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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性(BD0047)
On Human Nature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愛德華‧威爾森
       Edward O. Wilson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10月14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48頁
ISBN:957132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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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

要求人文社會知識界重視生物科學的大聲喊話

◎文/楊 照

威爾森的這本《論人性》在一九七八年出版,旋即獲得非小說類書籍的普立茲獎,而且在紐約市立圖書館的「世紀偉大書籍」展覽中,這本書也堂皇入選,其重要性可略見一斑。

威爾森自己在〈前言〉裡,一開頭就表明:「《論人性》是三部曲的第三本書。」前面的兩部曲,分別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昆蟲社會》,和一九七五年的《社會生物學:新綜合》。不過真正和《論人性》關係密切,而且預舖了讓《論人性》一出版就廣受爭議的,應該是後者《社會生物學》。這本書中威爾森整合了過去對於演化生物學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充滿自信的筆調,以綜合式教科書的形式,宣告了一個新學科的誕生,敲鑼打鼓地要求大家正視這門新學科。

「社會生物學」算是演化生物學的一支,對演化生物學的基本前提做出了重大的修正。「社會生物學」同樣從達爾文揭櫫的「天擇原則」去分析、理解生物界的種種現象,不過卻把演化的基本單位、基本發動元由生物個體調整為基因。換句話說,真正在適應環境不斷複製繁衍的,不是生物個體產生的後代,而是牠身體裡帶有的基因模式。

這個調整的主要動力來自於達爾文以降對於生物「利他行為」(altruism)的長期疑惑。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利他行為」?從單純的天擇角度來看,利他行為不應該存在。因為犧牲自己去成就別人的生物,能夠繁衍後代的機率當然會大幅降低,那麼利他行為也會因在天擇上的劣勢而快速消失,即使有突變產生了利他傾向,這種行為必然被天擇過程所淘汰,頂多只能是演化史跡上反覆、短暫出現的片斷靈光。

可是有一種最極端的利他行為,卻一直抗拒著這種解釋,那就是群居性昆蟲,像蜜蜂、螞蟻類的工蜂、工蟻。牠們負有隨時準備犧牲生命以保護聚落、蜂王、蟻王的責任,然而本身卻完全沒有繁殖能力。這樣的利他行為到底是靠怎樣的遺傳機制保留下來的呢?

「社會生物學」正是從在此類昆蟲身上做出突破研究而露出曙光的。威爾森本行是螞蟻研究,他的研究室正中央擺放了一個可供直接觀察的活生生的大蟻窩,而且他除了《論人性》之外,還曾以《螞蟻》一書第二度獲得普立茲獎,這個背景對我們理解他的想法當然非常重要。在對螞蟻的研究中,社會生物學家發現了被威爾森稱為「這才是地球上新奇的東西」的「單雙套染色體制」(haplodiploidy)的遺傳系統。簡單說,就是受精卵產生一種性別的個體,然而未受精卵也可以獨自發育成為另一種性別。這些未受精卵就構成了工蟻,因為他們的基因百分之百和蟻后相同,蟻后的存在也就保障了其基因的複製繁衍機會,於是工蟻體內擁有的純粹利他的基因,使得蟻后受到更好的保護,結果是這個利他性基因非但不會隨這些工蟻的前仆後繼獻身殞滅而消失,反而可以更安全地擴張。

由這樣的認識,也就提醒了研究者,要瞭解演化真正的機制,個體是非常不可靠的對象。我們一方面要把個體拆解開成為基因的組合,去透視「自私的基因」的動向;另一方面又得把個體放進牠所處的群體網絡裡,才有辦法準確計算出某種行為在演化上的利弊得失。建立在這兩個擴張的概念上,而有了「社會生物學」。

威爾森是「社會生物學」最傑出的代言者,如果沒有威爾森,這門學科雖然還是會存在,卻不可能受到美國知識界的普遍注意,更不可能透過傳媒的力量,成為美國社會的爭議焦點之一。

威爾森研究螞蟻、研究昆蟲起家,不過他宣揚「社會生物學」的方式,卻是早早就把由螞蟻、昆蟲研究所得的若干原理,暗示其更廣大的適用可能。以他的「三部曲」為例吧。從《昆蟲社會》跳到《社會生物學》,至少展現了兩項野心。第一是要把由「昆蟲社會」中找到的新視角,擴張成為可以拿來看待其他非昆蟲領域的獨特生物學科。第二個更大膽的野心,則是明白地指出了:人類的社會行為很可能也都遵從著和昆蟲一樣的一些基本演化規則。

《社會生物學》這本教科書,大部分的內容其實還是以鳥類、昆蟲為對象做例證,只有在書末最後一部,用很簡略的方式隨手拈來以「社會生物學」原理對靈長類動物的一些初步觀察。可是最後一章,威爾森毫不保留地把人也納進這個「社會生物學」的視野裡,標題叫〈人:從社會生物學到社會學〉。

這部分看起來好像要把人類的社會行為統統改由生物原因來解釋的內容,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科學家藉威爾森之筆打蛇隨棍上,順便發洩他們對於「不精確」、「不科學」的「社會科學」的輕蔑與不滿;另外也就有許多社會人文學者,緊張地把威爾森紮成了「科學主義霸權」的稻草人,憤怒地日日撻之伐之。一場延續「兩種文化」爭議的論戰隨即點燃,一下子炒熱了威爾森和「社會生物學」的知名度。

