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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蔡佳珊
推薦序
生猛蒼涼的人生道場｜上下游記者──蔡佳珊
他的名字叫李阿明，再平凡不過。印象中，到他這個年紀的攝影師，都已有了顯赫聲名。但李阿明卻像是橫空出世的新人，58歲的他最近推出一系列高雄漁港的外籍漁工攝影作品，瑰麗奇幻的色彩與張力極強的劇照感，迅速擄獲許多眼球。
「在此之前，我快20年沒拿相機了。」李阿明開門見山道。其實他是資深攝影前輩，畢業於國立藝專影劇科技術組，擔任過《自由時報》、《聯合晚報》、《時報周刊》攝影記者，到時周多媒體數位影像組組長、資訊室副主任、中時網路影像副總監。當主管不在第一線後，相機就少拍了，改玩影像處理。2002年，他辭職回高雄老家照顧老母與孩子，從此不碰影像，與媒體圈、攝影圈完全沒往來，就像「出國深造」。
李阿明形容這是他人生中最陰暗的時期，閱讀、電影、音樂，是他的救贖。十多年後，他髮已花白、背微駝，但眼中的火沒有熄。
三年前母親往生，孩子也都長大北上，「歐吉桑一個人在家要幹嘛？」李阿明翻出老相機，取下鏡頭，再買了新的數位機身。重新裝上的那一刻，過去的攝影魂好像回來了，但又已經完全是不同的人。
回到底層，生命基調與漁港共鳴
「過去在媒體，一定會有制約，要符合編輯台的喜好，」但經歷了十幾年的沉澱，李阿明過往的習性已淡到近乎歸零。他背著相機到處閒逛，走到離家不遠的前鎮漁港，就定住了。
漁港的巨大能量如潮水向李阿明湧來。「那邊就是酒色財氣，都是藍領階層，只要你大方，就受歡迎。所謂的大方也沒什麼，就是菸啊、酒啊……」他也出身貧困鄉村，父母都是文盲，「這些人的年紀跟我差不多，但語彙和想法都類似我爸媽那年代，我覺得很親切，他們也覺得我『對味』。」
李阿明從小功課不好，但國中智力測驗卻是全校第二名，從此老師高壓管教、父母傾力栽培，家裡雖窮，但他要買什麼書就買什麼書，埋下大量閱讀基礎。一路升學、工作、當上主管，在台北市買了房子，看似平步青雲。但在辭職返鄉之後，一切煙消雲散，甚至去做過《中國時報》印刷廠的晒版臨時工。
「沒有桌子椅子沒有電話名片，被他們最基層的人吼來吼去，我也認了，以前在職場留下的最後一點優越感也被掏空了，」這歸零更為徹底，影響到他拍漁工時的出發點。
漁工是外地人，做的又是最低階的工作，甚至是低階中的低階，「他們其實很敏感，你的肢體語言一定會透漏什麼訊息。」李阿明雖戴著眼鏡，身上卻充滿草莽氣息，憑著海派個性，和「臭幹六譙」的能力，他在漁港不只被接納，更融入成為其中一員。也因此，在李阿明鏡頭下的漁工顯影坦率而真實。他在靠岸的船上與外籍漁工們朝夕相處，一起喝酒打屁、嬉鬧玩耍，從口袋裡拿出一小如傻瓜相機的Sony RX100，遊走其間如同隱形人，大多數的漁工早已習慣他的存在，也習慣他的相機。
「拍船員不難，只要小小的幾個『夠』：夠窮，夠老，夠髒（耐髒），夠粗鄙，生命中難以承受之……夠不要臉。」李阿明自嘲。
漁港如劇場，如實捕捉人生百態
漁工們幾乎都是小伙子，大眼睛天真單純、活潑熱情，有些才十多歲，年紀就跟李阿明的孩子差不多。他打入了這群年輕人的生活，有菸有酒同享，有困難時他盡力幫忙。
「我跟他們在一起真的蠻愉快的，我就是歐吉桑啊，沒事幹，時間多。有時候一整天一張都沒拍，就是去混一混。」之前十幾年累積的負面能量，在海風中逐漸釋放。
