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上冊）【睽違十四年，史景遷新修三版】(BCB0271)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年08月23日
定價：450 元
售價：35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92頁
ISBN：9789571379098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第一章 晚明

明朝的光輝

西元一六○○年，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幅員最遼闊、各方面發展最為成熟的統一政權。其疆域之廣，世界各國均難望其項背。當時俄國才統一，印度則分別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統治，墨西哥及祕魯等古文明帝國則毀於疫疾肆虐與西班牙征服者。此時中國人口已逾一億兩千萬，遠超過歐洲諸國人口的總和。

從京都到布拉格（Prague），或從德里（Delhi）到巴黎，都不乏建築布局華麗、典章制度齊備者，不過這些城市無一能與北京的宮殿相媲美；紫禁城環以高垣厚牆，琉璃屋瓦、金碧輝煌，雄偉庭院敷以大理石，象徵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每一宮殿建築皆有碩大的階梯與巨型拱門，櫛比鱗次、井然有序，向南一列排開，宛如天子召見朝貢者一般。

歐洲各國、印度、日本、俄國以及鄂圖曼帝國的統治者，此刻無不致力於建構有系統的官僚組織，俾以擴張稅基，有效統治領土居民，將勢力延伸到農業和貿易資源。然而當時中國的龐大官僚體系已經穩如泰山，有千年的傳統得以維持和諧運行，由為數龐大的法規律例統整接合在一起，而且在理論上這些法規律例都能適切解決百姓的日常生活問題。

此套官僚體制有一部分位於北京城內，隸屬於皇帝之下，依國家事務性質被區分為「六部」：分掌財政、人事、禮儀祭祀、刑名律法、軍機要務，以及公共工程。在北京城內還有一批遍覽群經的博學碩儒，襄贊皇帝奉行儀典，撰寫官方歷史，教育皇族子嗣。與這些朝臣在深宮大院內共事，關係密切但彼此猜忌的，是服侍皇帝的成千上萬內廷人員，包括宮女與監督她們的閹官、皇子與照顧他們的嬤嬤、內廷侍衛、用膳宮殿與御膳房人員（包括馬夫、清潔工與挑水工等）。

官僚體制的另一部分則將明朝地方行政組織畫分為十五個行省（即南、北直隸與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大小官職各有所司，井然節制，其最上層為「省」的三司，下設有「府」的知府及「縣」的知縣。並在各地設有軍站、急遞舖、遞運所，以及定期向農民徵稅的糧長。在京城之中與各省，各有一批職司監察的官吏，負責督察官員的品行。

中國大部分城鎮建築不似文藝復興時期之後的歐洲以壯觀的大石堆砌。除了少數名剎寶塔之外，中國也沒有宏偉的基督教教堂或是伊斯蘭教清真寺高聳入雲的尖塔。然而這種低伏的建築形貌並不意味著財力或宗教信仰的闕如。在中國各地都有香火鼎盛的佛寺，與體察天地生生不息之力的道觀，還有祭祀祖先的祠堂，以及孔廟，其所奉祀的孔子出生於西元前五、六世紀之間，是中國倫理體系的奠基者。伊斯蘭教清真寺分布在華東地區以及西部回疆一帶，這些地方是中國回民聚落的區域。中國各地還有若干猶太教會堂，猶太人的後裔在此聚會做禮拜。由基督教衍生的「聶斯托理教派」（Nestorian）抵達中土已歷千年，此時還有少數信徒。中國的城市建築與宗教中心不以巍峨為務，並不代表中國人沒有民族尊榮感或對宗教抱持冷漠態度，而是由於政治因素。中國中央集權的程度甚於其他各國，宗教也受到皇權的有效節制，朝廷無法容許國有二主，也就不可能出現自主獨立的城市。

明朝自西元一三六八年起一統天下，於今觀之，明朝的太平盛世到了十七世紀初就已結束；不過當時的文化生活依然斐然耀眼，舉世難有與之相匹者。假若我們臚列十六世紀末歐洲的非凡之士，我們也可以輕易在同時的中國找到足堪比擬的俊彥翹楚。論題材的豐富，中國沒有一位作家能與莎士比亞（Shakespeare）相比；但是在一五九○年代，湯顯祖正在寫作雋永慧黠的青年愛情故事，以及刻畫家庭親情、社會衝突的戲曲，其內容之細膩，情節布局之複雜，足以與《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或《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相媲美。當時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已是西方文化裡的經典，中國雖然沒有出現可與之相提並論的作品，不過在一五九○年代卻出現一部以宗教探尋、神怪冒險為素材的小說《西遊記》，深受中國人喜愛。孫悟空是一隻通靈的潑猴，幫助唐三藏遠赴天竺求取佛經，時至今日，《西遊記》仍是民間文化的泉源。在此毋須做進一步的文化類比，同一時期中國孕育出眾多散文大家、哲人、吟詠自然的詩人、山水畫家、宗教理論家、史家、醫學家，他們創造出無數的傳世名作，其中有許多至今仍被視為中華文明的瑰寶。

