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靜波講日本史【全二冊】(1VY0164)

類別： 歷史‧傳記>HISTORY
叢書系列：HISTORY
作者：徐靜波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01月15日
定價：800 元
售價：63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704頁
ISBN：9789571385112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緒論
一
如果對一個國家或民族感興趣，那是因為它有趣；如果對一個國家或民族感到關切，那是因為它與自己有著密切的關聯。對於多數華人而言，日本就是這樣一個國家，日本人就是這樣的一個民族。

這本書裡，我以日本文明的歷史沿革為縱軸，試圖解讀日本到底是個怎樣的國家，居住在日本列島上的民族到底是個怎樣的民族。為什麼要特別凸顯日本文明呢？在很長的時期裡，我們都不大認為日本有獨立的文明，很多人覺得日本人在近代以前，主要是學習中國文化，近代以後，又學習西洋文明，都是把別人的東西拿過來，自己沒有什麼東西。一九九三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謬爾‧杭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出版了一本很有名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提出了著名的「文明衝突論」，這裡要說的是，杭亭頓在書裡把整個世界上的文明大致分成了八大塊，分別是：西方文明區、拉美文明區、東正教文明區、穆斯林文明區、中華文明區、印度教文明區、日本文明區、非洲文明區。暫且不討論這樣的劃分是否一定成立，卻可從中了解到，在西方的主流世界觀裡，日本文明是被單獨列為一個區域的，而在杭亭頓理解的中華文明區裡，除了中國大陸和臺灣之外，還包含了朝鮮半島、越南甚至遙遠的新加坡，但是一水之隔的日本不在其列。也就是說，在西方主流的世界認識中，日本文明是一種游離於中華文明之外的獨立文明形態。

那麼，日本文明為什麼會具有其獨特性呢？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這裡，我想從世界史的比較視野來對日本文明的獨特性進行兩個層面的分析。

二
日本的獨特性大多來自較獨特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歷史。首先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處於亞洲或歐亞大陸的最東端，它的東面就是浩瀚的太平洋，限於航海條件，近代以前根本無法與東亞（大陸與半島）以外的任何地區發生文明的接觸，這是其獨特性的由來之一。第二，近代以前，它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遭到任何外來民族的武力征服，這決定了它汲取外來文明的方式都是在和平的環境下進行，且具有極大的自主性，覺得合適的就吸收，覺得不妥的就拒絕，比如中國的科舉制度，幾乎被所有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所採納，唯獨日本沒有。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從來沒有遭到其他民族的武力征服，在世界歷史上差不多是絕無僅有的，這一點與同樣位於歐亞大陸最西端的英倫三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首先我想花一點筆墨對日本和英國的文明進程做個比較。

日本的獨特性大多來自較獨特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歷史。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處於亞洲或歐亞大陸的最東端，它的東面就是浩瀚的太平洋，限於航海條件，近代以前它根本無法與東亞（大陸與半島）以外的任何地區發生文明的接觸，這是其獨特性的由來之一。同樣，英國位於歐洲的最西端，在北美新大陸發現之前，英國沒有與更西面的地區有過任何交往。而與它們一海之隔的，便是文明十分昌盛的東亞大陸和歐洲大陸，大約一萬五千年前，日本列島有陸橋與東亞大陸相連接；將近一萬年前，英倫三島也有陸橋與歐洲大陸相連，後來地球變暖，海平面上升，日本和英國先後成了島嶼，因此就原住民而言，他們最初分別來自東亞大陸和歐洲大陸。這一點上兩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但是，日本列島和英倫三島與大陸文明的交往上，存在著如下三點差異性。

第一，日本列島上的居民最初與東亞大陸（包括朝鮮半島）大規模的接觸和交往，大約始於二千三百年前，當時列島還處於依靠狩獵、捕撈和採集為生的原始狀態，粗陶的燒製已經出現，但是沒有農耕和金屬文明，也沒有城市或有規模的村落，列島上的文明，一開始主要依靠先進的大陸文明提升。而歐洲大陸的羅馬人或羅馬帝國進入英倫三島時，島上已經開始了農耕（小麥和大麥），並誕生了鐵器，也就是說，與歐洲大陸大規模接觸時，英倫已經具備了較高的文明水準。

