with the Open Circle Tribe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REVOLUTION
叢書系列：REVOLUTION
作者：史考特‧伊佐
       Scott Ezell
譯者：謝承廷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01月20日
定價：420 元
售價：33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68頁
ISBN：9789571368757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那布（Nabu）甩一下他的髮辮，順順萊卡的緊身衣。他的手異常巨大，尺寸幾乎跟諷刺畫一樣誇張。手指一張開多肉厚實，但有種柔軟的特質，與他眼睛周圍一樣布滿皺紋，像是瞇眼遠眺或避開沙塵而擠出的細紋。布農文化村位於中央山脈山腳下，十一月的空氣中，整片草坪都散布著剛除過草的味道。我們一行五、六人在旅行背包裡塞滿米飯、麵條和脫水豬肉。此時，遊客四處閒晃，等待文化表演開始。緊鄰舞台的商店裡，婦女操作大型織布機，發出嗡嗡與嗶啵聲響，她們身著深藍束腰外衣和長裙，裙身繡有紅色與金色的小鑽。這些織布機對村子的工業來說算是成功，畢竟遊客都想從布農文化村裡帶點東西回去，即便這裡僅是遊覽車沿線暫停的其中之一而已。那布是文化村的文化主任，一個月前他打電話給我，邀請我進行為期兩週的「文化重建」之旅，他還特別用英文說出這個詞。

「六十五年前，日本人將我們從山上的村落遷至位於谷地的保留區。」他那天在電話中說：「現在我們打算搬回山上去了，回歸祖地可能要再花另一個六十五年，但至少我們是這樣計畫的。我們想重建古時小徑和村落，這樣我們才有家可以回去，才有個地方能留給後代子孫。你知道的，我們是狩獵民族與高山部落，我們不屬於這裡，不應在這個谷地種鳳梨維生。」

「我能做什麼呢？」

「你什麼都不用做，跟著來就好。去年我們得到政府許可，讓我們村子得到固定的位址，還用直升機空運一群老人家。我們持續上山，一年一年來建立一個基地。我們正在集結一群藝術家參與下個月的旅程，返鄉過程中，我們也想要有創意的表達。我們必須用僅存的一切來重新創造我們的文化。」

「還有誰會一起來？」
「有木雕師Vadsuku，一個台北來的作家，另外還有一些人。」
 「我要帶什麼？」
「啥都不用帶，我們會搞定一切，你只要把自己帶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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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布農族都過著半遊牧式的狩獵與採集生活，也是日本人在同化原住民的計畫中，最後被遷居的部落之一。布農族獵取阿美族人頭的紀錄，直到二十世紀早期都還存在。因此，當布農族被遷到谷地的保留區時，其實他們的鄰區住的便是傳統的宿敵。與來自中央山脈南方的排灣族（Vadsuku的族別）不同，布農族沒有社會階層和權力中樞領導，唯有當戰事發生或出獵期間，他們才會依照過去的功勛選出一位臨時的領導者。布農族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標記來記載陰曆，其書寫系統不受外在條件影響，並刻載於木頭上。近年，布農族人以八部和聲聞名遐邇，並已在國際多次演出。

布農族人在自然景觀中悟出一種對萬物起源的認知，並漸漸連結到文化觀感、身分認同與生活方式。我老家算是個意外，那是由我父母的職涯規劃和最終的搬遷所決定──工作和遷徙，美國身分認同的兩大主要驅動力。我同意加入布農之旅，以便了解他們如何與「舊村」或「家園」連結，同時也能思索我自己的本土觀念，或者說是在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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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們身處布農文化村裡，已打包完成準備啟程。幾台遊覽車原地怠速，引擎像肚子般轟隆作響。遊客聚集在小小的露天圓形劇場周圍，觀賞布農歌舞表演。節目主持人是留有八字鬍、穿著皮製背心並戴著狩獵帽的男人，他登上舞台，兩隻姆指扣在皮帶上。

「有人問，為何我們叫做布農族。」他對著麥克風說：「布農（Bunun）這個族的名字，意思是『人類』，音譯為『布農』（Bunong）。布、農這兩個中文字，意味著『衣服』與『農業』，但句法沒有意義。」主持人將「布農」說成雙關語，也就是把「農」唸成「能」，這樣就是中文的「不能」。

「我會告訴你們，我們叫做『不能族』的原因。」他拖長聲調說：「因為我們什麼都『不能』做。」觀眾笑了。

「來吧！」那布壓根兒都沒往台上看，說：「該出發了。」除了那布和我，還包括日籍人類學家石垣（Ishigaki）、來自台北且在文化村當志工的年輕女子淑貞、剛服完兵役的十九歲男子德慶，以及九歲的布農男孩阿亮。當我們起身要離開，一位纖瘦、細髮、著軍用夾克的男人溜過來，把最後一份食物和裝備塞進袋中。

