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歷史(BAX0195)
Thinking About History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文化叢書
叢書系列：文化叢書
作者：莎拉．瑪札
       Sarah Maza
譯者：陳建元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04月20日
定價：480 元
售價：379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16頁
ISBN：9789571373539

【導讀｜導言】

▼  導言

導言

歷史學家的工作，看似不證自明，不過一旦你開始加以思索，就會發現這其實出人意料地難以定義。大多數人會描述歷史學為「對過去的研究」。但是「過去」是一個龐大的集合，它包括了從你開始閱讀這個句子以來的這段時間。我們在此脈絡下所說的「過去」指的是：「在相當一段時間過去後，我們對其有一些看法」，實際上這往往讓我們至少要回到一兩代以前。科學以外的大多數學科都會處理到這個意義上的「過去」。大多數人文學科研究（文學、藝術史和哲學系）都涉及到人類的過去。許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政治學家使用的材料，也都可以追溯到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前。那麼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有何獨特性呢？

雖然它確實獨特地特別關心過去，但歷史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卻十分不尋常地缺乏一個總體結構或是明確定義—這種特性反而矛盾地解釋了為何它在學術界以外具有廣泛而持久的吸引力。人文學的其他領域和社會科學，相比之下更加緊密地受某些經典作品或知識體系方法或是兩者兼具的約束。

在文學系任教的人，一般都被認為應該要閱讀過許多重要的小說，戲劇和詩歌作品，即便在數十年間有些作者會被淡忘，而另些作者重受青睞。社會學家被要求應熟悉諸如馬克思（Karl Marx）、涂爾幹（Emile Durkheim）和韋伯（Max Weber）等主要學者，哲學家則要熟讀一群奉於萬神殿上的核心作家，上從柏拉圖（Plato）下至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文學和藝術史研究發展出分析文本和解讀圖像的特定研究方法。

有些領域則需要數學或量化的專業知識。這些共同點賦予其他學科凝聚力，但這往往也造成頗成問題的副作用，那便是「行內話」（insider-speak）的出現，在某些情況下是晦澀難解的技術術語。相較之下，歷史系中可能有德川時代日本的專家、研究奧斯曼帝國的專家、研究雷根總統在位時期史的專家。他們所接觸的書可能永遠沒有一本相同，因為沒有歷史的「正典」（canon）存在，但他們必須評價關注不同主題同事所從事的研究，並要向他們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正是為何歷史學者所寫的作品與其他領域相比，行話和技術術語出現的頻率較少，而且較能讓一般讀者感到親切。理想情況下（儘管實際狀況並不總是如此），任何人拿起任何一本歷史書甚至是學術專書，在未受過事先訓練的條件下都能夠理解其中的內容。

這並不意味著歷史的研究和寫作毋須特定技能；相反的，這取決於一個人所關心的時代與地域，有時候對技能的要求會相當嚴格。你可能需要掌握一種困難的語言，像是阿拉姆語（Aramaic）或中文，某些情況下你必須精通超過一種語言。一些子領域，如中世紀歷史，需要受進階的古文字訓練才能夠閱讀文件；在其他領域，你可能需要考古學、宏觀經濟學或語言學方面的專業知識。（以母語研究當代歷史，雖然乍看之下相對容易，不過從事準當代歷史〔quasi-contemporary history〕的專家會告訴你，無窮無盡的潛在材料是這學門所受的詛咒。）歷史學沒有一種主宰性的研究「方法」，因為它包容了許多方法，從篩檢塵土到閱讀哲學作品。不過歷史學家一旦完成研究，就應該要能夠提出一套任何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敘述和論點。人們經常會說，歷史是由專家針對非專業人士所寫的，但事實並不總是如此：我們經常可以見到，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寫出優秀的歷史作品。過去十五年美國最負盛名的歷史獎項普利茲獎（the Pulitzer Prize）的受獎者，當中包括了一位英語文學教授（二○○二年）、兩位記者（二○○三年和二○○七年）和一位銀行家（二○一○年）。作為對比，不妨想像一下，將諾貝爾物理學或經濟學獎頒發給不曾正式受過這些領域訓練的人！