拍底層，常見的是人道關懷濃厚深刻的黑白攝影風格。但李阿明鏡頭下的光影卻豔麗迷離，猶如電影劇照。他不刻意描繪漁工血淚，只誠實捕捉他們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睡，勞動與放鬆，辛酸與歡快。
這一拍就拍了兩年多還不能罷手，「這個場域的視覺元素非常豐富。」繩索、漁網、刀、鉤，油漆剝落的船身、赤裸黝黑的人身，斑斕交錯中，暗藏命運的符碼，演出人性的真善美與貪瞋痴。
漁工們的熱情，也是李阿明不可自拔的理由。「他們跟我熟了，都很喜歡拍照，只要看到我就很High，」也因此，當他對著沐浴中的漁工舉起相機，得到的不是叱罵或羞赧，而是爽朗的笑。
「我也質疑我是不是在消費人家，這個問題我困擾很久。」因而李阿明絕對尊重被攝者意願，也會把照片燒成光碟送給漁工們做紀念，所以多數漁工不僅不排斥，甚至口耳相傳、爭著被拍，熟一點的還會和他互加臉書，過節時彼此問候。
走上船的那個年輕女子
李阿明聆聽外籍漁工們的思鄉之情、靠岸時萍水相逢的戀曲，以及在船上作業的種種。有些人從沒打過電話回家，因為家裡窮得沒電話。有些人認識了又消失了，因為落海。雖然每個人各有辛酸，但當大船靠岸、船長回家，是漁工們難得休息放肆的時刻，口袋裡又有剛領的薪水。他拍下他們玩樂搞笑的可愛模樣，也拍他們宿醉、鬧事被架走，甚至性交易。
即使如此悠游於這個環境，李阿明卻也曾遇到按不下快門的艱難時刻。
言語間一派輕鬆自在的他，語調突然沉重起來。「那是一個白白淨淨的臺灣女生，個子小又秀氣，智能有點問題，要價一次只有三百塊。」
當漁船靠岸，滿船血氣方剛的漁工生理需求必須抒發，只有此刻，才會有年輕女性上船。這類性工作者以東南亞籍居多，其中這名纖弱的臺灣女子格外引人注目，眾人納悶問她：「為什麼只要三百？」她答，「一百塊我就有飯吃了。」
李阿明甚至代為叫過價：「不行！要五百！」最後還是三百成交。他神情憫然，「我ㄍㄧㄥ了快一年，才拍下她第一張照片，當時喝了酒，才有勇氣。」
後來她曾消失一段時間，再復出時，變得濃妝艷抹、人也胖了，不復清純模樣。李阿明說到這裡，不禁揪心一嘆。
是紀錄也是修行，在暗處看到光
李阿明拍漁港，剛開始也是從客觀紀實的角度出發，盡量讓自己空白，摒棄先入為主的意識型態。慢慢地，他從單純的旁觀者到深入群體，主觀的表現漸趨強烈。
無時不混在船上，何時何地會有最佳光線與場景，他了然於心。他只需耐心地「等」，等主角走進畫面。
維持不干涉、也不擺拍的前提，儘管要編導畫面對他而言並非難事。「反正我時間多，『愚工』拍漁工。」李阿明不想被刻意創作的欲念所綁架，希望保持最初的隨性自在。
然而隨性的背後其實是更多的思索。他並不滿足於現狀，開始閱讀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民族誌田野書寫，如《我的涼山兄弟》、《地下紐約》，為自己的紀錄工作尋求更深層的意義與突破。
李阿明聽說，接下來也許有個機會，有艘臺灣漁船會在東南亞國家靠岸一段時間，需要一個「顧船的」，他想去試試。一個人住在沒水沒電也沒船員的船上，與世隔絕，如同海上監獄般，靜下心來好好沉澱。
走過生命低谷，李阿明在漁港的暗處看見了光。與其說他的鏡頭關照的是漁工和漁港，不如說是他所修行的這個生猛又蒼涼的人生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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