「這是Biung。」那布說。

Biung往背包塞東西時，往上瞄了一眼，對我點個頭。他看起來像是一根搭帳篷時的老釘樁，飽經風霜且憔悴不已，讓我懷疑他是否真要跟來。

「其他的藝術家呢？」我問那布。

「他們都取消行程了。你是唯一一個有來的。」他說著，一邊嘀咕一邊抬起非常大的背包。吟唱的歌曲和赤腳踩踏聲，在我們背後的舞台木板上共鳴著，文化表演已在舞台上揭幕了。我們走過修剪過的草坪，邁向大門，有一台四輪驅動、外表像一罐老啤酒瓶四處凹陷的箱型車，停在那邊等著我們。我們的司機站在箱型車旁等候，用他顎裂的脣微笑著。

就在我們通過大門之前，一群布農老者攔住我們，要為我們這趟旅程祈福。他們是最後一批在山上舊村出生者，並被迫於一九三○年往山下拘留營集體遷村。有些人當時還是懵懵懂懂的嬰兒。當年遷村時，年紀最大的孩子只有八或十歲，前一年他們還協助引導直升機探勘。

這些耆老用雙手緊握我們的手，淚水從眼中流淌而出，像是石頭中的水窪，想到我們正要前往他們或許永不得見的家園，這些老人就無法自已。因為口音差異和過多的情緒參雜，我很難聽懂他們說的話。那布將他們的中文翻譯成我聽得懂的中文，他在混亂中保持冷酷。「他們正在對你表示感激。」那布說：「還說，他們但願也能跟著去。」

「噓噓。」一位老婦人強勢的說：「我要唸祈禱詞。」

「那是我媽，她是在山上出生的。」那布悄聲說著。她身形魁梧、孔武有力，甚至比那布還要壯，臉上戴著鐵框眼鏡，背上一綑灰髮由上而下。我們隨意圍成一圈並低著頭，她說著布農族語，用省略式的中文簡短翻譯，祈求神明保護我們平安歸來。

布農族人在傳統上崇拜太陽與月亮，社會儀節則是奠基於一套嚴格的習俗與禁忌。在二十世紀，幾乎所有的台灣原住民族──包含布農族──都信仰基督教，因為被國家體制剝奪人權，信仰是他們增加信心與能力的主要形式。基督教與其他全球性或「移民」宗教一樣，神聖性皆存在於世界上，但對原住民宗教而言，神聖事物通常存於土地中、存在於這個世界裡，與物質緊密相連。雖然天主教和長老教會的傳教士引進的是外國的神話，但他們提供一個行政體系，讓原住民社群得以抗拒政府的同化政策。當國民黨只是將原住民當作另一個可剝削的資源，傳教士卻協助部族爭取自治與認同，廣設學校、醫院。對多數的台灣原住民而言，他們的宗教已經是基督教與泛靈信仰（animist beliefs）的混合物；不過，像那布或我的都蘭友人，他們這群年輕一代對基督教沒有那麼高的接受度，有些人已開始尋找他們部落信仰體系的根源了。

「阿門。」我們說著，並走向大門。

一個行政助理跑過來，問那布最後幾個問題，然後我們擠進那台外表凹陷的箱型車，開出停車場。最後停在半哩外的布農村落，那是一片水泥與合板組成的簡陋屋子，小孩子在街上玩耍，狗兒在飛揚的塵土中熟睡。

Biung和司機下車走到街上，我們其他人則坐在廂型車中汗如雨下。

他們十分鐘後回來，旁邊跟了兩個老人，他們的臉開始下垂並衰老，像是牛肉的肋肉放在太陽底下太久。

Biung帶了一把自製槍──單槍管的手動來福步槍，槍托是松木手雕而成，以黏水管用的膠帶包住底部，他注視槍管、瞄準，又搖搖頭，對於瞄準線不滿意。槍的後膛和不銹鋼內膛連接一條粗焊接縫，保險榫是一片塑膠，塞在插銷與雷管之間。

「槍管歪了，視線也跟著歪。」Biung說：「用這種東西怎麼能射得準？」他對著這枝槍皺起眉頭，又望著我笑，似乎想說爛槍總比沒槍好。然而，他還是在我腳邊放了兩個塑膠大袋，一個裝滿自製子彈，另一個則是裝了雷管。Biung請大家吃檳榔，細心的將來福槍置於箱型車後方。老人們緊握大夥的手，笑意中半遮掩著羨慕之情，在為我們祈福的同時，仍奢望自己也能跟去。他們僅存的少數牙齒有如哨兵，看守著下垂鬆弛的雙脣與臉頰。