第二，日本列島在接受大陸先進文明時，都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二千三百年前後農耕和金屬文明傳來時，都是來自大陸和半島的移民以和平的方式傳播的，以後直到西元六世紀前後，出現過幾次較大規模的移民潮，幾乎都是民間的和平進入，至於後來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及幕府時代的僧侶往來，更是和平的交往，沒有一絲一毫的血腥。近代以前日本歷史上唯一一次遭到外族入侵，是一二七四年和一二八一年蒙元裹挾高麗水軍和江南水軍對九州北部的進犯，雖然發生了戰爭，但外族沒有真正登陸殺戮，日本是歷史上極少數未遭到外來武力征服的國家之一，它的文明一直在和平的狀態中孕育、發生和演進，它對外來的文明，基本上都是主動而有選擇性的汲取，幾乎一直保持了自己的主體性。而英倫三島，一開始在一世紀時遭到羅馬人三番兩次的武力進攻，最後被占領和征服，成了羅馬帝國的「皇帝行省」之一，被歸入羅馬帝國的版圖。羅馬帝國衰敗後，則不斷遭到北歐維京人的武裝進犯，歷時數百年，也就是說，歐洲大陸文明的進入，幾乎一直伴隨著血腥的武力。相對而言，羅馬人明顯帶來了比較先進的文明：語言、拉丁文、政治制度、城邦、服飾、生活方式和稍後的基督教，這些為爾後的英倫文明奠定了基礎，統一的基督教傳播，也為英倫國家的創建提供了精神前提。維京人或者北歐海盜式入侵，多是以野蠻的殺戮掠奪方式，也使得英倫更加融入了歐洲大陸，總之，和日本相比，在英倫三島上，大陸文明更多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進入。

第三，雖然最初日本列島上的居民是透過陸橋進入列島（少部分經海路從南方漂流過來），但後來的一萬多年形成了以繩文人為主體的原住民，後續有外來的彌生人以和平方式移居列島，與早先的繩文人通婚，之後又有數次「渡來人」的移民潮，大部分是技術先進的工匠和讀書人，不久便與列島上的居民融為一體，大約在六～七世紀，形成了大和民族，此後便一直在島上繁衍生殖，在較獨特的列島環境中，形成了自己的日本文明，亦即日本列島上，居民的主體基本上一直是大和民族；而英倫三島，早先是羅馬人的進入，並在此殖民擴張，五世紀前後，又有來自歐洲大陸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大規模移民，再後來是挪威、丹麥等維京人長達數百年的武裝進犯，一開始只是掠奪，後來則是定居和殖民，一○一六年～一○三五年間，丹麥國王克努特（Cnut）同時擔任了英格蘭國王，並成為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英國人從血統上來說，完全是原住民和大陸外來人的混合體，甚至大陸過來的人在人數上至少要占到了一半以上，因此，它的文明雖然也具有島國的特色，卻與歐洲大陸是融為一體的。

從對這兩個各處於大陸兩端的島國的比較，可以看出日本文明的主體性和獨特性更為明顯，這是我們考察和解讀日本文明的重要視角。

三
接下來，我要在政治制度的層面，或用日文表述來說，就是「國體」的層面，將日本與中國做個比較分析。中國的文明史比日本悠久很多。夏朝暫且不說，至少自殷商開始，就已形成了較穩定的王權統治，歷經春秋戰國而建立起大一統的秦、漢帝國，之後雖出現了帝國崩潰、諸國林立的割據狀態及非漢民族統治的朝代，但無論是分裂時代的小國還是大一統的帝國，最高的統治者總是國君或皇帝，即為自上而下的一元化統治，雖然期間也有外戚和宦官干政，但是國君和皇帝總是凌駕於萬人之上的最高首領，基本上都握有實際統治權。而日本則在西元一世紀前後出現了部落政權，然後逐漸在六世紀前後形成了統治列島大部分地區的大和政權，到七世紀下半葉至十世紀，就是日本史上的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前期，日本在學習模仿中國隋、唐政治的基礎上，誕生了以天皇為首的強有力集權式中央朝廷，日文表述是「律令社會」，尤其是八～九世紀中葉，天皇是絕對的最高統治者，真可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是自九世紀後半期開始，絕對的皇權開始衰敗，外戚的藤原家族以關白的官職全權攝政，天皇成了擺設，而自十一世紀後半期開始，由白河天皇開啟了稱之為「院政」的頗為獨特的政治形態，三十三歲的他趁外戚的攝關家勢力稍有衰退之際，將皇位讓給了年幼的兒子，而自己另外設置一個別院，以上皇的名義實際治理朝政。有的年代，壯年的天皇突然把皇位讓給了年幼的兒子，自己出家做和尚，做了幾年再重新還俗，當起了「法皇」，依然實際操縱朝政。