在這些豐盛的文化遺產之中，或許要屬短篇故事、通俗小說最能彰顯明代社會的活力，因為這類故事小說往往指向市鎮地區新興的讀者群，象徵了讀寫能力的進一步提昇，轉而觀照日常生活細節。在一個由男性宰制的社會裡，這些故事小說也說明識字的女性越來越多。晚明學者的著述闡釋了女性讀寫能力增進所象徵的意蘊，這些學者認為教化女性能提振道德倫常，提升教子之方、持家之道，進而淨化社會善良風氣。

另一部經典小說《金瓶梅》便刻畫了這些議題。這部小說以化名的方式於十七世紀初刊刻印行。這部小說敘事細膩，性欲描述露骨，作者藉由對故事主角與五房妻妾之間互動關係的臨摹，提點出主人翁的性格特質（主角的財產一部分得自經商，另外則得自與官府勾結），而他這五位妻妾迥異的個性各自代表不同的人性面向。《金瓶梅》可以當成寓言體的小說來解讀，也可以是警世教化，闡釋人性的貪婪自私是如何摧毀握有幸福良機的人；《金瓶梅》也充滿了許多寫實元素，深刻反映出富貴人家內部的勾心鬥角與殘酷不仁，此一成就是先前很少作品能辦到的。

透過小說、繪畫、戲劇，還有反映出宮廷生活梗概與官僚體系運作方式的各朝皇帝實錄看來，我們會發現晚明的富庶世家生活有多光彩華麗及繁榮興盛。有錢人家住在熱鬧的商業城鎮，而非鄉下，豪門以宗教為基礎，以男性成員形成盤根錯節的氏族或血緣組織。這些血緣組織坐擁龐大土地，所聚累的財富足以興學，在困頓的時候賑濟鄉民，以及修葺祠堂來祭祖。豪宅大院外有高牆環繞，內則陳設藝術名匠的珍奇古玩，這些藝術名匠有時受僱於國家，不過通常是群聚在由行會控制的工坊。鑲刺絹絲的綢緞可為女性增添秀色，因此令富家女眷趨之若鶩；幽雅的青瓷和白瓷則是因為能讓甚受時人歡迎的晚宴增添光彩，所以備受富人青睞。亮可鑑人的漆器、玉飾、細緻的窗櫺、精巧的象牙雕刻、景泰藍，以及熠熠生輝的紫檀木家具，令這些富豪巨賈的宅邸滿室光華。鬼斧神工的木製或石製筆架，華麗的紙絹，連墨硯都有功夫細膩的雕琢，可磨出質佳色黑的墨汁。文人不必振筆揮毫，就已造就了一個繁複的美感世界。

除了奢華的室內陳設之外，富貴人家的飲食也十分美味可口：辣蝦豆腐、脆皮烤鴨、荸薺、蜜餞、純淨的茶、醇酒、鮮果、果乾與果汁。杯盤之間，談文論藝，吟詩作對，議論天地鬼神。酒足飯飽之後，在這種家庭聚會之中就有可能產生繪畫逸品；賓客之中的騷人墨客，在酒過三巡、酒酣耳熱之際當眾揮毫，捕捉大師作品中的精髓，創造出新的藝術之作。社會與經濟品第中的上層是飽讀詩書的社會階層，因熟讀中國兩千多年前至孔子前的書籍而有一致的知識水準。學者爭論教育對女性的裨益之際，富家子弟約在六歲已接受嚴格的教育，誦念古文。每天到學塾讀書，或延請塾師到家授課，背誦、解譯、鑽研古文，到了三十歲左右或許能考上科舉考試。各級地方科考的難度逐漸加強，到了京城的殿試據說甚至由皇帝親自主持。一旦考取功名，就能躋身士宦，坐享富貴榮祿。女性不准參加科舉考試；不過出身書香門第的女子往往能隨父母或兄長學習吟詩作樂，而青樓歌妓則皆通文墨，能解音律，對於讀過書的狎客而言，歌妓的詩藝唱工更增風情魅力。上流階層的女子會在家中聘請女性私塾，或跟遠方的女性友人魚雁往來交換詩詞。中國在宋代即已發展出刻版印刷的技術，私人藏書蔚為風尚，哲學、歷史、詩集、道德訓誡俯拾即是，不足為奇。

縱使分衛道人士不齒逸樂取向的著作，但趣味盎然的通俗作品在十六世紀末的中國民間依舊十分盛行，形成一種豐富精緻又紛紜雜沓的文化現象。迥異於市井的喧譁雜沓，城鎮居民能在作品中玩賞靜謐恬淡的自然，並在詮釋人世間的藝術作品中尋到一種秩序感。這種恬然自得的情愫，在戲曲作家湯顯祖於一五九八年的作品《牡丹亭》中表達得淋漓盡致。湯顯祖藉著劇中太守杜寶之口說出他心中的話。杜寶因地方政務順利推展而心喜：

山色好，
訟庭稀，
朝看飛鳥暮飛回，
印床花落簾垂地。

一旦卸下纏身的政務，忘卻案牘之勞形，自然世界純粹就是令人心曠神怡的感知對象，而這種平和有序之感反過來又激起一種呼應天地萬物的美感：

紅杏深花，
菖蒲淺芽，
春時漸暖年華，
竹籬茅舍酒旗兒叉，
雨過炊煙一縷斜。

如此良辰好景，對許多人而言，也的確是一個光輝時代。只要國家的邊防平靖，政務能順利推動，只要農民辛勤耕耘，百工各盡其分，或許明朝的太平盛世便可萬代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