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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屆滿二十年前夕
導言
序 2
序 1
內文摘錄
祕運海外的回憶錄 ──從趙紫陽追溯赫魯雪夫

歷史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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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囚徒(BC0185)──趙紫陽的祕密錄音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趙紫陽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08日
定價:390 元
售價:30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00頁
ISBN:97895713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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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屆滿二十年前夕 導言序 2序 1內文摘錄祕運海外的回憶錄 ──從趙紫陽追溯赫魯雪夫



  內文摘錄

 

摘錄自第四、六與八章 

〔第四章〕武力鎮壓

學生的絕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捲入了支援的行列,成千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千人。學生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離。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

五月十六日夜,在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麼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鄧小平決定動用軍隊

我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十七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面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五月四日在亞銀的講話。

最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四二六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回家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在當天夜裡召開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布戒嚴的幹部大會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的辭職信送到中辦祕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我接受他的勸告,十八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祕書把辭職信收了回來。

在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同志,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鄧器重的像李一氓這樣的老同志。所以我五月十八日又從中挑選了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願意做最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著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這是在鄧家裡五月十七日開了決定戒嚴的常委會後,我給他寫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在五月十七日夜,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開始李鵬說他不去,當去醫院的車子開動時他又趕來了,原來是他聽說我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五月十九日拂曉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也是這樣。他反對我去,並且還要中辦阻止我去。我感到這麼多學生絕食將近七天了,中央領導人連看也不看一下,無論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別的人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他看我態度堅決,沒法阻止,才改變了主意。但他當時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

我當時對學生除表示慰問外,即席講了一些話,隨後登在首都各大報紙上了。我當時講這些話,無非是勸他們停止絕食,他們還年輕,要愛惜生命。因為我明明知道,他們的行動雖然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但對於持強硬態度的一批老的領導人,是起不了作用的。但是當時年輕學生並沒有領會我的這一篇講話,他們更不會想到他們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當然,我對學生的這篇講話後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十九日我向政治局請假三天,建議常委會由李鵬主持,並拒絕當晚出席宣布戒嚴令的動員大會。十九日宣布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靜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援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成群結隊的老太太、兒童躺在街上,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無法進入市內。這種僵持狀態差不多有十多天。

我聽見街上的槍聲

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畫、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畫,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裡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趁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第六章〕二次文化大革命

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嚴重錯誤,建議撤銷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著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汙衊之辭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會開始時鄧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鄧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撤銷一切職務

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做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做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錶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十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占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錶,用了二十分鐘。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面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我當即離開會場。除我之外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銷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撤銷我的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撤銷了。

文革的批鬥方式

會上還印發了一個所謂「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辦名義發的,蒐集了國內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且完全無中生有地說,我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動亂的學生們裡應外合,通風報信,洩漏戒嚴的軍事祕密。很明顯,發這樣一個背景材料,是要在全會上製造一種輿論,我確實是一個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汙衊不實之辭。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會受到什麼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臺。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臺,或者即使下臺也是一種體面的下臺,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臺。我反覆考慮,寧願下臺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裡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

〔第八章〕黨國審判

下面我再談一個問題:十三屆四中全會後連續三年多對我的審查和對我實行軟禁的情況。

煽動「倒鄧保趙」風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到一九九二年十月,對我的審查一直進行了三年四個月。在整個審查期間,我失去了行動自由。他們一方面說對我的審查是黨內的性質,一方面卻無視國家法律規定,對我實行軟禁。在《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明確指出,黨內不准用違反法律的手段對待犯錯誤的黨員。對這種粗暴踐踏、違反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行為,不知他們將來做何種解釋。

一九八九年九月三日,王任重、丁關根約我到中南海懷仁堂談話,向我宣布根據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成立了以王任重為首,陳野苹、李正亭參加的專案審查小組,負責對我的審查。