無論是「攝關」還是「院政」，皇權都不在名義的天皇手裡，坐在天皇位置上的人，大多只是個擺設，這一情形與中國的王權或皇權統治，具有極大的區別，這是我們要充分注意的。而到了後來，地方上的豪族勢力壯大，擊敗了皇帝身邊或與皇族相關的外戚勢力，索性另外設立了幕府政權，名義上雖然保留了朝廷，實際上卻是把它置於一邊，行政權力完全操持在幕府的將軍手裡，而幕府的將軍也實行世襲制，代代相傳，宛如實際的朝廷。有相當長的時期，天皇及其皇族被限定在皇宮（日文稱為「大裡」）內活動，未得將軍許可，不可自由外出。遠在鐮倉的幕府，為了監控朝廷，專門在京都設立了配備武力的「六波羅探題」的機構，密切監視朝廷的一舉一動。十四世紀時的後醍醐天皇試圖恢復天皇「親政」，結果招致後來建立室町幕府的足利尊氏強烈不滿，竟然把他流放到荒僻的隱歧島上，後來索性把他廢除，自己另立天皇。

十二～十九世紀中葉的三個幕府時代，天皇及其朝廷始終被擱置起來，名義上雖然存在，卻失去了統治國家的實際權力。這一政治形態與中國的王朝統治，在內涵上具有很大差別。在近千年的日本歷史中，它的國家統治呈現出一種二元並立的狀態。另一方面，與中國的湯武革命、皇朝多次更迭的政治歷史不同，日本在七世紀左右大和朝廷建立以後，儘管很長時期內天皇大權旁落，但天皇始終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日本並未發生過中國常見的改朝換代，所謂「萬世一系」的皇族譜系，在形式上是成立的，使得江戶幕府被薩摩、長州藩等地方勢力推翻以後，倒幕的勢力依然可以設法重新樹立天皇的權威。這樣的所謂國體，在世界文明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這一獨特的國體也是釀成日本文明獨特性的重要政治土壤。

四
最後，我想討論另一個問題，即近代以後的日本，為什麼會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這是曾遭受日本多年侵略的中國人非常關切的問題。曾有人認為，日本人作為一個島國民族，非常具有進攻性、擴張性和侵略性，其近代以後的大規模侵略行為，與民族根性有關，一旦時機成熟，就會重新侵略別人。我覺得這個問題有些複雜，用一個簡單的理由來加以涵蓋，可能陷入以偏概全的機械論。

先看日本民族的擴張性。縱觀全球文明史，世界上任何一個具有擴張能力的民族，都具有顯性的和潛在的擴張性。且不說大國大族，即便現在很小的國家或往昔屢屢遭到肢解的國家，歷史上也曾經強悍一時，縱橫馳騁，金戈鐵馬，或千帆競發，戰艦浩蕩。今天的和平小國丹麥，十世紀以來一直以北歐海盜著稱，北征西進，燒殺掠搶，幾百年來都是歐洲的強國；隨著大航海時代的開啟，西班牙、葡萄牙迅速崛起，透過海路向中南美洲和東亞擴張，建立了龐大的殖民地；歷史上頻頻遭到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瓜分的波蘭，在此之前的十六世紀前後，也曾是吞併了立陶宛、稱霸波羅的海沿岸的地區性大國；今天多瑙河畔文文靜靜的奧地利，一百餘年前曾是不可一世又龐大的奧匈帝國。這種情形在亞洲也是如此，比如現今越南的版圖，也是十五世紀下半葉開始，北部勢力不斷向南擴展，最終驅逐了湄公河流域的高棉人，而在十九世紀初形成的結果。至於更早的羅馬帝國的擴張、拜占庭帝國的擴張、蒙古帝國的擴張，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因此，簡單地給某一民族貼上擴張的標籤，並不具有內在合理的歷史邏輯性。

日本列島民族的向外擴張，可以追溯到四世紀下半葉以武力方式進入到朝鮮半島的「任那」地區，當然，那時還沒有「日本」的國名，甚至強大的中央政權也還沒有建立起來，但至少可看作列島向外的一次軍事擴張。後來六六三年又幫著半島的百濟與唐和新羅的聯軍在白村江口進行了一場國際性戰爭。但自此之後直到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出兵朝鮮的將近一千年內，日本一直沒有以武力方式染指海外（倭寇基本上是個東亞國際海盜集團），因此輕易地給日本民族貼上好戰的標籤，顯然不是一種嚴謹審慎的態度。

