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浪談(AB0232)

類別： 文學‧小說（中文創作）>人間叢書
叢書系列：人間叢書
作者：楊澤主編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6年11月30日
定價：480 元
售價：379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80頁
ISBN：9571322067

【序】

▼  序

「縱浪談」的年代

1.

大抵世上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吧！大抵，從早到晚，一天之間，總會打破沉默，說上那麼許多話。照例，從清晨睜眼醒來，到夜裡閉眼睡去，人總是不自覺地說了許許多多的話。而這也算是芸芸眾生的一個定義吧——如果仔細想來，這麼些話當中，竟有大半是所謂「言不及義」者。如果人的話語，也有所謂環保、污染的問題，每天下來，每個人算製造了不少垃圾，也承受了等量的「噪音」。在我們的社會裡，一個成年人免不了天天要說那麼多「場合性」的語言，那麼多disposable——用過即丟，說過即忘的話。照章宣科的習慣一旦養成，不甚由衷的話一旦說多了，不僅真話不見，知音知己難尋，說真話的能力也就慢慢喪失了。

說話或交談，在我所熟悉的華人社會裡，就像「做人」般，長久以來是一種極世故的藝術。自然，相對於每個人的家世背景，對此事觀感，也可能有不同等級的領悟。但我是徹徹底底的，從小就極思反叛了！我從不能理解為什麼「孝順」要與「聽從、默從、忍從」等美德劃上等號。每回，輪到振振有辭的我把長輩的話忽忽「頂」了回去，我的賢良慈美，保守固執的母親只能氣呼呼地瞪著我，說：「你將來呀，去做「辯護」（律師）好了——」。過往本省人的家庭，向來以培養下一代人當律師、醫生為榮﹔很反諷的，從小到大，在家裡爭取發言權的漫漫過程裡，我早早就領會到那種阿Q般的，慘淡的勝利了。

過去，所謂「莫談國事」的年代，老於世故的成人不僅阻擋了自己，也阻擋了其他人的「言路」。典型的成人常秉持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絕不輕易得罪人的原則﹔他最怕的是交淺言深，或所謂「藏不住話」的年輕人。仔細想來，這乃是極其複雜的一種「內化」過程——也正由於成年人對外在世界的那番極複雜、極犬儒的感想、假設，他表現出來的立場便往往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相聚不談國事」的大原則，也因而，不難為眾人所一體承受。可想見的，如此形成的成人社會，其心眼、城府之深（絕不止於所謂「察言觀色」）。更慘的是，一代一代的人將錯就錯，大都這樣失去了天真風流。由於長久不能自由表現、表達自己，遂傾向於懷疑，人與人間，真誠平等的「自由談」的可能。

2.

1980年以來，我們目睹了一個逐漸延伸擴大的社會抗爭潮流，也就是所謂「爭取發言權」的時代的到來。此刻的台灣是前所未有，最喜歡說話，表達自己立場、意見的台灣。更是一個相信語言治療（talking cure），充斥各類心理書、「善書」，最多演講、座談、Call-in節目的社會。然而，從社會空間的開拓，從政治符號、圖騰的鬥爭，到晚近身體或慾望的再發現，各種「言路」、管道或已大暢，我恐怕，這不免仍是眾聲喧嘩——一個各說各話的年代。

去年時報出版，由張耀攝影、撰文的《打開咖啡館的門》，是一本引介西方咖啡館文化的書。這其實也是一本在翻閱瀏覽中即可得到不少樂趣的書﹔書頁間穿插大量歐陸各地咖啡館的照片，呈現咖啡館本身及咖啡館內外形形色色的人生風景，令人回味再三。作者遊蹤極廣，圖文敘述以其定居地維也納為主，巴黎為輔，同時觸及威尼斯、羅馬、巴塞隆納、阿姆斯特丹等城。最妙的是，此書題辭引用了某位（作者並未明言此人是誰）維也納藝術家的自述：「我不在家裡，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可謂「神來之筆」，一語道破了歐洲人兩三百年來在咖啡館喝咖啡，在咖啡館讀報、看書、辯論、寫作，藉咖啡刺激思考、帶動談興，形成各種學派、畫派及世界觀的最大秘密。

