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時代瘋狂史(BD0043)
Histoire de la folie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譯者：林志明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年07月31日
定價：900 元
售價：71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768頁
ISBN：9571326194

【二版自序｜書評｜導言 1｜導言 2｜導言 3｜導言 4｜導言 5｜導言 6｜導言 7｜導言 8】

▼  導言 8

如果說古典時代的出現，在傅柯筆下顯得十分地突然，那麼古典時代和實證主義時代之間，卻和一般對大革命的描述相反，顯示出過渡期的游疑和混亂——這是分裂和重合交錯運作、顯出動態的年代。首先出現的訊號是會發言和批判理性的瘋人再度在社會上出現。這時呈現的一連串的矛盾現象，瘋人為人解放，卻又引起恐懼；歷史進入瘋狂但瘋狂仍未進入歷史。隨著收容總署的取消、轉變，非理性世界消失，瘋狂也和悲慘窮困脫鉤，但又立即和犯罪及疾病掛鉤——它開始在另一個空間中居停，但這仍是一個監禁的空間。但監禁本身也已改變意義，它開始具有醫療價值，因為（他人）自由的良好使用方式已成為治療的一個向度。這時，主體／客體的對立開始有了新的意義。在過去，瘋人是非理性行為的主體，因為它選擇了過失；現在，瘋狂和瘋人只是威脅性的主體和被人研究的客體：因為具有威脅，所以仍需受到壓制，但又因為只是受機制決定的客體，所以早已為人宰制——瘋狂所揭露的秘密不再令人困擾，反而能起教導作用（原書p.462，中譯本p.537-538）。然而，好瘋狂和壞瘋狂的區分只有更加劇烈，因為那些無法被實證理性化約的非理性，在 19 世紀變化為一連串怪異的概念：道德性瘋狂、退化、天生的罪犯、變態，而面對這些無法「回收」者，現代意識只有施以絕對的譴責（原書p.478，中譯本p.554）。最後，在分析療養院和心理學的誕生條件時，傅柯讓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多重的重合，一種過度的集中現象：在醫生身上匯集了科學權威、父權、司法等權力，使他成為療養院中真正發揮醫療效果的核心人物（但這一點又是醫學在佛洛伊德之前不想他不敢承認的）。心理學和人之科學的誕生，也把瘋狂帶來的所有真理問題，集中在人的認識之上。這時瘋狂被化約為病態，然而病態也只是相對於常態，卻仍然是人的本性之一：透過人這個概念的中介，瘋狂不再有絕對的外緣、它異的地位，它反而成為人性知識的基石之一。實證科學不但是它的否定性根基的遺忘，也是這遺忘本身的遺忘。

六、惡痛（le Mal）與化身

一分為二的分裂原則，同時作用在理性和瘋狂身上。正如理性不只是合理的、邏輯開展的理性，它也指涉著一個和人之自由本質有關的基本理念，這其實是一個和道德倫理無法明確分離的理性，一個基本判斷和發明的理性；同樣，《瘋狂史》中的瘋狂也顯現出兩種基本的面貌：一個是寂靜的、以缺席為特徵的瘋狂，它像是沉默無言的自然，另一個則是活躍的瘋狂，它像是一個過度或過剩的事物，以其力量展示出文化的界限。

然而這兩個面向，卻在同一個概念之中得到綜合，那便是傅柯對瘋狂所提出的唯一定義：「作品的缺席」。這個概念並不意指瘋人完全不能成為言說主體，而是正好相反，他的語言絮絮不休、滔滔不決，卻在流瀉之中無法暫停凝聚，成為有結構的作品。然而這個作品的缺席狀態，傅柯認為它也內在於所有作品之中，是它們成立的條件——作品是對這個缺席威脅的突破。這個概念接近拉崗早年研究精神病（Psychose）時所提出的想法，瘋人的語言碰觸到一個基底的語言（langage du fond），接近超現實主義者的自動寫作，因此必須要以修辭學規則加以研究。

