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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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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BCW0246)
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Big City Dreams Along a Shanghai Road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史明智
       Rob Schmitz
譯者:葉佳怡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09月08日
定價:420 元
售價:33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84頁
ISBN:978957137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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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路說出當代中國社會的故事/白曉紅/獨立記者

過去十年來,每回到中國都觀察到,人們的自信心越來越強厚。這種自信心有時是以反帝的歷史觀展現出來,而有時更是以發展成頗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情緒表達出來。記得六年前在從北京前往烏魯木齊的火車上,幾位中國人高談國際政治。一位年輕人就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發表己見,認為中國要「強硬」才好。他忿忿地說,「我們今天可以抬頭挺胸了!今天的中國不一樣了。中國崛起了!」

「中國崛起」的期望,在習近平的「中國夢」口號下,得到最全面的發揮。由國家來談夢想,那這夢想就必須是普遍、全面的了。它就必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了。而這「中國夢」對中國人民具有什麼意義呢?它究竟代表了誰的夢想?

Marketplace的駐中記者史明智(Rob Schmitz)所著的《長樂路》,就是以中國人民的聲音,來探索國家標榜的「中國夢」意義何在。史明智以自己從二○一○年以來居住上海的時間裡,在生活周遭所做的觀察體驗,著寫成這本真真實實,第一手的報導文學,可說是當代中國人民生活的縮影故事。他的人物集中在他和家人居住六年的長樂路,也就是過去屬於法國租界、故事豐富的一條路。

《長樂路》可被看作過去十年,西方出現書寫中國的趨勢的一部分:以顯微鏡式的書寫,呈現大社會。它將視角集中在一個社區,一條馬路,從個人的成長和奮鬥經歷,來呈現社會變遷,突顯個人發展和大體制之間的關係。《長樂路》書中人物來自各行各業,他們在時代變遷和國家體制之中求生存,求進展。他們的個人期許和夢想在體制中不斷受挫、妥協、扭曲,但仍必須繼續走下去。

《長樂路》的故事道出了這個城市在改革開放下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並不代表著進步。上海自一九九○年代就已由建築業改頭換面了,人民的住宅,地方政府想拆就拆,既然土地是屬於國家的,要拆房做任何開發改建,人民除了小規模的抗議也束手無策。地方政府就這麼靠著一批批的建築計畫賺錢,地方官富了,開發商富了,給居民一點補償就了事。不願被拆房的,下場有目共睹:被威脅,被暴力對待,甚至喪命的都有。

《長樂路》裡,史明智居住的樓房地點,就曾有一對老夫妻,因為拒絕搬遷,而遭開發商雇來的流氓縱火致死。官商共利的體系導致的這場無人聞問的悲劇,在史明智筆下不斷與國家的「街道精神教育」對立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和「文明」標語充斥在公共廣告空間裡,要求人民共同為「塑造文明城市」來努力。每有重要節日,地方政府更是加強精神教育,比如在博覽會數月前,全市民都收到了厚達兩百多頁的「禮儀小冊」,督促大家「如何做個好上海人」,其中指南包括如何剪髮,如何吃西餐。這是《長樂路》上不時出現的悲鬧劇,或者說,以鬧劇(「街道精神教育」)來道出悲劇(人民死亡)。

國家的「中國夢」是不是人民的夢,那在中國城市裡的上億民工那裡,最能得到答案。「中國夢」要達到理想小康社會,它的一環,就是要控制城市化。對中國當政者來說,「城市人口要是沒管理好,那國家就亂了」。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期間,許許多多農民都決定離鄉到城裡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後,本國發達起來的各項製造業都需要勞工,當農村男女來到都市謀生時,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也成了世界工廠。《長樂路》上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來自山東一個礦村的趙小姐。她和上百萬農村人一樣,心滿憧憬的來到上海,這個對她來說連名字都美的地方。

而上海並非她夢中那個美好城市。在一家電子工廠的流水線上吃了兩年苦後,老闆開除了當時三十一歲的趙小姐。他的理由是,她年紀太大了。哭求一番也沒用,工廠政策是,女工一到二十五歲就得走人。哪裡有什麼法規來規範這些工廠的聘用規則和勞動條件呢?國家政策關心的,是要維護這樣的體制:農村來城裡工作的,只得販賣最廉價勞力,不可享有任何城裡人享有的權利。

在戶口制度下,趙小姐的孩子不能在城裡就學,成了「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占中國兒童人口的五分之一。趙小姐將大兒子帶到城裡,想讓孩子努力學習,在上海長大。但校方知道他的戶籍後,他必須立即停學,回到礦村裡。她的二兒子因母親遠在上海,長期無人照顧關心,個性自閉,精神焦慮。

在中國探訪期間,我曾看到許許多多農民工帶在身邊的子女,在大城市裡無法享有平等的教育權,不被學校接受,不能入學,只能在農民工社區裡自設的,設備缺乏的學校裡上學。比如在北京期間,曾看到這些自發的農民工子女的學校被一一關閉,因為他們不合建校規範。而民工子女無處就學,因為國家不給他們平等教育權。這些孩子的福利和個人發展,不是中國大夢的關注。他們只能在體制的縫隙間求自保。曾有位在北京討生活的民工對我說,「我們都是在同一個天空下生存,為什麼我們沒有和他們同樣的權利?」

《長樂路》裡的趙小姐問著同樣的問題。她和她的孩子常年體驗到什麼是「城市暴力」:就是在城市裡國家政策造成的社會隔離。她知道,對她這個階級的人來說,夢想的實現,必是得吃苦一輩子才能掙得的。或甚至是吃苦一輩子也掙不得。農民的身分,在中國是從未改變的,不論中國怎麼變,怎麼崛起,怎麼強大。身為農民,就算在城裡奮鬥一輩子,還是農民。《長樂路》裡道出她不服輸的精神,她與體制搏鬥的故事。

史明智以他切身的觀察和細膩的文字,描繪出許多中國人民的夢想。《長樂路》記錄的不只是一條馬路上的故事,而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故事。它是對統治者塑造的「中國夢」做出的一份深切的質疑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