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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
．王汎森
本書原名《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因為本書敘述的範圍大抵止於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章太炎，故當初在《章太炎的思想》後題上年代，不意引起不少誤會，因而改題今名。
當作者著手撰寫此書時，一方面因當時關於太炎的系統研究不多，故可供參考的論述實在有限，二方面是格於當時的政治現實，以致無緣得見不少相關論著，所以下筆之時，大多重頭起造，從零碎的枝節中試著構建太炎的思想世界。我想，如果能有機會重寫此書，作者必花較多時間及篇幅在概念化上而省略枝節。可惜因為此書的紙型已經遺失，故任何重大的改動只能俟諸他日。
我想借重寫此序的機會，列舉一些本書出版後，我個人所見到的各種語文中關於太炎研究的專書。首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所發行的《章太炎全集》：該書匯集大量學者的心血，待其完全竣事之後，必能給未來的研究者提供莫大方便。此外，像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章念馳所編的《章太炎的生平與學術》（三聯書店．1988年）及《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唐文權、羅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華中師大出版社．1986年）；汪榮祖的《康章合論》（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等。另外如幾種太炎文稿手跡的整理出版，如吳承仕藏《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師大．1982年）及《章太炎先生學術論著手跡選》（華東師大．1986年）。此外，還有一些傳記及單篇論文。
外文論述中，除了一部德文的太炎傳記外，大多是論太炎民族思想和革命的英文作品。如Wong Young-tsu,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Oxford Univ. Press, 1989） KauKo Laitine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Curzon Press, 1990）日本學者島田虔次原著，Joshua Fogel英譯的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Zhang Binglin and Confucianism（Standford Univ. Press, 1990）等。同時，香港大學也於近年召開過一次有關章太炎的國際學術會議。從這些跡象看來，太炎研究已逐步蔚為大國了。
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個人在完成此書後，雖曾斷斷續續做過一點關於太炎的研究（主要是關於太炎與聯省自治運動、及太炎後期思想變化等）但終不得時間仔細寫定。在本書出版後斷續接觸到的一些史料中，更有不少足以印證或擴充舊說的。譬如過去在討論太炎思想與胡適的關係時，未曾見到毛以亨的「初到北大的胡適」，後來在整理傅斯年先生的遺物時得讀此篇。毛氏是當時北大學生，對太炎與胡適之思想關聯有生動的觀察。他說：「據我所知，胡先生之墨子，係取太炎先生的說而發揮之（在港遇錢賓四，賓四亦以為然），其實豈只墨子，胡先生乃唯一能發揚太炎之學的人」。又說「他在西齋時，即將章氏叢書，用新式標點符號拿支筆來圈點一遍，把每句話都講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則詢於錢玄同，玄同不懂時，則問太炎先生自己」、「太炎先生詆胡先生不懂小學。我曾對他說，你的學問，當以胡先生為唯一傳人，你的話只為他能完全懂得而加以消化，並予以通俗化」。則章胡二人的思想關係可知矣。此外像《吳虞日記》出版之後，吳氏及當時四川新學界受太炎思想洗禮的實況就更清楚了。
愈深入探索章太炎的思想世界，愈能感受到其迷離萬狀。太炎的種族思想是今人讀之最覺荒謬怪異的部份，他對異族近乎非理性的排斥態度，與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是相決裂的，但卻是在晚清革命中發揮最大影響力的文字，張繼便曾回憶這些文章在當時長江中下游士大夫間形成了無以估計的影響。它之所以有力，可能是因為古雅的學理中包著最激烈極端的思想吧。太炎的思想主軸是愛國，為了愛國，他可以自由選取或拒斥各種文化、政治資源，以致有許多看來互相矛盾的地方。近代中國在愛國保種的掙扎下，使得它的文化經歷了一次高分子變化，結果將整個傳統的內容徹底攪翻了。本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是極為複雜的，而且充滿緊張性，在外力威逼之下更促成了重組與變化。同時，文化的承擔者間也有種種複雜的反應。受傳統學術文化最深刻薰陶的人並不一定支持傳統，受傳統文化教育極少的人，也不一定對傳統價值採冷淡或反對態度。
革命的人不一定反傳統，而反傳統之人也不一定支持西方思想或現代民主代議制度。痛恨過去歷史的人，並不一定支持或提倡任何新的改革，而痛恨現況卻又對未來感到猶豫的人，也不一定懷念過去的狀態，此正所謂恨暴秦者並不一定思六國。參與某一變革活動的人，常只是在那歷史性的特定時刻為了某些相近似的特定目標而聚集在一起，但是變革之後，每個人對下一個終點的定位與取徑之間，有些人止於此，有些人止於彼，經時間的淘洗而日漸分離。
晚清的復古運動也有相當類似的多歧性。在這一個運動下，各方擁護者其實有相當不同的想法，有的真正信仰古典時代的文化價值。有的是對現實不滿，而以「古」為武器來對抗現代。有的是在對當前思想狀況不同意，而「智識資源」又有限的情況下，「古」對他們而言便是思想轉換的一個象徵。有的是因為傳統的壓力太大，故不得不在「古」的名號下偷樑換柱。有的則是想在思想極度混亂、空虛的時代，尋找一個定點。有的是因為對異族政權不滿，而想回頭尋找更純粹的漢族文化型式。有的則是因現實變局等因素，而對漢以下儒家獨尊的局面感到不滿，故想復興儒術獨尊前的中國文化狀態等等，不一而足。但他們在復古這一點上是類似的，而且在當時大多真誠相信他們所擁護的主張。可是經過時間的淘洗，再加上每個人的性格因素，不同的發展便紛紛呈現，譬如有些成為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有些則始終持保守態度。這些都是我重寫此序時的一點斷想。
最後，我要再度感謝高信疆、柯元馨夫婦。鄭欽仁老師，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李永熾、李守孔老師，以及黃俊傑教授、黃進興、劉季倫、沈松僑、李孝悌、吳密察、廖棟樑、周安托、林福財、王明宗等先生。陳婉儀、張守雲小姐，以及當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有的同事。本書原係碩士論文，撰於民國七十二年夏天，隨即排版，此後作者便入伍服役，故直到七十四年五月間才首度印行。當時因種種限制而無法在出版前刪潤，此次重印，亦艱於此，故是書之重版，僅足以請作者年少之愚拙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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