這個和常識相反的過剩性否定，在《瘋狂史》中又表達為另一組形像：那是所有瘋狂曾經有所鉤連的否定性集合，它們的數目之多、面貌之繁盛，使人不禁要問這是一本瘋狂之書，或是一本西方惡痛之史。瘋狂的體驗一直不是一個道德中立的體驗。它的歷史，彷彿是西方處理惡之問題的一章：

首先，瘋狂在文藝復興時代，被認為和麻瘋、死亡、末世紀有關，因此也與神聖相關。好瘋狂和壞瘋狂之間的暗地區分，則使它在批判意識中，擁有一個罪惡的面目——那是理性所無法同化的瘋狂硬核、愚蠢的、無法挽回的瘋狂。接著，古典時代中，非理性其實是在理性之上再加一層否定性的薄膜，那便是惡意、自由對惡行的選擇。這同時也是惡痛失去其神聖地位、悲慘貧困的問題開始被人以世俗眼光處理的年代。瘋狂在非理性世界中的居停，使它染上了這層惡意的膚色。但這樣的理性主義，也預含了一種翻轉的可能：瘋狂既然是瘋人所尋求的善，它在根柢上為善。

到了瘋狂被化約為心智疾病的年代，瘋狂，惡之代表，連這層自由也失去了，但它和疾病及犯罪僻鄰而居，使得某種潛藏的輕蔑，仍被加諸在它身上——當我們看到一個瘋人，我們傾向立即聯想他是位病人或潛在的罪犯。這時的瘋狂，只是人之真相的一把鑰匙。然而，無法被人類學理性所吸收者，則淪為非人。

《瘋狂史》除了在瘋狂的真相之上一直保持緘默和空白之外，它由一開始，也一直是一個「消失」的故事：中世紀末，痲瘋病由歐洲的地平上消失了。這相當於問說：那麼，是誰前來接替它所留下的位置呢？當然，能夠這樣問的前題是，這個排除的結構，這個二分的空間本身並沒有消失。這也是第一版序言所宣佈的悲劇型歷史結構。相對於辯證演進的歷史，傅柯提出一個恆定不變的文化結構，那便是理性和非理性之間像是日和夜、夢與醒一般的二分結構。由瘋狂和痲瘋之間的接續關係，我們有理由懷疑這也是一個和善惡之分相疊合的結構。然而，這個結構雖然具有沉默的不動性，而且也支持著歷史演變的可能，但是事件的出現，又會在這個二分的空間之中開啟一個重合的程序，使得歷史得到它的累積厚度。比如大禁閉時代來臨，非理性不只繼承了痲瘋的空間位置（許多收容總署的房舍和宗教收容所使用的是過去的痲瘋院），同時也受到痲瘋的象徵價值感染，使得後者就像一道幽靈，繼續在這塊地方徘徊——這是瘋狂作為生中之死的象徵主題。就這個意義而言，進行某一沉默的考古，不只是要為歷史之中受到掩埋的遺忘請命，同時也要使得消失者再度閃現。招喚一塊古老地方的亡魂。

由這裡我們看到《瘋狂史》所提出的文化界限和界限外的它異性，並不只是所有可能的否定性的總集合，它同時也和歷史中已經消失、卻又徘徊不去的幽靈有關。因為這些化身的纏繞，《瘋狂史》中的種種「惡」的形像之間也有了一種系譜上的關係，一種歷史堆疊之中的厚度。在這個關係被提出之後，我們也有理由問道，這許多「惡」的形像，是原初的惡呢，或是因為化身堆疊本身所造成的呢？換句話說，對於「惡」的拒絕，是不是來自西方人對所有化身性事物的懼怕呢？我想這裡我們觸及了《瘋狂史》基本思想的一個敏感地帶：邪惡、受咀咒的事物具有文化身份認同（identite）的化身（double）地位。誠如傅柯所說，文化透過對它的拒絕，也非志願地表達了它自己。但另一方面，因為化身和同一（meme）之間既差異又同一的關係——這像是影子、鏡像和物本體間的關係——，又使得真理問題和道德價值問題不可避免地交纏在一起。

