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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卷書評：大和解的文學咖啡
◎文／紀大偉（美國康州大學外文系駐校助理教授）
日本漢學家藤井省三在本書中指出：啟發村上春樹的「外國人」，是中國的魯迅，這會是解開中日兩國仇恨關係的契機嗎？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外國人是異類，叫人又好奇又害怕，也因此文學之中的外國人特別值得研究。《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就在處理文學和外國人的關係：村上春樹對中國人來說是外國人，而中國人在村上的筆下也是外國人。外國人可能促成異國戀，更容易帶來磨擦；非我族類如何進行大和解，至今仍然是課題。
我說的「大和解」是廣義的：在台灣和中國之間、日本和中國之間，在台灣的藍綠之間，都需要大和解咖啡。雖然《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並沒有高舉大和解的口號，可是此書已經是大和解的實踐：以中港台文學研究享譽學界的藤井省三，在這本新書進行日本、中國、港台之間的對話。
藤井新書的比較文學，是「亞際的」（inter-Asia），而不是傳統的。對兩岸三地的學人來說，傳統的比較文學著重東方西方之比、中西之比，也就是將歐美當作「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把中港台瞄準歐美進行「對時」。亞際的比較文學卻不向歐美「對時」，而把目光拉回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亞洲國家雖然是地理上的鄰居，卻一直難以對話：鄰居之間積累了太多恩怨，大和解咖啡並非一蹴可幾。此書正好在大和解的路上撿石頭：把絆腳的小石頭和擋住風景的大石頭撿開。
此書最精彩的兩處，一是中國、香港、台灣的譯本比較，另一是村上春樹和魯迅之間的緣份。比較譯本的一章陳列多種語言（日文、中國人寫的中文、台灣人寫的中文、港人寫的中文──後三者，是不同的語言，而且不同之處絕非只在於繁體/簡體之分而已），加以細膩比對，讓我聯想起旅美學者劉禾（Lydia
Liu）的名著《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關心翻譯的讀者不妨多加留意此章。
讀此書談魯迅如何影響村上，讓我想起陳光興的《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行人）以及孫歌的《亞洲意味著什麼》（巨流）。陳光興主張「以亞洲作為方法」，典故出於日本魯迅專家竹內好在1960年代發表的〈做為方法的亞洲〉，提倡在亞洲之內尋找思考亞洲的方法（而不是只向歐美學習研究亞洲的方法）。中國學者孫歌是竹內好專家，以竹內為支點，研討中日思想史。
為什麼我突然提及竹內好？因為他深受「外國人」魯迅的啟發，而藤井的書指出，啟發村上的主要外國人也正是魯迅。孫歌指出，本身就是魯迅專家的藤井認為竹內以魯迅為起點，也以魯迅為終點；恰好，藤井的村上書，也是以魯迅作為起點暨終點。也就是說，村上春樹儼然就是流行文學界的竹內好。
本身就是爭議人物的竹內好，有一個「違反常識」的奇論：日本的現代化很失敗，而中國的現代化反而比較好──日本的現代化急功好利，結果淪為軍國主義；中國的現代化一直被綿密的傳統牽制，反而被傳統文化調和得不錯。村上是不是也有類似的立場？老實說，村上對於中國的理解是霧裡看花的（對文學家來說，這也未嘗不可），並沒有美化或醜化中國。那麼，村上是否批判了日本的現代化？村上的確多次指出日本現代化病癥，如孤獨感、幻滅感，然而妙的是，指出病癥並不見得批判了日本，反而美化了日本。與其說村上批判日本，不如說村上是日本文化的頭牌推銷員。「好村上的感覺！」這句話是常見的廣告詞，而絕不是在批判日本。
因為村上作品具有吊詭的商品性格（即，被村上作品批判的商品化社會，反而因此更具有商品魅力），村上作品的「進軍路線」（我故意採用軍事譬喻）也就讓人難以評價。藤井指出，村上在日本之外的流行路線是順時鐘的，也就是「日本－台灣－香港－上海－北京」這個曲線，而這個路線正吻合了經濟發展順序：一旦台灣和香港的經濟富足而且穩定之後，兩地立即接受村上；上海迎頭趕上之後，也開始享受村上；北京一富，村上就火。
也就是說，一旦一個地方開始耽迷村上，就表示這個地方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積極參與者，而不再是被排斥在這個體系之外的輸家。看起來原本各個孤立的點，乍看之下被村上的魅力所串連起來，其實卻是跨國資本逐一收買起來的。大和解咖啡可不可能喝得成，要看族群之間的仇恨可不可以超越。村上的作品可不可以跨越族群心結呢？很難說。可是跨國資本似乎必然超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疆界。
藤井發現，村上作品在東亞和西方世界的受歡迎度，是不同的；不過，兩邊都是資本主義的乖寶寶，因此也都愛看村上。我不免妄想，村上從日本向下連到台灣之後，何不繼續向下連到菲律賓？至於更下面的印尼和巴紐，會不會想看村上呢？如果必須考慮中文譯本的讀者，何不連線至中國鄉村？（非不為也；不能也？）連線不通順的過程，可能反而正是另眼看待村上的契機。
本文原載於2008.08.04 中國時報 開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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