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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 Bad, Dangerous to Know: The Fathers of Wilde, Yeats and Joyce

類別: 文學‧小說(翻譯)>大師名作坊
叢書系列:大師名作坊
作者:柯姆.托賓
       COLM TOIBIN
譯者:謝志賢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11月26日
定價:400 元
售價:31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0頁
ISBN:978957139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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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奇怪的是,隨著我在冬日的微光下走在這條街,若你沒仔細看,衛斯蘭街乍看是如此空蕩,如此平凡與普通。磚房、鐵道、一家酒吧、一家小超市、愛爾蘭皇家音樂學院、一座在今天成了過大且笨重,活像一個透風舊包廂的教堂,幾棟廢棄建築,即使那幾棟屬於三一學院的建築也看來陰沉孤僻。克羅寧與金瑟拉詩中所描寫關於衛斯蘭街的畫面,對我們彷彿是由孤獨的聲音所創作的,孤立的感受,回家或上班路上孤單的身形,在那段莫里斯‧克雷格口中仍是「孤鳥的時代」,在那段史坦尼斯勞斯筆下「沒有民族傳統」的時代,在每個作家似乎都得從頭創造一個世界的時代。

莫里斯‧克羅格指出,在十九世紀賦與這座城市活力的那群孤鳥中,威廉‧王爾德爵士便是其中一人。他與珍‧艾吉(Jane Elgee)結婚後,一開始是住在這條街上。一八五四年,他的兒子奧斯卡在衛斯蘭街二十一號出生,我離開皮爾斯街向南走,那棟房子就在我右手邊。上頭還有塊紀念奧斯卡的小標牌。

奧斯卡出生後沒多久,王爾德家便搬到街口的梅利恩廣場一號。二十年後,約翰‧史坦尼斯勞斯‧喬伊斯將他的辦公室搬到了衛斯蘭街十三號。他與他的母親甚至可能就住在這棟建築,或是附近的旅館。喬伊斯父親傳記的作者約翰‧懷斯‧傑克森(John Wyse Jackson)與彼得‧卡斯提羅(Peter Costello),是這麼形容衛斯蘭街:「我們通常不覺得這條街有喬伊斯的風格,但對詹姆斯‧喬伊斯,它仍保留了其特殊的重要性。」由於喬伊斯的父親剛從科克來到都柏林是住在查普利索德,他之後遂將這個小鎮寫進了《芬尼根守靈夜》,懷斯‧傑克森與卡斯提羅便解釋,因此《尤利西斯》中,衛斯蘭街登場時的張力,便好似喬伊斯在回想與探索他父親早年在都柏林生活的心境。

衛斯蘭街是在《尤利西斯》第五章登場,或者說,在這章利歐波‧布魯姆出現在這條街上。一九○四年六月十六日上午十點,布魯姆從龍拔東街離開了河岸,經過尼可拉斯葬儀社,這家公司直到今日仍在營業。他在衛斯蘭街六號的貝爾法斯特與東方茶行的櫥窗前駐足了一會兒,茶行如今不在了。接著他走進衛斯蘭街四十九─五十號的郵局,如今也不在了。然後他用亨利‧弗羅瓦的化名詢問是否有他的信,發現有封來自瑪莎‧克利佛的來信,她之前便回覆了布魯姆在《愛爾蘭時報》刊登的廣告(「徵能幹的女打字員,協助某男士處理文字工作」)。

他在衛斯蘭街上撞見了名叫麥考伊的熟人,在喬伊斯的短篇小說〈恩典〉(Grace)中,麥考伊便以「城市驗屍官的祕書」登場。在撞見布魯姆之前,麥考伊是在衛斯蘭街三十一─三十二號的康威酒吧裡喝酒,今天酒吧已改名為甘迺迪酒吧;他們聊到了派迪‧迪格南過世的事還有摩莉‧布魯姆要到貝爾法斯特演唱的消息。聊天過程中,他們還提到了好幾個在《都柏林人》出現過的角色──賀皮‧賀羅漢、巴伯‧多蘭還有班頓‧萊恩斯──也因此讓情節變得複雜。(麥考伊的妻子也是位歌手,也在《都柏林人》出現過。)要離開時,在那麼一瞬間,布魯姆想起他自殺的父親。接著他離開衛斯蘭街,走到一條比較小的平行街道好來讀信。就在鐵路拱門下,讀完瑪莎‧克利佛的文字後,他把信撕了。