傍晚時分，我們沿著狹谷底部行駛，再轉入一條布滿碎石的崎嶇道路，往西進入中央山脈。我從整條縱谷望向都蘭山的後側，山形輪廓偏暗且優雅，當我們超越頂巔時，可以看見後方海洋的餘光四射。Biung此刻變得很活躍，忙著回答淑貞我們身處何地、要去哪裡，述說一個又一個故事：關於道路建造工程、之前存在的小徑、曾在此工作的人們，以及被移墾的林地。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只能將頭靠在冰涼的車窗，想著在都蘭山另一側我的筆記本與吉他。

當我們駛進一塊被機具碾平的空地時，天色已暗，我們一行人步出車外，走入沁涼的霧氣中。我走著走著，只能模糊看見Biung的身影。附近不知從哪傳來歡迎的呼喊聲，燒柴產生的煙味混入潮濕的空氣中。我走向霧中一片三角型的陰影，那是一間簡陋的單坡簷屋，一層層波紋狀的壁板撐起一個狀似字母A的結構體。Biung以腳踝蹲坐在火堆前，與其他三個男人快速且大聲說話，夾雜中文與布農族語──其他人正在路上，他們剛結束老林道的工作。Biung手握一瓶米酒，手舞足蹈的將酒灌進嘴裡。

「大家看過來！」當我走近時，他說：「這是我們的美國夥伴，我們要帶他進山裡。」他又轉向我說：「我們要帶你到家裡，到我們的舊村落。你不必付任何費用，但有一天你要帶我到你家，到你的山裡去──那我們就扯平了，這是一起在山裡才有的兄弟情誼。看！這是霍松安，他已經上山兩週了，但還沒想要下山。完全沒有！他要跟我們一起走，幫忙指路。他爸和我爸是麻吉，他們以前都一起打獵。」

其他男人露齒而笑、頷首點頭，任由Biung幫他們倒上米酒。霍松安則是平心靜氣地觀望著。

「這個霍松安啊，他爸都送他去上學呢！」Biung繼續說：「他是個偉大的學者……」聽到這裡，每個人都捧腹大笑。Biung環顧四周但沒笑出來，只是盯著我看：「但我爸卻讓我跟著他待在森林裡，從我十二歲開始就協助林務局搬運貨物──呼！那種額背帶（tumpline），我才十二歲，額頭上就頂了五十公斤。大家看看，這位霍松安可是哲學家，但我唯一的老師竟是眉毛上的繩帶。所以我只知道繩帶教會我的事，山間小徑、鹿隻和樹木。」

Biung持續笑著，沒有停止的跡象。他的笑聲與其他人的笑聲混合在一起。Biung把米酒倒進嘴裡，酒瓶則給了霍松安。

如果世上有體型更像豬的男人，我得眼見為憑才是。霍松安的肚子雖然沒有下垂，但從胸骨到恥骨的部分向外膨脹。一件都蘭藝術祭的T恤罩住他的身體，沾滿泥垢與髒汙。他的臉上沒什麼鬍子，有如男孩般平滑與直率，並反戴一頂棒球帽。霍松安什麼也沒說，但儘管如此，或正因為如此，他散發出一種很強的競爭力。最後，他大喝一口，再把酒瓶遞了過來。

「不，謝囉！」我說：「才剛喝過，現在休息中。」

    社交酒，確保自己沒有被這種液體溶解。這次的旅程就是大好機會，因為運送的限制，我們不管怎樣都得禁酒。

大家稍停片刻，面帶驚詫地看著我，Biung用布農族語說了幾句，讓他們又笑了起來，霍松安又給他一瓶酒。我閒晃到空地邊緣，那邊停著一台反鏟挖土機，跟這片霧氣與山岳不大相襯，卻跟這塊空地搭配得很協調。這個場地遭到開腸剖肚，處處布滿輪痕。那布走過來站在我旁邊，他帶著名牌登山裝備，看起來時髦又文雅得很奇怪，一頭長髮編成兩條整齊的辮子。