折衷主義（Eclecticism）正是歷史學活力十足且廣受歡迎的原因：因為專家和業餘人士都具有研究歷史的能力。為了定義出最關鍵的問題，專業史學家必須浸淫在大量討論該主題以及學術論辯的研究成果中：如果要準備有關於美國奴隸制、大英帝國或越南戰爭的研究計畫，你必須要先在眾多既有研究中找出你的獨特性，如此你才能夠確定自己的研究具有新意以及值得被討論。另一方面，所謂的研究過程，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是邊做邊學，除了像語言或是古文字學等技術問題，歷史研究幾乎無法被傳授。這需要獨創性（天曉得我怎麼會想到要開始尋找有關十七世紀的同性關係的證據？）；具備主動性去思索事物從何開始，應該要與誰交談，還有該前去何處；並堅持在檔案史料中翻箱倒櫃，或是在線上文檔中篩選，爬梳出那些難以捕捉的證據。你有方法去教導研究人員，當他們前往的檔案館中沒有他們需要的檔案時，如何應對這種挫折的能力嗎？或是從這些起初令人失望的文件中扭轉乾坤般地找出寓含著預期以外的內容的想像力？優秀歷史學家的技能和氣質與成功的記者非常相似：好奇心、聰明才智、耐心和頑固。此外，好的歷史學家如同記者，知道如何編織出有憑有據的故事，並能夠讓廣大讀者理解。

因此，與其單刀直入描述史學「方法」，藉由與其他學科的比較來加以定義會來得更加明瞭。藝術史、文學或哲學等領域的學者通常研究的是一個既存的「對象」：他們運用各種解釋文本或圖像的技巧，展開其研究──像是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說、加泰隆尼亞的教堂裡的羅馬式壁畫，或是黑格爾（Hegel）全集。歷史學家則不是從這類對象切入，他們的工作在於透過研究創造出其所關心的對象。社會科學家通常從某種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和某種假設來展開其研究計畫，並使用問卷、實驗或計算來加以證實或反駁。歷史學家也是從一個問題或初步論點開始，但他們通常無法直接接觸到研究對象；常見的狀況是，在歷史研究過程中所生產的紊亂證據，由於無法提供給原本問題有可信度的答案，最終使得該問題必須要被重新定義。

因此，歷史學家的研究工作比起其他學科受理論的影響較小，但這並不意味著理論不存在於史學中。正如威廉．西威爾（William H. Sewell Jr.）所言，歷史學家對於社會科學的獨特貢獻，在於分析隨著時間推移人類的行為如何發展。所有歷史學家的研究皆奠基在某個時間和地點的具體細節，它們與其他時空環境因為標準不同而無從比較起：歷史學家在此意義上，是絕對的經驗主義者（empiricist）。但西威爾認為，歷史學家同樣會重建「事情」發生的順序及其影響，會追溯複雜的因果關係模式，並留心於一連串讓某種情況變得可能的複雜背景因素。史家側重詳細描述並且注意事件和語境間相互作用的作法，正好證實了「社會時間性」（social temporality）理論左右了歷史學家的研究。歷史時間性，西威爾寫道：是「顛覆、不均勻、不可預知、不連續的」，而且會被戰爭和革命等事件加速推進。

歷史學家即是依據各種時間性和因果關係的理論來進行其研究，儘管他們往往不會明言之。理論在歷史學作品中的位置不被強調，部分是因為此學科強調經驗的傾向，部分則是長久以來對於敘事的信奉，與作品必須能喚起讀者情感之理想。多數歷史學家或許會同意他們的研究，在理想上有兩種意義：解釋過去的變化如何展開，以及在讀者眼前重現過去的人們和場景。要成為傑出的歷史學家，你需要的不僅是記者的技巧，也要有小說家的技巧。（許多人被歷史上的某一時期吸引而投身學習，不是因為某個知識層面上的問題或是某種政治主張，而是因為有關這時代的的小說或電影刺激出他們源源不絕的想像力。）「歷史」（history）和「故事」（story）在某些語言中是同一個詞，就像過去的史學家一直是其社會中最優秀的故事編織者。歷史學既是徹底的混合領域，其語言和方法大量借用自社會科學和其他人文學科；同時也是最經常從學術界跨足公共領域的學科。心理學、社會學或經濟學的普及作品雖不時會躍上暢銷書榜單，但是歷史書籍始終都在榜單上占有一席之地。這是歷史學的另一個顯著的特徵，它在公共生活中無處不在──從低年級開始就被列於學校課程中；在博物館、戰爭紀念館、遺址和主題公園中；在政治家的演講中經常被引用。不同於社會學，歷史學有自己的電視頻道，不同於經濟學，歷史學有書友俱樂部。正是因為歷史對公共生活中有著無法抹滅的影響力，有關歷史探究的內容和性質的爭論在學術界內外皆不斷出現。