他注意到了「駛來的火車在他頭上沉重地磕隆作響,車廂接著車廂」,之後他從後門進入了面向衛斯蘭街的聖安得肋教堂──他叫它全聖堂──他在裡頭觀察民眾領聖餐,然後想到在彌撒中使用葡萄酒,他便開了小說中最精彩的玩笑之一:「葡萄酒啊。這可比他們習慣喝的健力士黑啤酒或是某些無酒精飲料,例如惠特利都柏林苦啤酒或是坎崔爾與科克蘭薑汁汽水(含香料),要來得貴氣多了。」

進一步深思宗教的奧祕後,布魯姆從教堂的前門離開,因此又回到了衛斯蘭街上。他想起他必須到路頭的斯威尼藥局,不久之前它還是間正常營業的藥局,但現在成了某種喬伊斯博物館。布魯姆在那兒幫摩莉訂做了乳液,還幫自己買了塊檸檬香皂。在藥局裡,班頓‧萊恩斯與布魯姆攀談,也因為萊恩斯,布魯姆想起來那天正好是雅士谷金盃賽馬日。比賽將由一匹名叫「扔掉」(Throwaway)的賽馬勝出,賠率是一賠二十。而布魯姆兩次告訴萊恩斯可以把他的報紙留著,反正他本來就要「扔掉它」(throw it away),萊恩斯以為這是暗示「扔掉」的小道消息。布魯姆並不知道那匹馬的名字,但在小說後半,許多人都以為他贏了賽馬的賭金。

布魯姆接著從衛斯蘭街走到了林肯廣場,經過三一學院的後門,然後到了位在南蘭斯特街的土耳其浴場。「這下好好泡個澡吧:一缸清水、冰涼的琺瑯瓷、緩緩流動的溫水。這是我的身體。」

由於小說是設定在一九○四年,當時奧斯卡‧王爾德與W‧B‧葉慈已經出名,王爾德的雙親也是名人。 因此當詹姆斯‧喬伊斯令他的角色在這幾條街上走動,他也是在這兩位作家的世界打轉。在第十章,其中一個角色會在梅利恩廣場一號「王爾德房子的角落」駐足。之後,王爾德夫人所寫的愛國歌曲也會出現在書中。

奧斯卡‧王爾德本人則經常在《尤利西斯》中被提及。例如在第一章,他們談到了鏡子,便是直接引用王爾德在一八九一年出版的小說《格雷的畫像》。在同一章,公鹿馬利根說:「我們已經擺脫王爾德跟他那些似非而是的論點了。」在第三章,文中提及了「王爾德那不敢言明的愛」,還有他紀念妹妹所寫的詩《安息》(Requiescat)。在第九章,他們在討論莎士比亞時,提到了「王爾德所寫的柏拉圖式對話」還有王爾德的短篇小說〈W‧H‧先生的畫像〉。

W‧B‧葉慈與他兩個妹妹也漫遊過喬伊斯小說的書頁中,對喬伊斯及他的某些角色來說,這似乎是他們莫大樂趣的來源。在第一章,莉莉與蘿莉‧葉慈被稱為在鄧卓姆(Dundrum)印書的「命運姐妹」,之後又稱她們為「兩位女設計師」。在《尤利西斯》所設定的兩年前,她們回到了都柏林並成立了鄧‧伊默出版社(Dun Emer Press),專出限量版的書籍。(懷斯‧傑克森與卡斯提羅轉述了詹姆斯‧喬伊斯與某位葉慈姐妹在一九○三年或一九○四年年初的偶遇:「她注意到他穿著『網球鞋』,並訝異這個年輕人跟她說『他認為酗酒這件事再不久便會要了他父親的命,然後他就會把他六個妹妹送到華許大主教那兒當修女。』」)

《尤利西斯》也嘲弄了W‧B‧葉慈本人。葉慈曾評論格雷戈里夫人翻譯的《奪牛記》:「敞人認為這是我這個時代,在愛爾蘭問世最好的書。」這句話成了小說中許多笑點的來源。小說還拿了葉慈劇作《胡立漢之女凱薩琳》中的臺詞──「家中的陌生人」──來開玩笑。葉慈在一九○三年出版的詩〈巴伊雷與艾琳〉(Baile and Aillinn)在《尤利西斯》中被改寫嘲諷。在一九○四年離開都柏林前,喬伊斯寫了〈宗教法庭〉(The Holy Office)一詩抨擊當時的愛爾蘭文壇,也嘲笑了葉慈一番。