「以前其他部落都叫我們『髒鬼』。」那布說：「我們是令人害怕的民族，會出獵並強取豪奪，身上穿著獸皮衣。Biung呢！他是我們僅存的最後一個獵人了。」

「那你呢？」我問那布：「你的成長過程中有沒有出去打獵？」那布使出他招牌的微笑──那種笑既悲傷、仁慈且有耐心──摸摸他從嘴角四處竄生的八字鬍。

「我完全沒救了。」他說：「我去唸台北的學校，很小的時候就被送到城市，不像這些人，也不像這個年輕的男孩阿亮。我學會怎麼在現代世界生活，但我失去某些無法被教會的東西。」

「你會說母語嗎？」

「一點點。」

不過接下來幾天，我看見他像學習外國語言般學著布農族語，只知道一些片段字詞。

「我們把箱型車上的物品卸下來，我來泡茶。」那布說：「看來今晚我們會睡在這裡，明天一早再從小徑開始走。」

我們睡在油膩且髒汙的A字型屋內，那是反鏟挖土機司機與築路工人的暫棲之所，地上還有許多紙板墊著。霧氣凝結而成的水珠滴下，周圍充滿煤油與煙味。Biung、霍松安和築路工人徹夜不眠，說說唱唱，在火堆旁大笑，每個人在夜裡去如廁時，都會踩過夥伴的身體。

一早，我的睡袋受了潮，骨頭感到又冷又濕。早餐是在火堆上加熱的稀飯，外觀看起來和隨處飄散的霧氣沒什麼兩樣，那布窩在由瓦斯爐和擋風玻璃圍成的地方，很快的一鍋咖啡煮開了，在稀薄的晨間空氣中竄出蒸氣。

「為什麼你要在這麼冷的天氣上來這裡？」當他倒給我一杯咖啡時，我問他：「夏天來不是更好嗎？」

「夏天有太多蛇。」他說：「現在牠們都躲在地底下。而且夏天長途跋涉太熱了。等著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在大熱天上山了。」

我忍不住對眼前的稀飯感到沮喪，但那布從口袋取出一塊煙燻起司，對我眨眨眼並叫我咬一口。咖啡、煙燻起司，搭配吹拂過高山松林的薄霧。我無法想像，有比這個更享受的早餐了。

當我們準備要前往山間小徑，Biung走到空地邊緣，從一台反鏟挖土機中抽出柴油倒入米酒瓶中。「老闆不會在意的。」他說：「在這種天氣下生火，我們也許會需要一點額外的幫助。」他露齒而笑，在山上的所有動作與行為，似乎都令他開心不已。霍松安搭著遠親姪兒阿亮的肩膀，這個戴著棒球帽、穿著膠靴的男孩，幾乎帶著期待快步走了。他是個純正血統的布農族，才九歲。雖然他唸公立學校，以中文為主要語言，但每回上山他都跟著來。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他。
他看著Biung與霍松安，但他們只是沉默回望。
「阿亮。」他聳聳肩說著。 
「跟他說你另一個名字。」Biung溫和的說。

他往地上看，咕噥著說出「Li-an」，他的布農族名。霍松安揉揉他的肩膀，幫助他整理裝有衣物和睡袋的帆布背包。

德慶的包包有如惡靈在他背上搖晃，他東倒西歪的走著，直到霍松安拉緊他的背帶才好轉，但他仍舊因為太重而步履蹣跚。德慶有一半布農族、一半華人血統，這是他第一次到高山區。他的父親是一九四九年來台灣的軍人，不久前在台北的軍醫院去世，兩天前辦完喪禮便決定加入這趟征途。Biung和霍松安指定他攜帶彈藥，以及用來接通打獵頭燈的汽車電池。此外，他也會分配大家食物及設備。

石垣的外型纖瘦、長滿雀斑、臉頰紅潤，他的學術生涯就像是一張地圖在面前攤開。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對台灣原住民深入探查，石垣的博士論文大概就是二十世紀早期蒐集的調查資料。他在中央山脈的另一邊早已待過布農社區好些日子，稱這次旅程是他「野地實察」的一部分。

淑貞在台北的辦公室工作幾年，最後確定那種生活不是她要的。每天早上的通勤都是匆促且擁擠，辦公室狹窄、專業無法發揮，四季都下著灰色的雨，彷彿連雨水都無法逃離台北這個群山環繞的盆地。她拋下一切，搬到此地當文化中心的志工，也確認自己下一步該去哪。

石垣扛起背包，雙眼突出。淑貞做了吐息運動，來迎接前方的小徑。司機發動箱型車，把裝備都放到地上。搭車下山的築路工人從車窗向我們揮別，好像我們或他們是一艘正在離岸的船。Biung手握來福槍，踏上舊日的伐木道路，我們則跟著他走上小徑。

