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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真狂與狷，在時代中奮進
．吳甿
一
劉逍兄來電話約寫一文介紹《生命的奮進》，辭氣嚴正。這影響，是我固不敢不寫，及至提筆握管之時，猶覺筆端凝重。
我感到要談這書，周到謹慎的恭維、學院式的評估論析、玩弄風景的悠談，均屬不敬，亦不相應。憶以前偶讀這幾位學問家的自傳文字，每次的感受，皆容不得半點矜持、矯飾、佯狂、癡填，乃至「公允折中」、「不偏不倚」、「大家風範」、「君子美德」亦一概打落（不相應）。所直對者，惟是憂患時代之一真生命，通體憂患、通體透明。文如其人，則唐君毅先生情深文茂，沉鬱惇大，而九曲盤旋；徐復觀先生元氣淋漓，真宰上訴，而縱橫桀崛；牟宗三先生孤峭勇逸，精警透闢，而高遠挺拔，有冷然之美；梁漱溟先生疏朗篤實，而調適上遂，有長者之風。此皆天地間真文章。康有為謂：「登高極望，輒有山河人民之感。」談這等文章，亦如登高極望。有性情者自能掀動其存在的實感，怵惕警覺，念天地悠悠，日換星移，蒼生何苦。我生何用，在四顧蒼茫，宛轉不已中，一念存真，即可當下展現一真實無妄的世界——仁的世界。這是唯一可靠的世界。
則此書所收文字雖近乎感性，然皆從諸先生之真生命最根源處流出，善學者一讀之下，必可與諸先生之生命契接。振聾發瞶，起死回生，豈可謂小補哉！存在的呼應、存在的感受，這中間原無第三者說話的餘地，強說之，只怕是「悠悠談」，故讀者宜取此書讀之，不必看我此文。
二
徐復觀先生一次在課堂上說：「有人教了一輩子書，教不出一個真學生。熊（十力）先生能有真學生，唐先生、牟先生就是真學生。」徐先生自謙，沒有說自己。唐、牟、徐三先生的學間，皆自成系統，不必追隨熊先生。所謂真學生者，只從契接老師的原始生命、原始智慧上說。有熊先生、梁先生一代之「興於詩」，乃有牟先生、唐先生、徐先生一代之「立於禮」，此之謂慧命相續。
在傳統中國，老師向有崇高地位。即聖人孔子也有老師，孔子就是他老師的真學生，而孔子亦有許多真學生。印度佛陀釋迦牟尼是沒有老師的。「上天下地，唯我獨尊」。西方的耶穌既沒有老師，也沒有學生，只有信徒。聖人孔子兼為學生與老師，象徵中國之文化慧命內在於歷史，貫注於歷史，而與歷史相始終。
而中國人之尊師，除了尊此文化統緒、文化慧命外，又有其更內在的道理，此即：中國的學問，其重點與關注，是落在對生命自身之把握上，非落在對外經驗事實之查究上，外在的經驗事事變幻不居、剎那生滅，故以其為對象而考察得之真理，必是有條件的、相對意義的真理。換言之，這種真理必套在「如果……則……」之格局中。如「太陽從東邊出」，其實只是「如果太陽系不發生異動，則太陽從東邊出」。故「太陽從東邊出」是沒有保證的，沒有必然性。一切科學真理皆不能擺脫這個格局。但生命自身的真理卻可以而且必須擺脫這個格局。「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惻隱之心」，便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當下無所待，因而是最真實的。故生命的學問亦稱「實學」，「實」者，真實不妄之謂也。亦因此，生命的真理不能定限於一套符號文字所代表的概念系列中。語言文字在此只是接引、指點、啟發的作用，其性格的辯證，不能死看。六朝名士荀粲有句名言：「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六籍自六籍，聖人自聖人。聖人的道理，文字不足以擔當之，聖人的道理，惟具體的人格可以擔當，擔當之亦即存在地復活之、創造之。熊先生在北大發獅子吼：「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這便是擔當。牟先生當時即耳目一振：「心中想到，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氣，兇猛得很。我便注意起來，見他眼睛也瞪起來了，目光清而且銳，前額飽滿，口方大，顴骨端正，笑聲震屋宇，直從丹田發。清氣、奇氣、秀氣、逸氣；爽朗坦白。不無聊，能挑破沉悶。直對著那紛紛攘攘，卑陋塵凡，作獅子吼。」有真生命之屹立，才能說擔當，此熊先生之不可及。牟先生當時以青年學子能當下認取一真生命之屹立，而接上去，此牟先生之不可及。唐先生、徐先生的文章皆有類似之描寫，感之至深。是知慧命相續，原是何等莊嚴。莊嚴來自存在的實感。
三
