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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者 作 品

麥迪遜之橋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類別最新出版】
明室:攝影札記
性史:第二卷 快感的使用
知識考古學
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
性史:第一卷 知識的意志


後現代主義(BD0042)──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譯者:吳美真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年02月10日
定價:800 元
售價:63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528頁
ISBN:957132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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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10

我們必須倚賴一個前題,來為在其他情況下可能只是意識形態產品的某種真實性辯論,這個前題是我們所說的後現代(或多國性)空間並不只是一種文化意識形態或幻想,而是具有真正的歷史(以及社會經濟)事實,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第三個創新的大擴張(在較早的國家巿場和帟國主義系統的擴張之後--每一次擴張都有其文化上的特性,並且產生了適合其動力學的新空間類型)。新文化產品探索和表達這個新空間的扭曲和非反射性的努力,也必須被視為表現一種新事實(使用一種較過時的語言)的許多嘗試。雖然這個說法聽起來十分矛盾,但是我們可以依循一種正統的詮釋選擇,將這個說法看成特殊的新寫實主義形式(或至少是對現實的模仿),而另一方面,這些說法也同樣可以被視為是在嘗試引導我們脫離那個現實,或隱藏這個現實的矛盾,並以各種形式上的神祕化來解決這個矛盾。

至於這個現實本身(多國或後期資本主義的某種新「世界系統」的一個尚未被理論化的新空間,一個負面或有害之處太明顯的空間),辯證法要求我們對於其出現要同樣持著一種肯定或「前進」的評價,就像馬克思將世界巿場視為國家經濟的領域那樣,或像列寧對於以前帟國主義的全球網狀組織所做的評價那樣。對於馬克思或列寧而言,社會主義不是一件關乎回到較小規模(因而較無壓制性、較無全面包含力)的社會組織系統的事情;相反的,資本在他們那時候所獲得的規模被視為獲得某種更具包含力的新社會主義的應許、架構和前題。難道要求一種嶄新的國際主義的干涉和經營的新世界系統更全球性、更總體化的空間不也是這樣嗎?社會主義革命和較早的民族主義的不幸結合(不只在東南亞)--其結果在最近已引發許多左派的嚴肅省思--可以被用來支持這個立場。

但是倘使一切是如此,那麼至少有一種嶄新的文化政治學形式會顯現出來,且帶著一個必須很快被注意到的決定性的美學條件。左派的文化製造者和理論家常常因反動,而容許自己不適當地受到資產階級美學和高度現代主義中那種拒斥古老的藝術作用之一(教育和教訓作用)的威脅(尤其是那些源自浪漫主義,且制定了自發的、直覺的或不自覺的「天才」形式的資產階級文化傳統所形成的左派文化製造者和理論家)。然而,藝術的教育作用在古典時期總是受到強調(即使這個作用主要以道德教訓形式出現),而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那個驚人的,但仍未完全被了解的作品,以一種新而且形式原創性的方式,為真正現代主義的片刻,肯定了文化和說教關係的一個新概念。我將提出的文化模型同樣會將政治藝術和文化的認知及說教次元置於突出地位。盧卡奇和布萊希特(分別在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時期)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強調這些向度。

然而,我們不能再回到以那種不再屬於我們的歷史處境和困境為基礎而經營出來的美學慣例裡。在另一方面,我們在此發展出來的空間觀念暗示出,一種適合我們處境的政治文化模式必然會提出空間問題,做為其根本的組織工作。因此我將暫時把這種新(以及假設性)文化形式的美學定義為一種認知性地圖繪製(cognitive mapping)的美學。