我們穿越一陣霧雨，再造林的道路旁長滿粉白色花朵。走了半小時，我們發現一隻死掉的山羌，蜷曲倒臥在小徑中央。Biung凱旋式的歡呼起來。他宣稱這是祖靈的贈禮，此次旅程剛開始就有好兆頭。他和霍松安以樹枝和野草鋪一個床底，霍松安便就地屠宰山羌。牠有赤褐色的皮毛，整個背部與肋部的毛厚實且柔軟，耳朵上還黏了幾隻壁蝨。他的雙角粗短，犬齒又長又突出──鹿類動物竟然有尖牙，看起來非常荒謬，但的確長在那裡，絲毫不假。

霍松安使著大砍刀，切開頸部的肉。他扭掉頭部、折斷脊骨，再把頭放在一旁，待會要給Li-an做成帽子。他用一把彎獵刀卸掉外皮，從髖關節處切斷兩支腿，再剖開肚子，內臟便流了出來。霍松安用手探入山羌的身體內部，把肝臟拉出來，放在獸皮上切成小塊，請大家品嚐。Biung從背包裡拿出一小袋鹽，撒在上面，我們就坐在潮濕的獸皮上吃完肝臟。那布咀嚼時，臉上帶著淺淺的微笑；石垣對著高山生魚片沉思著。肝臟有如充滿纖維、外型黏糊且深紫色的食用凝膠，讓我手指沾滿血跡。黃綠色的排泄物從山羌的腸子流溢到體外，在我們用餐時惡臭瀰漫。霍松安用刀子的平坦處撐著第二塊肉遞給我，金屬刀鋒上有赭色的糞便混合著血水。

Biung切掉山羌的一對睪丸，嘴巴發出咂咂聲響，把睪丸放進背包裡的袋中，說等一下要拿來搭著酒喝。「有人射中這頭鹿，」他點起菸，說：「但牠逃走後傷勢嚴重而死。」他用野草及樹葉將兩隻腿包起來，綑綁在他背包的布蓋下方。霍松安把肋骨和背部放到塑膠袋裡交給德慶，使得原本就很重的包包變得更重，而Li-an則拿到獸頭。我們把獸皮和內臟扔到草叢裡，讓狐狸和山鼠吃。

霧氣在兩小時後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清澈明亮的早晨，幾棵老針葉樹佇立在我們上方的山脊，而雲霧仍舊飄流其間。我們整天走在斜坡路上，遇到土石流沖走山坡的地方，就會看到新的原木橋置於其上。黃昏時，我們在一間傾斜、破舊、被棄置二十年左右的小木屋前停下，波紋狀金屬屋頂已生鏽且處處破洞。半燒毀的木板散布在火堆的灰燼裡，上一個獵人沒有尋找柴薪，而是從牆壁上拆下木板。「漢人啊！」Biung看了一眼牆角的垃圾，以及用木炭畫在牆上的情色塗鴉，便這麼說著。

「從這個坡一直下去，就是一片有十三棵樟樹的小樹叢。」霍松安對我說：「都是老樹，至少五百歲，而且每一棵都跟五十個你加起來那樣寬。像這樣的樹沒剩幾棵了，但去年它們全給砍了。老樟樹的殘根會長出一種特別的菌類，是美味佳餚，非常稀少又昂貴，這些傢伙就來找這些老樹，砍掉它們，一年後回來採收並大賺一筆。」

樟腦是台灣始於十八世紀的主要產業，一八九○年左右，台灣出口的樟腦比全世界加起來還多了三○%，大多數銷往美國。早期安撫山胞的目的就是要讓客家樟腦工人，能安全的在森林裡工作。

「但他們怎麼知道去哪找這些樹？」我問。

「他們賄賂林業局官員，拿到樹木分布圖的影印本。日本人對中央山脈的森林進行過調查，你只需要那張地圖，想找什麼有什麼，剩下什麼也都找得到。管他的！我們都知道這是誰幹的好事，但無能為力。」

「什麼無能為力？為何不舉發他們？」

「因為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事情也是非法的。要是我們舉發，他們也會舉發我們。不過，那些樹被砍掉之後就永遠消失了。古樹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Biung攬著一綑枯枝回來，生起火，在烈焰正旺時將燒毀一半的木板扔進去。晚餐我們吃烤山羌和米飯，之後那布架起一組鍋子和擋風玻璃用來煮茶。霍松安把山羌的下巴從頭部折斷，Li-an用一支氧化的錫湯匙，從上翻的頭骨裡挖出灰白色的組織吃著。他吃完後，霍松安把那顆露齒而笑的頭放到火上烤乾。骨頭緩緩變黑，冒著煙。

（摘自章十三：與布農族狩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