七、傅柯的寫作風格問題

「傅柯的文字素以晦澀迂迴為能事。」「傅柯行文著述素以縹渺晦澀為能事，往往使讀者如墜五里霧中。」對於傅柯文字給人的印象，另外一位中譯者也說：「傅柯之文字極其繁複晦澀，神采洋溢。」但這些印象式的記述並沒有說出其中的細節如何——究竟是怎麼樣的晦澀，是全體還是某些部份，它可能來自什麼樣的原因，是概念上的定義不清，或是傅柯對其本人意圖掌握不夠清楚，是有意如此，或是修辭「過度雕琢」的後果……？傅柯文字晦澀的印象就這樣地流傳著，如果我們不能將這一點說明清楚，人云亦云，難免流為神話。

如果筆者想要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其實是因為在翻譯過程中得到的文字體驗和流傳的說法正好相反：不，傅柯的文字並不過度晦澀，其整體行文的論理程序給人的感覺反而是十分清楚，顯示出強大的文字駕馭能力，而這一點反而可能是傅柯文字複雜、曖昧，甚至容易受到傅統史學家排斥的來源。

首先，傅柯組織論述動態的方式，如同研究者已經指出的，經常是以正題反題的辯證方式進行的。這一點，在前面分析的《瘋狂史》第一版序言引文中已經可以看到：傅柯先說要尋找未受理性捕捉前的瘋狂，之後又說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雙重地不可能，接下來敘述這兩個不可能性，最後提出解決方案。在這樣的段落裡，每個論述部份的相互關係一直維持在一種清晰的線條之中，但如果我們把其中片段抽出來引用，使它脫離原有的動態，就可能得到和論述意圖完全不同的結果。這是傅柯容易為人誤解的一個地方：他的思想經常在一個論述動態（discursivite）中鋪陳進行。基本上的骨架很清晰，但如果讀者不仔細跟循，便容易陷入迷惑。

接著，傅柯所要描寫的，基本上不是堅實的對象本身，而是項和項之間的關係。同時這些關係又在歷史之中展開，這使得他經常使用對稱句作為基本句型，甚至在對稱之中製造出項和項的交錯配置（chiasme），給人一種說法「漂亮精采」的感覺。這樣的句型，其實透過對比對立，製造出的是一種意義的明確性，而且在形式上，又呼應著我們前面分析的基本思考原則（分裂與重合），使得傅柯的文章具有強大的說服效力。但傅柯散文一個可能的「病」也就在此，意義雖然明確了，但反而又因為過度明確而有落入武斷的危險。這樣的句子經常被傅柯運用在回溯小結的部份，給人一種可以良好掌握各時代意義的安全感，但也掩蓋了前面細膩的、多層次的分析和描述。

《瘋狂史》由細部來看，顯得明確，接近細膩的幾何學，但就其整體，又顯得十分複雜、龐大、線索多重纏繞——其實不就是迷宮的基本樣態嗎？迷宮的細部總是很明確，甚至過度明確，但我們卻因為它在量上相對地大以及難以找到適當的抽離視點，而無法對它作出概觀。傅柯作品產生的也是這種難以將其全體化的困擾。這是閱讀《瘋狂史》的弔詭感受：同時既是確定感亦呈不確定感。這個複雜性又因為傅柯在書中使用了多層次的發言位置，有轉向意圖多元曖昧的可能。這些多元的發言位置，主要可以歸納為三個「聲部」：一是線性但又強調結構和斷裂的敘述，二是在各層次進行擺盪性質的反覆辯證，三是天外飛來一筆式的抒情片段，這時作者直接涉入，以主觀的位置發言。如果我們不願意簡化傅柯，便必須特別注意這種聲部分配的關係。

