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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劉述先
這本集子所選錄的是當代新儒家幾位代表人物的文章，包括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四位先生的作品。在這四位先生之中，梁先生是更老一輩的學者，現已年逾九十，一直定居大陸；另外三位先生都在1949年離開大陸，活躍於港臺的學術文化圈，現在只牟先生一人還健在，年約七十多歲，唐先生與徐先生則已於近年逝世。
當代新儒家思想的興起是有它的理由的。從清末維新、革命的思想浪潮開始，到五四的反傳統，以至於毛澤東的破四舊，現代中國思想的主流莫不是對於傳統反動與否定。但傳統，尤其是儒家的思想，果真是一無是處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少數有識之士，甘冒時代之大不韙，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重新肯定儒家思想的意義，這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他們的思想是通過一己的獨立思考與實在體證，經歷千錘百煉以後提出的成果，或者值得我們好好地反省、咀嚼一番罷！
梁先生的《我的自學小史》恰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自幼生長在一個維新思想、家庭氣氛開放自由的環境之中，更令人驚詫的是，他少時竟未背誦過四書五經。他的起點是功利實用的思想。但不到二十歲便認定「人生唯是苦」而傾向於佛家的出世思想，中間曾經一度實行素食。一直到最後才歸向儒家思想，於父親逝世三年之後才結婚，享受家庭生活的樂趣。他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既不滿意印度過分後退出世的思想，也不滿意西方過分前進現實的思想，而認定儒家的中庸之道兼顧到兩個方面的要求而指點了一個正確的方向。但他仍嫌中國文化過分早熟，而希望中國能夠兼採西方的長處，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並能預燭機先，防患於未然，為人類找到一條走向未來的康莊大道。
梁先生論傳統中國文化特別標舉出「情」之一字，這是現代西方科學，乃至馬列主義所未能照顧到的人生的極重要的一環。甚至經歷文革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梁先生始終不曾放棄他自己的根本立場。海外對梁先生的人格最欽佩的地方，就在他面臨毛澤東的威逼之下而能夠堅決不改素行，這顯出了一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風骨，證明儒家的精神在今日還未曾銷毀殆盡。
牟宗三先生在當代新儒家思想的開展方面有重要的創發。他在中年著《政道與治道》就明白指出，傳統儒家外王之道不足，必須轉接上現代西方式的民主，建立法治，才可以解開傳統朝廷政治的死結。他在最近演講更進一步指出，傳統「士農工商」的說法已不適用於現代；一個讀書人若不能了解現在複雜的政治經濟結構，那裏夠資格去領導農工商。他的思想雖仍肯定，在文化的開展上應建立精神的指導原則，但落實下來，卻肯定一種文化的多元論，絕對不許與抱殘守缺之輩的想法混為一談。
牟先生在學術上最大的貢獻，畢竟在於他對傳統儒家內聖之學的義理的疏解，這就是他所謂的「生命的學問」的中心關注之所在。《心體與性體》的偉構現在已成為中外共認的研究宋明儒思想的經典性的著作。雖然他謙說他所做的乃「辯以示之」的下層工作，不是「聖人懷之」的最高境界。但現代人所需要的正是這種下層的工作。在道統之外，還要建立政統、學統，這才能夠擴大自己的傳統。
牟先生出身農家，早年致力於邏輯架構式的思辨之學。後來受熊十力先生精神的感召，這才轉歸聖學的途徑。他早年也曾想參加實際的改革，後來才專心一志作文化學術的工作。他想做的是吸納西方哲學思想的主流來充實中國哲學的內涵。在古代、宋明之後，在今日把儒學的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來解決時代所面臨的無體、無理、無力的大問題。
比較起來，唐先生絕早就表現出他之偏向於思辨學術的性格，他一生工作在學院之內，但一樣免不了受到時代浪潮衝擊的痕跡。一直到他思想成熟之後，他才講「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早年他的思想傾向於實在論，也不特別尊孔，在他的思想發展的過程中，有兩度轉折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一是他在早年出版《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師友交相讚譽，獨熊十力先生謂，開始一點即錯了。原來唐先生由「神無方而易無體」一語推斷中國哲學是無體法，熊先生極不以為然。後來唐先生再四反省，才發現熊先生是對的。來港後寫《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便提出將前書廢置。另一是他在1949大陸變色之後，轉來香港，與錢穆、張丕介等兩位先生創辦新亞書院，以「為往聖繼絕學」為己任。徐復觀先生則創辦《民主評論》，是時唐先生與牟先生論學最相得，他們幾支健筆，當中國文化之存亡之秋，大力宣揚中國文化的意義。以後三位先生又和張君勵先生一同發表「文化宣言」，此稿即由唐先生起草，由徐先生修訂，而後由四位先生一同簽名發表，或為當代新儒家思想之一重要文獻。