《論人性》就是威爾森對於那惹禍的終章內容的擴充與深化,試圖用較寬裕的篇幅講清楚自己的想法,並且引述更多的社會人文學科既有內容,來進行較有效的對話。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出威爾森做為一個學者的特殊資質。他固然不憚於惹起風波,卻也不會不負責任打了就跑。看來聳動的話題給他帶來名聲,他卻也不會因此就偷懶,而是在滔滔辯爭間冷眼靜心,隨時準備找機會把自己的話講得更週全些。因為有論戰、爭議作底,加上《論人性》這樣大刺刺的哲學經典式的書名標題,此書一出當然也是一時喧騰。威爾森不憚惹事的性格,表現在他直接挑出「攻擊」、「性」、「宗教」等最核心的人文社會思想課題做剖析目標,絕不閃躲。

然而我們倒也不能只看他的姿態,就誤以為必然會在書中到處讀到以科學挑釁人文的傲慢狂言。威爾森的基本用心其實還是相當平和而妥協的。

威爾森的立場,有兩項那個時代環境下特殊的對抗性條件。條件一是在美國社會科學界長期占有領導地位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很有趣的,行為主義之所以盛行,一個原因就是社會科學努力想要把自己轉型成為「真科學」。和物理、化學等「真科學」相比,像斯金納(B. F. Skinner)等人就覺得社會科學之「不長進」,在於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太多夾纏不清的互動。研究者太容易以主觀去推測研究對象,尤其推測對象的動機心理,是擾亂科學嚴整推論程序的最大「亂源」。由此檢討而有了要求只以「行為」作對象,只分析記錄「行為」的主張。

然而「行為主義」的通俗面衍義,卻成了相信可以不顧思想、動機,純粹從行為訓練上來塑建理想人格、理想人際關係、理想社會。斯金納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不是他的科學報告,而是講怎樣教育小孩的《桃源二村》(Walden II)。然而從威爾森的角度看,他卻看到這樣一種態度完全忽略了人類從生物遺傳一面獲得的基本材質限制,讓許多人錯覺以為人類行為有無窮的發揮空間。針對這樣的假想,威爾森特別把他認為的「人性」定義為:

過去所做選擇的累積和記憶、對未來抉擇的考慮,及藉以產生決策的情緒之再體驗,所有這些構成了心智。一個人在決策過程中表現的特殊性,使他個人和其他人有所區別。但是,所要遵循的規則甚嚴,足使所有個人選擇的決策廣泛重疊;因而產生的趨同性之強,可以稱為人類天性。

從生物學理解上尋找人類行為的可能邊界,這是《論人性》的重要目的之一。另外還有一項威爾森要對抗的時代條件,則是在「兩種文化」隔絕情況下,造成社會人文工作者,對於環境影響的高度重視,尤其是以研究「異文化」為職志的人類學,扮演最關鍵的角色。人類學家每提供一種異文化的圖象,直接的效應就是質疑現實社會的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早在二十世紀初期,鮑亞士(F. Boaz)就用實際測量指出文化甚至會改變移民者後裔的頭型。米德(M. Mead)對薩摩亞青少年性意識與性行為的調查,更被奉為是新世代推翻既有約束的性禁忌的聖經。後來還有像沙林斯(M. Sahlins)提出「原始富裕社會」的觀念,從勞動時間、攝取營養、生活品質上比較,認為漁獵採集生活其實非但不貧窮、不可憐,甚至還是一種「原始富裕」型式的享受。

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許多。一波波的衝擊,當然多少動搖了社會的自以為是,然而卻也使得愈來愈多社會科學家從環境、社會結構、文化價值上去尋求一切問題的解釋。性別分工被質疑、種族特色被質疑、同性戀的成因被質疑、甚至連精神分裂症也被質疑根本沒有生理性的基礎,全是錯誤環境造成的。

威爾森對這樣的趨勢潮流,也不以為然。他覺得在他所熟悉的遺傳學、社會生物學領域裡,早已做出許多不容置疑的結論,對這些問題提出決定性的意見。他並不覺得科學界的結論必然是真理,但他堅持警告:如果不把這些結論納入考慮,人文社會學科的努力勢必多繞許多冤枉路,在一些不是那麼有意義的問題上耗費許許多多精力。

《論人性》這本書,是威爾森對社會人文知識界的大聲喊話。所以威爾森才會說這本書不是「科學著作」。威爾森知道,要喊話,要讓對方聽見,絕對不能採取高傲的姿態,運用己方帶有封閉性的語言。他聰明、認真的地方,就在於深入了西方人文與社會學科的語言架構裡,鍛鍊出一套兼具文采與清晰邏輯的寫法,並且近乎炫學地在科學知識間穿插各式各樣人文社會經典的旁徵博引,交織出一幅炫麗多彩、不容易被拒絕的熱鬧盛宴寫真。

不過在這樣的過程中,威爾森其實也對科學的立場做了許多讓步。他明白表示,只是要用生物學做社會學的「對手科學」,試圖以生物學層次來包納社會學議題,其實不是為了取代、淘汰社會學,而是刺激社會學開拓出新視野。又例如他直截地承認:有生物的與文化的兩種演化,而對人類而言,文化演化遠比生物演化來得快速而且威力強大。這些觀點於最近二十年間,都在科學內部發酵成龐大的改革運動能量。

《論人性》當時出版的時代環境,到現在已經改變很多了。而《論人性》本身正是促成這些變化的重要動力。二十年後《論人性》的中譯本再度面世,我們不只可以讀到威爾森的淵博與精思,更還可以讀到一個知識典範逐漸浮顯的前史序曲。

(作者為《新新聞》總編輯、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