然而這存在實感長長久地失落了，清代以來的讀書人，幾乎部成了「空疏迂陋、規行矩步，沒有一點活氣的道學家」，中國學問乃死在這些道學家的講學裏。落到社會上，便是「貪染、殘酷、愚癡、污穢、卑屑、悠忽、雜亂」（熊十力語）。則「五四」人物之激烈反傳統，亦有如魏晉時荀粲、嵇康們的對僵化了的名教之揚棄，自有其存在的緊迫感。在一義上，亦是文化生命復活之契機。但原來的文化生命實在太疲弱，故其結果，在魏晉是道家的復興而引進印度佛教文化，下開隋唐，是為中國文化生命之第一次歧出；在現代是在西方文化之衝激下，讓無家可歸的共產主義乘虛而入，統治中國大陸，是為中國文化生命之第二次大歧出——大淪喪。對於佛教文化，中國文化可以吸收之以充實自己，以助文化生命之清澈與豐厚。但共產主義是一「純否定精神」，是不能被吸收的癌。以強大同化力著稱的中國文化這次要挽救自己，捨弘通擴充原有文化生命，充量吸收被「反西方的思想」之馬列主義所反的西方主流思想，以盡華族文化生命之性，不能奏功。此即：
一、要以存在的實感確認與正視自己的民族與文化。一朝契悟之，即永遠契悟之，「自從一見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而確知中國文化之永恒價值。
二、正視中國文化生命之第二次大歧出，疏導此歧出中所吸收的西方思想，體其體，用其用，一切歸位，消除觀念災害，克服魔性，實現現代化，實現文化生命之清澈與理性之表現，完成這次歧出以回歸自己。
這是「民族意識」與「文化意識」之一致，亦是「歷史感」與「未來感」之一致。我們衡量一個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問題、文化問題的發言是否中肯、有價值，即以此一致性之圓足為標準。準此，我們不能不承認：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是當代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大的思想家學問家。我們讀這本《生命的奮進》，了解諸先生在青少年時代，即遭逢這次華族文化生命之大歧出，而能全幅相應地奮然而起，一生在時代憂患中度過。而能保有純真生命之「原始靈感」，數十年如一日，如泉之始湧，沛然莫之能禦。而知天下學問之大且真者，莫不如是。
四
前說民族意識與文化意識之一致、歷史感與未來感之一致，然則此二者之有無及其一致性，落到個人生命上，如何表現之？
我們說，一個人有無民族意識、文化意識，有無歷史感、未來感，只由其人對時代問題的癥結有無存在的感觸即可知之。
一具體的人，乃繫屬於一民族，一民族乃繫屬於此民族之歷史，此民族之歷史乃有待於此民族之文化生命之照明，此民族之文化生命依其本性必由過去而通向未來；個人的生命——若他是個「真實的存在」必與民族生命文化生命連為一體，民族生命之病痛即他自家生命之病痛，文化生命之暢通即他自家生命之暢通。同理，若他對時代問題無感觸，即對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之存在的處境無感觸，他割斷了自己與民族文化、過去未來之臍帶，永遠落到一「偶然的存在」中，而為「草木之人」－－他對時代問題麻木，同時即對自己不仁。
熊先生立於河梁，而有「吾儕生於今日，所有之感觸誠有較古人為甚者。」之慨嘆，又謂「吾人之生也，必有感觸而後可以為人。感觸大者則為大人，感觸小者則為小人，絕無感觸者則一禽獸而已！」而稱千古以來感觸最大者唯釋迦與孔子。牟先生則進言釋迦之感觸為「偏至」，唯孔子之感觸為「至大而中正」。（見《尊聞錄》，牟先生之案語則吾幸得見之。）此孔子所以為「聖之時者」。此非高說孔子，乃正低說孔子，以知唯其能持載時代憂患，使大小偏至諸感觸得所依止，使感觸而入於邪妄如馬列主義者得所暴露，不得以感觸掩蓋其邪妄，不得以「理想」包藏其「根本惡」。
感觸而與一具體人格結合，即為此具體人格所範鑄。然感觸之所以為感觸，必發自一理想主義之超越精神。超越精神為一具體生氣氣質所範鑄，若此生命未為至廣大極高明如孔子者，其表現必非「狂」則「狷」。故孟子以下，自古聖賢豪傑、志士詩人、才子俠女，凡可稱人物者，無不狂狷。「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即儒者學為聖賢，亦皆必自狂狷入，以防學為鄉愿、學為偽儒。自今日言之，唯狂與狷，可抗時俗之「貪染、殘酷、愚癡、污穢、卑屑、悠忽、雜亂」，使生命屹立。生命屹立，乃知自由可貴，在人類當前之自由與奴役之大抉擇中，不疑不懼，以個人生命之尊嚴，迴向人類生命之尊嚴。
熊先生在北大發獅子吼，自是狂者。唐先生自況近乎狷者，而稱牟先生有狂者氣象。徐先生之大勇，世所切知，當屬狂者。梁先生主「含蓄」，或近乎狷。然按實言之，諸先生皆能狂而有狷。狷而帶狂，亦狂亦狷，在狂狷中把真生命一一屹立於時代的中流，以證華族文化仍保其原始生命之強韌與原始智慧之光華。
或日：狂非妄蕩，狷非萎縮，故真狂狷必，真狷亦狂，此乃辯證的一致，諸先生的生命格範生命風姿，誠可作存在的啟示。美哉斯言！學者有幸，可以景從。
1984年8月12日於香港新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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