第四章描述了遺址和博物館之間的爭端，不過沒有論及圍繞著學校歷史課程的典型爭論：孩子應該學習自己國家歷史的哪些部分，還有應該如何學習？在美國關於此議題最大的爭論，發生於一九九○年代初期，即全國中小學教育標準被努力推動建立之時。《一九九四年全美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The 1994 National History Standards），乃由學者、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組成的委員會所起草，並且結合了婦女史與少數族群史的新學術成果，並且主張以全球史的課程取代傳統課程中對「西方文明」的鳥瞰方式。甚至在課程標準尚未發表前，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保守派的前主席琳恩．錢尼（Lynne Cheney，諷刺的是，她是起草委員會成立的發起人之一）就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發表了題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嚴厲抨擊該課程標準。她指責，擬議的課程將歷史中的行動者，像是逃亡的奴隸哈里特．塔伯曼（Harriet Tubman）放到歷史舞台幕前，因此犧牲掉了更為重要的人物的篇幅，如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和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此外由於對三K黨和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等主題的著重，新課程所描繪的美國歷史既「暗淡又陰鬱」。該報紙的其他投書亦同聲出氣，指控起草者運用《全美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來落實「灌輸」學童自由派的「仇美」陰謀，還有推動美國的多元文化的「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這場騷動是在因政治權力交替而起的緊張時刻爆發的：在民主黨的柯林頓（Bill Clinton）於一九九三年就任總統後，自由派如今可以自在地追求其既定的目標，這無疑使右派人士感到焦躁。在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學校課程亦都經歷過相同的「歷史論戰」，而其他國家——俄羅斯、南非、法國等地——則得面對權衡愛國情感與承擔起過去所犯下的不堪錯誤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雖然英語文學系同樣在一九九○年代因為「文化論戰」而吵得天翻地覆，這論戰爭辯哪些作家應被納入文學正典中（或是正典究竟是否應該存在），不過歷史學仍是最常被捲入公共爭議的學科。其原因很清楚。歷史學家所構建的各種故事，提供了社會上各群體如國家、地區、民族等集體認同，這跟我們藉由跟自己述說自己的生命故事來建立個人認同，是同樣的道理。我們當然可以努力拓展出新的觀點，這能讓人對原有故事徹底改觀，也讓我們對自身有全新看法：心理治療中的許多形式正是要幫助患者做到這點。改變一個共同體的故事，像是國家，其效果可以是解放性的，但這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強大的阻力。

「歷史」受到現實中不同動機的驅使下不斷地改變──這通常被描述為「根據現在的需要向過去學習」。在古代和階級制的社會中，君主、軍事領導人和偉大王朝的過去方為「有用的」；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希望知道「人民」的歷史。自十八世紀末以來，無論在西方或其他地方，菁英們想要述說的而且人們也想聽到的，則是他們國家獨特的命運。某些群體（工人、婦女、少數民族或種族）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此國族主義敘事之外，因此開始體認到必須要有研究能充分體現，他們與主流敘事存在差異的親身經驗。近年來在我們經歷了全球化後，讓我們意識到地球上的人們無論在現在或是過去都緊密相連，全球史因此開始擺脫國族敘事。與此同時，歷史學家若是不尊重過去的話，他們也沒有存在的意義，歷史學比起大多數其他學科更加折衷，對於研究趨勢相對不敏感，這尤其是因為許多大部頭、扎實的書籍，其研究和寫作可能需耗費十到十五年的時光。

長久以來不斷滿足大眾閱讀興趣的軍事史和傳記，這類傳統類型的歷史，還有全球史和環境史等新類型歷史，都持續地蓬勃發展。不過歷史學在每個時代往往都有最「前衛」的領域──不久前是文化方法，現在是全球與跨國視野──傑出著作之所以突出，大多數都是因為能層層剖析，並將各主題和方法揉合為一體。

《想想歷史》力圖描繪歷史學的廣泛和多樣性，同時凸顯形塑此學科的內在緊張和頻繁爭論。每章皆圍繞著一個中心問題而構成，它為討論提供了素材，但不提供標準答案。本書的前半部分思索歷史學在近數十年來如何改變，這表現在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新的空間和新的物體：我們寫的是誰的歷史，以及當要描述不同的人群時，這會如何影響被述說的故事及其被述說的方式（第一章）？人們是怎麼開始將國家視為歷史中必然的脈絡，而且由於許多故事的發生，有的早於國家體的出現，有的發生在國家體之中，而有的發生在國家體消失之後，那麼如果我們跳出國家空間的框架來思考歷史，會發生什麼改變呢？（第二章）以及自從歷史學傳統將各主題按高低排列的方式——知識在上，自然與物件（things）在底層——受到新方法的震撼後，歷史學中的各領域出現了那些變化（第三章）？