誠如張耀所說：「維也納和巴黎素為西方咖啡館兩大風格的翹楚，並駕齊驅。」維也納和巴黎過去是歐陸的兩大重鎮，也是啟蒙以來，西方城市史的雙璧﹔這方面，透過近三十年歐美文化史家的熱中發掘，早已蔚為顯學。遠的不提，光是以十九、 20 世紀之交為例，維也納這邊即有佛洛依德、馬勒、克林姆特等傑出人物在音樂廳、歌劇院以及幾個著名咖啡館之間走動。巴黎那邊，大戰前後的塞納河左岸，則有蒙巴那斯與「雙偶咖啡館」，畢加索、喬埃斯、史特拉汶斯基，和整個現代派藝術的大本營。那些煙霧繚繞、談聲不斷的咖啡館，屬於各個社會階層，而又帶有濃厚沙龍團體性質，不單開拓了自由思想與創作的空間，更是結合孤獨與交談、精神與食糧、個人與社會的文化俱樂部。

在台灣，這樣一種激盪撞擊、結合自我與他人的文化形式，也許仍有點遙遠（過去最典型的公共空間是廟口或公園榕樹下，大太陽的午後眾人聚集閒聊，無非泡茶話家常）。現在固然是解嚴後若干年﹔固然是，無庸置疑，一個「大鳴大放」的年代，恐怕大家只是急著把自己的話大聲說出，把話從喉嚨裡喊出，而不是從心底召喚出來。各種觀點、各種「論述」忽忽蔚為壯觀：政治的、反政治的、極端政治的、正確政治的﹔女性的、同性的、新男性的。這社會過去像患了隱疾，要多喝酒、「吃錯藥」，才願意開口說話（雖然表面上強調「見仁見智」、「各抒己見」，那只是釣餌、幌子），如今有機會說話，卻是「表而不達」，難以碰觸到對方，或與這世界建立深刻的交談關係。

如果你我只是逞口舌之快、各說各話，那麼就像在風口發聲，不僅違背溝通目的，也會模糊交談的意義。說話，交談原是一種從內到外的表達過程，追求的是知性誠實與感性誠實的結合（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honesty）。多少年來，你我不僅在自由、真誠的美德上大打折扣，更忽略了此一結合內外身心，有節奏、有意象，相當「戲劇性」的表達過程。

古人說：「言語乏味，面目可憎」。各式各樣的「談言」之外，「談人」因此也許更重要。「談人」是性情中人，也是知言、知音之人﹔說話也許不緩不急，缺乏明顯的戲劇性，卻往往能抽真理之絲、剝心靈之繭，把你我對語言、對世界的複雜感受召喚出來，刻劃成形。「談人」更是善於傾聽之人：善於傾聽他人，善於解讀生命及時代旋風的意象與聲音，復勇於介入那變化之淺灘急流。

換言之，我心儀的談人，乃是在撞擊激盪中誕生之人——為了追求一種自由開放的風格，「上天下地，無所不談」。我心儀的談人乃是話題不拘、時地亦不拘之人﹔此談人不僅樂於提供我們「友直友諒友多聞」的樂趣，同時也以其對自由真誠的十分執著，啟示我們大膽去追尋真理、真相的快感：一種近乎騎乘衝浪板，邀翔大海上的無窮魅力與快感。陶公有言：「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3.