唐先生早年的文字極富文藝氣息。但在概念的清晰性上不如牟先生，但他所表現的融攝的精神則包容文化的不同領域。無怪乎在唐先生逝世之後，牟先生譽唐先生為「文化意識之巨人」。唐先生要為世界之各種思潮都找到一個地位，而最後歸宗於孔子。他論仁心之不容己，突顯出溫潤惻怛之情，所嚮往的是一理情交融的境界。
如果說唐先生的現實生命是一個比較單純的生命，那麼徐先生的便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生命。由他的自述，我們可以看到，他出生於貧窮的農家，以後廁身軍旅，又捲入現實政治，一直到後來撤退到臺灣，這才轉到教育崗位，真正下功夫作學問事業。所以在年齡上徐先生雖比牟唐兩位先生略長，在學問上卻反而處於一比較後進的地位。
但徐先生是我所見到的少數極聰敏的人之一。他形容運思猶如運用一把刀子一樣，只要學會做學問的方法，那麼運用到任何範圍，處理任何資料，都可以收到豐碩的結果。他的思路自成一特殊的風格，不僅是「學術與政治之間」，同時也是「義理與考據之間」，異軍突起，獨樹一幟，自成一家言說。正由於他在現實上的豐富閱歷，往往使能夠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角度。他寫《兩漢思想史》，特別能夠看到現實政治勢力的籠罩之下，像《史記》，或《淮南子》一類作品的微言大義。由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徐先生筆鋒下的一股抗議精神。他的筆不只寫古代，可說發揮得更為淋漓盡致的乃是他的時論，他的憂時之深，發言之慷慨激烈，不能不令讀者為之動容，不愧為一位歷史文化的鬥士。
如果說這部書有什麼缺點的話，我不能不指出，這部文選沒有選錄熊十力先生的作品。牟、唐、徐三位先生都是熊先生的親炙弟子，於梁先生反而只有間接的關連，而梁先生與熊先生則為諍友，彼此之間有極親密的關係。好在徐先生有一文談到有關熊先生的一鱗半爪，已足以令人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熊先生出生貧家，早歲參加革命運動，中間跟歐陽竟無先生學佛，後來撰《新唯識論》，才轉歸儒家，體證乾元性海。熊先生的系統今天雖沒有人追隨，但熊先生的精神卻貫注在他的弟子身上。他是當代新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泉源，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
這部書最令我激賞的是，選錄的是四位先生的活生生的探索學習的過程，所展示的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實存的體證，所以更令人有一種親切的感覺。我們要了解這幾位先生的學術，自必須去讀他們的大部頭的著作。但只需把握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奮進」的「向上心」，有對於世界人生的悲情，這已經有它本身的價值，不容加以抹煞。
讀了這部書乃可以令人了解到，民國初年的科學玄學論戰，以及後來在臺灣的傳統派、現代派的論戰，都缺少了一些重要的成分。肯定談玄，指出科學的不足，不是說科學沒有價值。而說明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不能不肯定傳統的優點，並不是說不承認傳統的缺點與限制，或者是阻擋現代化的進程。現代化必須建築在傳統的基石上才能成功，而我們對傳統與現代都要有選擇性的智慧去抉擇，才不致於落入「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悲慘境地。
當代新儒家的思想自決不是全無滲漏。雖然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已經有了許多建樹，值得我們好好反省咀嚼，但它要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流，還有待時日。傳統與現代究竟要怎樣結合？ 這中間還有許多嚴重的困難，不容我們輕忽過去。但有信心，就有前途。我希望讀過這部書的人能建立一種使得「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的氣概，奮發起自己的生命向前探索，那就不至於空入寶山，無功而回了。
1983．11．29微恙後於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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