他們從海外報刊上摘引了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觀臆測,說什麼一九八八年以來國內外刮起了一股「倒鄧保趙」風,以逼鄧下臺,把權力全部交給我,因為我是國內外反動勢力心目中復辟資本主義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們還把所謂新權威主義的問題也扯到裡邊,說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把我作為他們的新權威,《河殤》電視片就是為我造輿論的。認為我對一九八九年學潮之所以如此堅決地拒絕鄧的主張,不是偶然的,是與這股風的呼應和配合,等等。還認為我是因為國內政治、經濟困難,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穩,為了推卸責任,撈取資本,而利用學潮達到保自己的目的。

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我在同王任重的談話和通信中,也著重對這些指責進行了反駁和澄清。

第一,一九八八年以來,國內外並不存在「倒鄧保趙」風。這不過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目的編造出來的。那個時期確實有不少謠言,但不是倒鄧而是倒趙。關於我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鄧施加壓力,要求換馬等等,國內外議論較多。我寫信向他們說,當時國內外的輿論一直把我的命運、政治前途,與鄧連在一起。「倒鄧保趙」是連不在一起的。倒鄧不能保趙,保趙就不能倒鄧。

第二,正是在到處議論「趙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不能直接過問經濟」,「已經被架空」等等這些流言時,鄧多次反覆向我交底,說不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變動,甚至說要我再搞兩屆總書記。

第三,我並不認為經濟情況很糟。應該說十年經濟體制改革有很大成就,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明顯提高。一九八八年出現了通貨膨脹,情況也並不是那樣嚴重,我也不認為很難解決,並不存在我因經濟失敗形象不佳,利用學潮撈取政治資本、改善形象的問題。

第四,我給王任重寫信時講,我在黨內搞了幾十年,不會不瞭解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情況。利用學潮達到自己的目的,我無論如何不會幼稚無知到這種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鄧對學潮的方針,原因就是前面我說的,是對學潮的性質和鎮壓將會引起的後果在認識上有不同。我要對歷史負責,絕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這大概是我對王任重追查我的動機幾次談話和寫信的回覆中闡述的觀點。

到六月二十一日,王任重轉來專案組對我的審查材料:〈在一九八九年政治動亂中涉及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徵求我的意見。整個材料共有三十條,先別說其中很多斷章取義、歪曲原意、與事實有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這三十條全部是事實,也難以給我戴上「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帽子。

六月二十七日我給王任重覆信,送去對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見。我對三十條中的十二條提出了反駁。從此以後,王再沒有來找我談話,也沒有任何人來核對材料,實際上是對我的審查不了了之。

以審查為名的軟禁

後來我得知,專案組將材料上報後,中央領導人原來曾考慮在一九九○年亞運會後宣布結束對我的審查,但因為怕引起國內外的反響,怕我恢復自由後外出活動,再加上幾位老人的堅決反對,因而對我的問題拖而不決,長期掛起來,以繼續審查為名,對我實行軟禁。

我於一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七日,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先後給江澤民、李鵬及政治局常委寫過三封信,內容都是要求早日結束審查,盡快結束軟禁,恢復人身自由。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屆四中全會宣布對我審查以來,已經這麼長時間了,我不相信問題仍然沒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決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從一九九○年六月以後,沒有人找我談過審查問題,也沒有人找我核對過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麼問題沒查清,為什麼不問一下我,我可以幫助搞清楚。這種以繼續審查為名,久拖不決,繼續掛起來,對黨、對我都是沒有好處的。

我寫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他們的方針是:不予理睬。

後來我聽說,他們在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原結論不變的問題上,在政治局會議上也只是講了這麼一句話,並沒有把專案組審查我的報告發給大家。也就是說,審查我三年多,究竟查出什麼問題,根據什麼事實給我戴上兩頂帽子?這些都不談,只是說要結束對我的審查。所以全會根本沒有討論我的問題,大家對公報表示同意。總之,審查三年,沒有材料,結論不變。

總之,他們結束對我的審查,無論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會也好,什麼材料也沒有發。審查三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麼不把審查的事實加以公布?實際上就是害怕。如果把那些材料公布的話……(編者註:此處錄音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