葉慈的祖父母還有他的父親都認識奧斯卡‧王爾德的雙親,而且他們都是都柏林這個小世界的一分子。這樣幻想也挺有趣的:喬伊斯的父親與祖母搬進衛斯蘭街時,王爾德一家便住在轉角,搞不好他們會在街上擦身而過,不過他與王爾德一家差了好幾年。但除了他在《尤利西斯》登場外,奧斯卡‧王爾德與詹姆斯‧喬伊斯之間的連結其實是這兩位作家都認識W‧B‧葉慈;葉慈在這兩人遭逢困境時都曾伸出援手。

在《自傳》,葉慈記述了一八八○年代晚期,王爾德以為葉慈是隻身一人在倫敦,便邀請他共進耶誕晚餐:

雖然他仍會將袖口反摺,但他最近已不再穿天鵝絨了,並用心隨當下的時尚來穿著。他住在切爾西區的一棟小房子……我依稀記得一間掛著數幅用白色畫框裝裱惠斯勒蝕刻畫的會客室,還有間全白的餐廳,包括椅子、牆面、壁爐、地毯,除了桌上舖了塊紅色菱形桌布,上頭還擺了座小赤陶像,而且我記得那座赤陶像上方的天花板還吊了盞裝了紅色燈罩的燈……而我還記得,當時我認為他人生這完美的和諧,還有他美麗的妻子與兩個年幼的孩子,就好像某種刻意的藝術構圖……那飛黃騰達已不復返:他不再是當紅名人,也尚未察覺自己創作喜劇的天分,但我知道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一八九五年五月,王爾德審判開始的前一天,當時將近而立之年的葉慈拜訪了王爾德母親的倫敦寓所,表示他與王爾德站在同一陣線,並轉交了他收集來給王爾德的慰問信。

二十年後,身無分文的喬伊斯想要申請英國政府的救濟金。葉慈在都柏林與他初識,便知道他是個傲慢的年輕作家,遂寫了數封信幫助喬伊斯,其中一封是給委員會的成員艾德蒙‧高斯。高斯一直質疑詹姆斯‧喬伊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否真心支持英軍參戰。葉慈高傲地回信:

我親愛的高斯:非常感謝你所做的一切;但我不覺得「公開」或以其他方式表示支持「協約國參戰」是必要的。我早該知道我是在浪費委員會的時間。我當然希望協約國勝利,而我從不知道喬伊斯與他的鄰居有意見一致的時候,我覺得他在奧地利居留,對你來說,應該是再公開不過的支持了。在我寫給他的幾封信中,我從未過問此事。他從未參與愛爾蘭政治,不管是極端與否,我認為他厭惡政治。在我看來,他向來只關心文學與哲學。愛爾蘭的氛圍對這種人只會帶來孤立,不會是反英情緒。此刻,他可能正埋首創作直到壞時機過去。我再次感謝你為這位才子所做的一切。

我經過王爾德家在梅利恩廣場的房子,我意識到W‧B‧葉慈在婚後那幾年也住在廣場這兒,還有他弟弟的工作室便在附近的費茲威廉廣場。同樣位在梅利恩廣場的國家美術館收藏了葉慈的父親,還有他弟弟傑克,以及他兩位妹妹的作品。

承蒙威廉‧王爾德與珍‧艾吉在一八五一年結婚,還有約翰‧B‧葉慈與蘇珊‧波列斯芬在1863年結婚,以及約翰‧史坦尼斯勞斯‧喬伊斯與梅‧莫瑞在一八八○年結婚,一系列的社交與聯繫網路慢慢在都柏林成型,讓整個?事變得更加有張力也更加神祕,讓都柏林的氛圍在一九一六年復活節起義前便有股潛藏卻強大的暗流,而這氛圍並非政治或是商業所能造成的。

這股存在城市中的新意提升了孤立、個體、孤獨等想法。那仍是孤鳥的時代,作家與畫家從混亂中創造他們的道德世界,只靠自己,只為自己。利歐波‧布魯姆獨自在城市中走動,史蒂芬‧戴達羅斯亦然。王爾德亦孤立在他的倫敦世界中,也因孤立而受苦。而葉慈傲然地疏遠一切,自我放逐的喬伊斯也是如此。就如葉慈給高斯的信中所寫,愛爾蘭帶給他們的是孤立。而那是種恩賜。

他們的父親同樣獨樹一格,不與世沉浮。他們就好像沒有指引,沒有地圖似的生活;他們只有任性與意志,威廉‧王爾德爵士是辛苦發狂似的工作,而約翰‧B‧葉慈與約翰‧史坦尼斯勞斯‧喬伊斯則是風趣與懶散。這三個父親都製造混亂,而他們的兒子則創造作品。這三個兒子都成了完工專家──劇作、詩、小說、散文,當然還有他們自己脆弱的自我。依著他們自己的形象,他們創造了引我們入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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