1993年5月10日，母親節次日，有篇譯自德國《時代周報》的訪問記刊登於大半版的「人間」副刊上——篇名「人活著得自行打點」，副題是「一則母親訪問記」。

這其實是篇難得一見的「母子對話錄」，原是《時代周報》記者安德烈‧米勒回鄉採訪他「非名人」的母親所撰。依譯者前言，本文的原委是這樣的：八九年初春，德國作者彼得‧漢克接受《時代周報》記者訪問時曾說：真希望母親還在世，我就能「匍匐往見」，為她「精心設計一篇人物專訪」，只為「取悅於她，讓她高興」。這份遺憾，使當時的文化記者安德烈‧米勒決定身體力行，趁自己母親還在，為母親作一次訪談。

米勒母親，如大多數人母，乃一平凡女子。唯一不同者，米勒的「單親媽媽」經歷二次大戰艱苦日子，更熬過當年同村人對其未婚生子的不以為然。然而，這也是亂世、戰爭期間常有的事。訪問記的特別處並不在於米勒寫出了母親的真實故事，而在於，他使用了一台錄音機，突破母親心防，發掘了幾十年來埋藏在她心底的重要想法、感受。恐怕，世上絕大部分人很少有機會和母親深談，至少不是這樣說話、說如此多的內心話，且將話語記錄成文（你記得上回和母親通話的時間和內容嗎﹖）。此文感人處要在於，如前所言，它乃是你我真真難得幾回聞的「母子對話錄」：

安德烈：妳會哭，會喝酒。

母親：這不干你事。

安德烈：妳寫日記嗎﹖

母親：一直想寫，可是我寫不好。事後拿起自己寫的東西來看，總覺得廢話太多。要寫就該寫自己認為重要的事，但我覺得自己不重要。

安德烈：有次妳信上說：「我覺得越來越跟不上時代了，其他人都比我行，煮飯、洗衣、迷男人、養孩子……」

母親：我的天！那些鬼扯淡的東西你怎沒丟掉﹖

……

安德烈：生了我，妳引以為恥嗎﹖

母親：正好相反，有了你大概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事。

安德烈：真可怕！

母親：怎麼會﹖

安德烈：因為我很小時就想過要自殺。

母親：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人生在世，得自己想辦法自行打點。
……

安德烈：「藝術」一辭妳作何解﹖

母親：我聽音樂、看書。感謝卡夫卡！他的書讓我懂得三思，沒盲目崇拜希特勒。我一直記著他說的：有人有求於你，先答他三次不！然後好好考慮，也許可以答應。我是個始終有懷疑態度的人，有些人從不懷疑自己，老神在在的，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沒問題就搞定，我真羨慕。

安德烈：說羨慕其實是輕視。

我真不知道，安德烈‧米勒是怎樣作到的——「唬弄」（ㄏㄨ ㄌㄨㄥ）他母親上手，陪他、跟他說這些話。我只知道若干年來，每當我有機會回家（我是指南部老家），最大的成就恐怕就僅止於起早，陪媽上市場買菜，吃一碗道地的肉羹，回來看著媽切菜、作飯。我們母子間除了較固定的噓寒問暖（這也是母親最常表達關心的話題），說說久久不見期間，兩人作了麼，話話家常，便無其他。有時，我也會想到，媽媽也會想到，重提一些往事、翻翻舊帳——但我委實完全無法想像，要是我早有預謀地把錄音機拿出來，媽會作何反應。

4.

我懷疑，這是屬於我們母子倆的特別情形。我懷疑母與子，父與女，兩代間不能深談，是世代間的真實情況，也是相當普遍的問題。長久以來，兩代間往往只剩下些傾向形式、表面的老話題，許多話不能說、不願說，往往要透過轉述、懷念，等對方不在了才說。的確，到底是什麼，讓我在母親面前，除了沉默、撒賴、嬉皮笑臉、一隻耳進另一耳出等典型反應外，真想說的話反而說不出來﹖

人與人間，有話不能說或說不出，原因會是什麼﹖禁忌的話題﹔世故鄉愿導致彼此懷疑﹔不能理解或接受對方觀點（譬如代溝）﹔日常語言不足以充分表達（所謂「言不盡意」）……。我的母親，大半輩子活下來，歷經了不同時代的不少事。如同安德烈‧米勒的母親，她也目睹了二次世界大戰（跑空襲、疏散到鄉間），同樣是「既平凡又非凡」的一般人。但我知道（我又不知道），有許多深刻的故事、記憶及意象，此刻再不動手發掘，恐怕就要永埋在心底。