閱讀傅柯常給人一種進入奇異世界的感受，這不僅來自他書寫反面歷史的基本立場（如此他便經常呈現出罕見的對象和角度），也來自他在隱喻使用上的特殊傾向：傅柯最常使用的是空間性質的隱喻。他在分析賓斯萬格著作時提出的二大軸線也適用於此：遠近的軸線被化作排拒結構所強硬劃出的內外之別，其餘明暗和上下的軸線則連合起來，成為某種「在地下警醒」的形像。這樣的句子經常出現在作者要提早向前瞭望的時刻，再加上瘋狂的擬人化手法，使得作者像是一個可以看到特殊空間的靈視者，也使得整個歷史敘述憑添神秘氣氛。

八、阿杜塞的見證

有一種意見認為，傅柯雖然使人們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樣思考瘋狂和理性，以及對精神醫療的發展史抱持過度天真的想法，但因為傅柯本人也沒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瘋狂史》對精神醫療的改進並沒有實質的助益。

面對這種粗糙的實用主義，我們只能用一個問題來回答——同時也用它作我們這篇長文的終點：傅柯所描寫的療養院時代是否已經完全成為過去？在這裡，我們建議讀者們沉思一段「發瘋的哲學家」阿杜塞在後《瘋狂史》時代寫出的見證：

一位「瘋狂」的殺人犯，他的情況[和一般犯人]並不完全相同。當他被關進療養院，很明顯並沒有可以預見的期限，即使人們知道或應該知道，原則上，所有的急性發作狀態都是過渡性的。但醫生們，如果不是一直如此，便是在大部份的時候，連急症也說不出一個接近的治癒期限。更好的是，一開始下的「診斷」不停地變化，因為精神醫療中的診斷一定是演進式的：只有透過病情的演變才能確定和變更診斷。當然，也就是利用診斷，才能確定和變更治療和預測。

然而，某些新聞媒體所培養的一般意見，雖然從來不區分急性發作但屬於過渡狀態的「瘋狂」（folie）和作為宿命的「心智疾病」（maladie mentale），卻是一下子就把瘋子當作精神病患，而所謂的精神病患又明顯意指終生患病，因此，也就可以並且真的被終生禁閉：德國新聞界所使用的Lebenstodt很能說明這一點。

一位精神病患，除非他能夠自殺，不然在整個禁閉期間，當然繼續活著，但這是在療養院的孤立和寂默之中的生活。被掩盞在他的墓碑之下，對於那些不去探訪他的人，他就像是已經死去一般，但是誰會來探訪他呢？不過，由於他並沒有真正地死去，而且，如果他是個名人，而他的死訊又還沒有宣佈（無名人士的死不算數），他就會慢慢地變成一種活死人的樣子，或者毋寧說，不死不活，只有對他週圍的親近人士或是對那些會想到他的人，才能發出生命的訊息（但這也是極端稀少的案例，有多少受禁閉者，幾乎從來沒有人來探訪——這一點我仍在聖安妮醫院及其他地方親眼目睹！），而且，再加上他也不能在外面公開發表言論，事實上——我這裡要大膽打個比方。他就像是被寫入世上所有的戰爭和大災難都會有的一個陰慘紀錄簿中——失蹤者名冊。

如果這裡我會談這個奇特的生活條件，那是因為我曾有親身經歷，而且，就某種方式而言，我今天還在過這樣的生活。即使我由精神療養院中被放了出來，已經有兩年之久，但是對知道我的名字的公聚意見來說，我卻是個失蹤者。不死不活，還沒有掩埋，但卻「沒有作品」（sans oeuvre）——這是傅柯用來形容瘋狂的漂亮字眼：失蹤。

然而，由於死亡會為個人的生命劃下句點，接著人們就把他埋在墳墓的泥土之下，失蹤者卻和死者有所不同，公聚意見感到失蹤者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在今天我便是一個這樣的例子），好像帶著一種風險：有一天他可能再度出現在生命的自晝之中（當傅柯感到自己已經痊癒時。他如此描述自己：「在波蘭自由的巨大太陽之下」）。然而，我們得要知道——而且這一點我們可以天天看到——這種可能再現行蹤的失蹤者的特殊地位，卻會培養人們針對他所感到的某種苦惱和不安——因為對於一個無法真正終結其社會存在的失蹤狀態，公眾意見會固執地把它理解為一個被關起來的罪犯或殺人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