但是，對於中國人而言，如果算上一八七四年出兵臺灣，日本對中國以及周邊地區斷斷續續施行了長達七十年的侵略行徑，尤其是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使中國蒙受了重大的損害，從文明史的角度，又該如何來認識呢？

我想，或許應該從近代資本主義衍生的帝國主義性質來認識。自十六世紀初開啟的大航海時代起，尤其是工業革命在英國等西歐國家完成之後，先進的科技發展帶來的生產力大幅度躍升，使得近代工業品要尋找廣大的市場和原料供應地，以及更多廉價勞動力，因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後起的英國、法國等紛紛憑藉武力的方式向海外拓展，建立以殖民地為主體的海外勢力範圍，這一行為本身就具有帝國主義的性質。近代資本主義往往伴生出帝國主義的傾向，或者說，帝國主義內生於近代資本主義的體質之中。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當福澤諭吉、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在朝野引導日本的大佬們認識到了歐美文明先進性的同時，也認同了它的擴張性，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日本受到了廣泛的共鳴，早期的一些民權主義者，很快地轉向了國權主義，當時的普遍的主流意識是，日本要避免淪為第二個印度和中國，就必須仿效歐洲列強，積極向周邊拓展，在列島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勢力範圍甚至殖民地，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於是開始了吞併琉球、挑起甲午戰爭、合併韓國、爆發日俄戰爭等。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了國際聯盟、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國際秩序和國際協調機構建立之後，日本依然毫不收斂，此前的一系列成功，使得日本更加利令智昏，它把西方近代文明中內生的帝國主義特性發揮到極致，其結果就是變本加厲地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武力擴張，到了最後，這一東亞的新興帝國在極度膨脹之後轟然倒塌。一個民族或國家，當它自以為有足夠的資本可以對外顯示自己的強大時，國家主義乃至於帝國主義就會在朝野迅速鼓脹，做出一些旁人或後人看起來相當荒唐的行為。日本近代的擴張，主要緣起於對於近代文明理解的偏頗上，福澤諭吉就公開主張，日本與中國的甲午戰爭是文明對於野蠻的戰爭。這實際上是不少近代日本人的自我意淫。

在這裡，想重申我的觀點之一，我們在認識和理解日本文化或文明時，應該充分注意到兩個重要的方面，第一是日本文明與東亞大陸（主要是中國，也包括朝鮮半島）文明的密切關聯性，東亞大陸的文明在相當程度上為爾後日本文明的建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沒有這樣的基盤，爾後的日本文明就無從談起；第二是日本文明或文化的獨特性，日本人在大陸文明的培育下，在列島獨特的自然環境和人文基礎上逐漸萌發、產生了日本獨自的文明或文化。關聯性和獨特性是我們觀察和理解日本文明或文化的兩個關鍵點。

五
一年多前，受邀在喜馬拉雅電臺上開設「日本文明史」的課程，之後，把這些講稿進行了整理，輯成這本書。嚴格而言，我不是歷史學的研究者，更沒有充分的學養和資格來撰寫一部日本文明的通史。喜馬拉雅邀請開設這門課程時，我內心是相當惶恐的。題目太大，範疇太廣，力有不逮，這是必然的了。我自一九七九年開始在大學裡攻讀日本語言文學，但轉入日本研究則始於一九九○年代初期，迄今已近三十年。從文獻和體驗入手，自己覺得對日本積累了一點心得。於是就想從幾個關鍵字和相關領域切入，以史為軸，為各位大致勾勒出一個日本文明發展演變的流脈，史實的敘述自然是基調，但盡可能有出自自己視角的解讀。

說起自己的視角，第一是中國人的敘述主體意識。撰寫講稿或書稿所參考的文獻，絕大部分都來自於日文。但我是個中國人，應該要展現出中國學人眼中的日本。而所謂中國人的意識或中國人的立場，必須要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更多地體現為與論述的對象有著極為密切關聯、在文化上有著錯綜複雜交融關係的西側鄰邦人的審察和關切。因此，書中時時會穿插著彼我之間的比較分析，以引起讀者的思考。第二是我自己的理解。書中所敘述的除了史實（史實也需要認真辨析）之外，看法和觀點乃至敘述的方式，都來自於自己。若只是把別人的東西拿來做個整編，一點快感也沒有。

開設這門課程或者寫作這本書稿，最大的動機在於把自己對日本的一點解讀表達出來，倘若能夠因此增進一點我們對東鄰日本的理解，消解一些情緒性俯視和仰視，彼此以平等的姿態相待，知其所長，曉其所短，然後取長補短，和諧共處，那就是我最大的心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