然而——我不知道，我們母子，或者一般母子之間的不能深談，會是卡在那一點上﹖如果沒有其他解釋，可否逕呼之為一種「知性與感性的怠惰」（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idleness）﹖或者還是一種無意識的逃避——逃避自我與「家庭羅曼史」「family romance）的深層連結﹖

我記得生平見過的第一台黑白相機（較便宜的Rico機種）。記得第一次用它來拍自己，拍家庭、家族照的那種興奮與期待。從黑白到彩色，照片最能傳遞記憶、影像，訴說故事，甚而保存記錄人物獨特的面目風采。「一張照片抵得千言萬語」﹔照片簡潔有力的影像，委實有語言文字不能及的。而家庭照相簿的發明，允為人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我們把一張張照片，依時間、年代，集結成厚厚底冊頁，記憶彷彿觸手可及。在這樣極溫暖親切的記憶裡，我們似乎也為「自我」、為其背後的「家庭」找到了一種來歷，建立了一種歷史。

然而，一旦你我離開了家人，攜帶家人或自己兒時的照片，在家以外的路上行走，也就永遠被放逐在一種懷念回想、自言自語的狀態裡。端詳照片中人，透過照片中眼神、光影的層次，照片頗能製造一種幻覺，讓你我誤以為可輕易地穿透、抵達對方的「內在」。但如果我們不能更進一步，主動尋求與對象往返交談，甚至借用一問一答的公案形式，再三辯證彼此的存在和感受，這個「內在」就可能淪為一種純主觀的想像，空洞空洞的回響。

5.

寫到這裡，不免想起另一位德國人和他的母親來。大約二十年前，為了反擊瀰漫在社會上的新納粹恐怖陰影，九位不同黨派、觀點的德國導演合拍了一部集錦電影《德國之秋》（1977）。其中感人至深的，公認非法斯賓達所拍段落莫屬。他以極其粗糙的記錄片手法（近乎家庭V8的不穩定、不安效果），專訪自己母親——觀眾看著他，一路對母親窮追猛打，只為揭露法西斯意識（或無意識）的來源，以及，對母親一代受過納粹統治的人而言，戰後民主的可能意義。民主與法西斯，法斯賓達和他的母親，兩代間的一問一答化成了片中的撼人影像，深深觸動了「自我」與「歷史」的情感深處。誠如法斯賓達在片中所言：「此時，大家除了述說自己，別無可為。」

解了嚴、鬆了綁，在快速變化的台灣社會裡，不管是個人、家庭或社會，都承受了極大衝擊。在快速變遷的時代，由於不間斷的拆與建，台北人有時不免認定，台北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地」。但如果，我們盡可能地時間拉長、把空間拉遠，改以「第三世界現代化過程」的偶然與必然來看台北，那麼——相對於拆建得更全面、更生猛的深圳和浦東——台北已然是，恐怕是，甫落成即已落伍了的，現代的廢墟（faded modernity）。

此廢墟怕不僅僅是，矗立於外在世界的，摩登物質文明的廢墟，更是「歷史的廢墟」。這是一種極其特殊的，屬於台灣社會、歷史的「延異」現象：台灣的過去、現在、未來，在時空快速激烈的擠壓下，混血雜種的文化形式早已成了我們身上的胎記。

在此奇特的歷史環境下，旋風般因快速擠壓而接近暈眩、中空的狀態裡，歷史身世的再追尋不單變得益發複雜，也顯得益發迫切。如果，我們仍然以家庭紀念照、家庭史為喻，那麼，不試圖去把握，周遭變化中新舊駁接的內外真實，不快快把照片拍下來以作為整個社會大家族往後的觀照與見證，豈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的確，在這樣既現代復「後」現代的廢墟背景下，在這樣既新且舊的「台北之秋」裡，恐怕除了述說自己亦別無可為。那麼，號召整個「社會家族」的成員，每個人效法米勒或法斯賓達「匍匐往見」自己的母親，為她的大半生「精心設計一篇人物專訪」，且留影造像，也許絕不是一件完全無意義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