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文版序言
詹隼著
丘為君譯
能夠見到討論革命與相關形式的政治暴力之拙作被譯成中文，是個人的光榮與無上的滿足。這是基於兩點：第一， 19 世紀與 20 世紀的中國革命，是所有歷史個案中最大且最複雜的革命樣本。從鴉片戰爭到毛澤東去世這一段時間的中國革命，包含了每一種人們所周知的革命——從千福年式的叛亂（太平軍），無政府式的暴動（義和拳），政變（1936年的西安事變與1971年的林彪事件），軍事叛變（北洋軍閥時期不可計數的案例），到國共內戰（1945—49）與群眾武裝起義（對日抗戰期間的中國佔領區）。它同時還夾雜著大量爭奇鬥豔的意識形態——從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經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而這一意識形態的競爭，仍然在今天的台灣、大陸以及許多海外的華人社區裡繼續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
對拙作被譯成中文感到愉悅的第二個理由是，我對革命這一題目的興趣最初緣於我對中國個案的研究。我的第一本書《農民民族主義與共黨勢力：革命中國的出現，1937—1945》（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62），是關於日本軍隊所製造的野蠻條件（尤其是在華北）以及在此一條件下中共得以滋長的研究。我的第二本書《一個叛逆的實例：尾崎秀實與朔基諜報集團》（An Instance of Treason: Ozaki Hotsumi and the Sorge Spy Rign）（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64），是關於一位日本愛國者的傳記，他由於反對日本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遂為蘇聯擔任間諜活動，以至於1944年為日本政府所處決。我挑選革命這一廣泛的課題，是企圖（理智與情感的）將 20 世紀中國奇異的大變革放入一個比較與分析的架構裡。
《革命：理論與實踐》首先於1966年為波士頓的Little, Brown出版社所出版。它印行了大約十一版左右，並廣泛地被當成教材，也被譯成德文、法文和韓文。1982年我出了修訂版，在這一版本裡我試圖讓某些主要的差異論點與分析模式更加清晰易解，同時就恐怖主義與革命理論的各種不同類型部分增訂了若干新的章節。
這本書甚至已經在實際革命家身上發生影響力。在1986年2月的菲律賓革命時，新聞報導說在前國防部長安利爾（Juan Ponce Enrile）投誠到阿奎諾（Aquino）這方來時，「安利爾將他的烏茲衝鋒槍丟到肩膀後，將三本討論戰爭、革命，與法律的書本丟入一個袋子裡……安利爾說他拿詹隼的《革命：理論與實踐》是『因為它說明了一個社會為何崩壞。』他拿《法律的理念》（The Idea of Law）是因為『它說明了甚麼是使一個國家團結起來的架構。』他拿中國的將軍及軍事理論家孫子的《孫子兵法》，是『因為它說明了作戰的技策。』」（1986年3月 2日《洛杉磯時報》）。在我被與孫子相提並論，受到大大的恭維之際，這一評語同時顯示了革命這一課題既與孫子一樣古老，又與早報的頭版新聞一樣新鮮。
在近代史這一時刻裡，當各個中國文明中心正在重新建立試驗性的接觸之際，《革命：理論與實踐》一書被譯成中文應是適時的。此書之被譯成中文似乎意味著中國革命終就要過去了。當然，永遠不會結束的是對人類事務中如此強烈的劇變之研究與試圖理解，而中國革命是這些事件中最大的，正由於如此，它仍會是永恆的興趣對象。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199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