凱文.林區(Kevin Lynch)在他那部經典作品《城巿的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裡教導我們,疏離的城巿尤其是一個人們無法(在他們心裡)畫出他們自己的位置或他們所處的城巿整體的地圖的空間︰地圖上的座標方格--例如在澤西城(Jersey City)裡那樣--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這個城巿沒有使用任何一種傳統的標誌--紀念碑、交點、自然界限、既有的透視)。於是在傳統的城巿裡,欲消除疏離感就必須實際地去重新征服地方感,去建構或重新架構一種連貫性的整體,這種整體可以逗留在記憶裡,而且個別主體可以沿著移動性的、替代性的軌道的時刻,去繪製和重新繪製這個整體的地圖。林區自己的作品因刻意將主題侷限在城巿形式的問題而受到限制;然而當往外被投射到我們在此討論的某種較龐大的國家和世界空間時,這個作品就變得極端富於暗示。我們也不應太急於認為他的模式(雖然顯然引發了非常重要的表陳的問題)很容易受傳統的後結構主義的「表陳意識形態」(ideology of representation)或模仿論的批評的損害。就先前的意義而言,認知性的地圖並不真正是模仿性的;的確,這種地圖所提出的理論問題使我們可以在一個更高、更複雜的層面上,重新分析表陳的問題。

舉一例說明,林區按照城巿空間研究的經驗性問題,而阿圖塞式地(及拉崗式地)則將意識形態重新定義成「主體與其真正存在狀況的想像關係的再現。」(註 22)這兩件事之間存在著一個最有趣的聚合點。當然了,這正是我們在較狹窄的物質城巿之日常生活架構中使用認知性地圖的目的︰使個別主體能夠再現那個較廣大的、無法表陳的整體性,即社會結構整體的總合。

然而,只要製圖法構成了林區作品主要的中介片刻,那麼這個作品就暗示出一條更深遠的發展路線。回到這種科學(也是一種藝術)的歷史,我們就明白林區的模式事實上並不真正等於那個會成為地圖繪製的東西。林區的主體顯然涉及到地圖繪製前的運作,其結果傳統上被描述成旅行日記(itinerary),而非地圖︰圖解是以旅行者主觀的或存在性的旅程組織起來的。在旅程中各種重要的特徵--綠洲、山脈、間流、紀念碑和其他--都被標示出來。這種圖解的最高發展形式就是航海日記、海圖或中世紀航海圖(portulans),在其中,海岸線的特色被標示出來,以供那些很少冒險進入大海的地中海航海家利用。

然而指南針立即將一個新次元引入航海圖裡。這個次元完全改變航海日記的問題,並且使我們得以以一個更複雜的方式提出一個真正認知性地圖繪製的問題。因為新的儀器--羅盤、六分儀和經緯儀--不只相當於新地理學和航海問題(相對於較簡單的緯度問題的是在地球彎曲的表面上決定經度這件困難的事情,歐洲的航海家可以憑著經驗以肉眼審視非洲海岸線來決定緯度),這些新儀器也引進了一種嶄新的座標,即和整體的關係,特別是當這個關係是由星星及三角測量法這類新運算所中介的。就更廣泛的意義而言,在這一點上,認知性地圖繪製要求存在性資料(主觀的經驗性位置)和非經驗性的、抽象的地理整體觀念的協調。

最後,由於第一個地球儀的出現(1490年),以及大約同時期的麥卡扥投影法(the Mercator projection)的發明,製圖法的第三次元出現了。這個次元同時涉及我們今日所謂的再現的符碼(representational codes)的本質、各種媒體的本質結構,以及再現的語言此一全新的根本問題介入較天真的地圖繪製的模仿觀念中,尤其涉及將彎曲的空間轉變成平面圖這個無法解決(幾乎是海森堡式)的難題。在這一點上,我們明白,我們不可能擁有真正的地圖(我們也同時明白,繪製地圖的各種歷史階段中不可能存在著科學進化,或說得更恰當些,不可能存在著辯證性的進展)。