本書的下半部分圍繞歷史研究引起內部或外部爭議的三種方式——亦即歷史學中生產層面的衝突。第四章「歷史如何被生產？」追問學術、公眾和通俗歷史之間的差異和重疊，還有歷史學家所使用的史料，其不易掌握有時甚至充滿問題的本質。第五章「原因或意義？」是有關於歷史詮釋，密切關注描述（description）以及廣義而言的詮釋（interpretation）之間的鴻溝何在。最後一章「事實或是虛構？」從一九九○年代後現代主義所捲起震撼學界的風潮切入，探討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與虛構，這些長久以來的棘手問題。我在這裡指出，雖然這場危機已經消退，它仍以一種持久的方式塑造了我們對歷史學家實踐的思考。

這本書的主題是——我們如何思考歷史，而不是為何要研究它。許多企圖要解釋閱讀及寫作歷史之重要性的書籍，都往往流於「那些不讀史的人必然會重蹈覆轍」這樣的陳腔濫調。歷史並不是要給予教訓，試圖把過去的情境硬搬到當下會是場災難：「我們將解放伊拉克，就像我們解放歐洲一樣！」「不要尋求外交手段來解決問題——銘記慕尼黑！」另一方面，大多數人都同意，忽視、歪曲或抹去過去的企圖將帶給社會災難性的後果。
學習歷史有很多種原因：政治上的激情、追尋身份、知識上的好奇、對異國情調的品味，而且多數人都是出自好幾種原因，才因此被吸引去研究過去。正如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所說，歷史的道德價值不在於從過去整理出清楚明白的「教訓」，而是藉由想像位處於與當下環境極為不同的地方來解決種種複雜的問題，從中拓展心靈視野的經驗。8本書的目的不是要向讀者證明，歷史對他們及其社群的重要性。相反，本書將研究過去的重要性視為理所當然，其目的是陳述創新與爭議在過去幾十年中如何形塑這個研究領域。

在以下章節中我盡我所能不帶成見地敘述，那些在近年來引領著歷史寫作的發展的問題和爭議。但正如本書所言，特別是最後一章，今日絕大多數的史學家都駁斥，任何學者都可以真正「客觀」的觀點，本書作者跟他們一樣都同意這一點。雖然我借鑑了各式各樣的例子，由於我的研究領域是社會和文化史，而不是軍事或政治史，這必然影響了我對問題和書籍的選擇方式。我的法國（以及廣泛而言歐洲和西方）歷史的專業更深刻地影響了我的觀點：在書中多數的事例以及所討論的作者，幾乎都屬於歐洲史和美國史領域。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我們喜歡與否，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震撼了歷史學的問題和概念——勞工和社會史、施為（agency）和抵抗、性別、文化分析、物質文化，以及社會實踐，這些僅為數例——最初皆由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學家所提出。雖然近年來有了重大變化，歐美歷史在以下篇章佔據的顯著比例，反映了西方在過去幾個世紀支配世界其他地區之大背景，這形塑了全球各地的知識面貌以及其他各層面。但是，援引世界不同的歷史學風格，終究無法讓我擺脫困境：儘管我請益研究非洲和亞洲歷史的同事們來糾正我的侷限性，但是我一定沒有擺脫我的訓練和領域所施加的有色眼鏡。討論這種主題的書若是由研究非洲、亞洲、澳大利亞或拉丁美洲的歷史學家來撰寫，很可能會相當不同。

如果說這本書有一個主旨，那就隱含在篇章的安排之中。本書的章節圍繞六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組織而成，描述了數十年來的對話和爭議。《想想歷史》提供的不是答案或處方，而是繼續對話的邀請函。出於所有耳熟能詳的理由，我們需要我們的集體過往：從我們的祖先的成功和失敗中獲得智慧和靈感、找出我們是誰，並且滋養我們的想像力。但如果我們只是紀念它而不相互爭論，過去必然會死去。本書所根據的前提是，對於歷史的興奮與激情大多是來自於其所引發的實質和方法論上的爭議，而本書目標便在於貢獻心力於讓這些爭論持續進行下去的這項迫切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