現在當我們將這一切轉碼變成阿圖塞式的意識形態定義的一個非常不同的問題性,我們會提出兩個論點。第一,阿圖塞的概念現在使我們得以從社會空間的觀點,重新思考這些專門化的地理和地圖繪製的問題(例如以社會階級和國家或國際背景的觀點來思考,或者考慮到我們如何必然地、認知性地去繪製我們個人和地方、國家及國際階級事實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地圖)。然而,以這種方式重新陳述問題也就是在赤裸地面對繪製地圖時的難題,這是我們在此討論的後現代主義或多國時刻的全球性空間,以強化和創新的方式提出的一難題。這並不只是理論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具有迫切的實際政治影響力,就如第一世界主體的一個傳統看法所顯示的。這個看法認為,就存在(或「經驗」)而言,他們的確住在一個「後工業社會」裡,在此,傳統的生產已經消失,而正統的社會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一種對於政治慣例有直接影響的看法。

第二個論點是,回到拉崗式的對於阿圖塞理論的支持可以在方法論上提供一些有用且富暗示性的加強和充實。阿圖塞的陳述重新動員了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一個較早的正統馬克思式的區別,而對於我們而言,這個區別即使在今日仍然有其價值。在阿圖塞的公式裡,存在--個別主體的定位、日常生活的經驗、單一體對於世界(身為生物主體時,我們必然受它限制)的「觀點」--隱約相對於抽象知識的領域。這個領域(如同拉崗提醒我們的)從來沒有被置於任何具體的主體中,或被任何具體的主體實現;相反的,這個領域總是被一個結構性的空白(structural void)實現,這個空白叫做le sujet suppose savoir(假設為知的主體),即一個知識的主體所在。我們所肯定的並不是我們不能以某種抽象或「科學的」方法認識世界和世界的整體。馬克思的「科學」就提供了這種抽象性地認識世界並將其概念化的方式,就像曼德爾的大作提供了關於整體世界系統的一個豐富詳盡的「知識」一樣。在此我們從未說這個系統是無法認識的,我們只是說這個系統是無法再現的。這是兩回事。換句話說,阿圖塞擬像的公式指出了存在於經驗和科學知識之間的一個鴻溝或裂縫。於是意識形態的作用就是發明一個方法,將這兩個不同的次元連接起來。這個定義的一個歷史主義觀點想要補充是,這種協調,這種作用性和經驗性意識形態的製造,因歷史處境不同而有差異,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某些歷史情況下,這種協調根本是不可能的--這似乎就是我們陷於當前危機中的處境。

但是拉崗的系統是三重的,而非雙重的。相當於馬克思和阿圖塞的對意識形態和科學的區別的是拉崗的三重作用中的兩者︰分別是想像的(the Imaginary)和真實的(the Real)。然而,我們曾觸及地圖繪製的說法,最後且讓我們明白個別語言或媒體的符碼和能力的一個適當的再現性辯證。這一件事提醒我們,直至目前為止仍為我們所忽略的是拉崗的象徵(the Symbolic)。

一種認知性地圖繪製的美學--一種說教式的政治文化,試圖強化個別主體在整體系統中的新位置感--必然不得不尊重這種極端複雜的再現性辯證,並且會發明嶄新的形式,以便為這種辯證辯護。很明顯地,這並不是在召喚人們回到先前的某種結構,回到先前某種更透明的國家空間,或回到某種更傳統的、更令人安心的透視上或模仿上的被包圍領土︰新政治藝術(倘使可能存在的話)在突破性地獲得尚無法想像的再現多國資本世界空間的新模式時,必須同時把握住後現代主義的真理,即把握住後現代主義的基本客體--多國資本的世界空間。而我們可以以這個模式再度開始去理解我們個人和集體主體的定位,並且再度獲得行動和掙扎的能力(目前這種能力因我們社會及空間上的困惑而被取消)。後現代主義的政治形式(倘使存在的話)的使命將是在社會及空間的規模上,發明並設計一種全球性的認知性地圖繪製。


註釋


註 22:阿圖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見《列寧與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New Tork,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