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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修辭學
一九六九至七○年間幾乎在同時出版了三本著作，雖然它們的範圍深淺不一，但它們的標題卻以一種極具徵候性的方式相互呼應：一本是列日（Lie）學派的《普通修辭學》（Rhorique gale）， 大家知道其原先的書名為《概要修辭學》（Rhorique galis）；再者是米歇爾‧德居（Michel Deguy）的文章，〈概要辭格之理論〉； 以及雅克‧索謝（Jacques Sojcher）的〈隱喻概論〉； 修辭學─辭格─隱喻：在一種偽愛因斯坦式概論之否認或補償的幌子之下，數世紀以來像日益減少之財產般不斷地縮小其能力範圍的學科，或至少可從此勾勒出其行動範圍的歷史進展之主要階段。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並無意成為「通論」（更別說「概論」）：但它就其所探討對象的深淺度而言，確實是全面的，以致於辭格理論在此書中尚不值得特別提及：（全書三卷中）在專論文體與佈局的一卷裡，僅有數頁論及對照（comparaison）和隱喻（maphore），其有如狹小之地域、偏僻之邊疆，淹沒在帝國的遼闊幅員當中。今天，我們 則進行到將有關辭格（figures）之論著稱為修辭學總論的地步了。而如果我們可以「概論化」這麼多東西的話，顯然是因為已簡略太多：從柯拉（Corax）至今，修辭學史是一部 Y。
從表面上看來，自中古初期古典修辭學─也就是在亞里斯多德和昆提連[1]的著作中可見的─所特有的平衡開始瓦解：首先文類（評議性、辯論性、訓誨性）之間的平衡瓦解，由於共和制度的死亡（塔西特〔Tacite〕早已看出這是雄辯術衰退的原因之一
），造成評議性文類的消失，而與公民生活的大環境息息相關的訓誨性文類似乎也無影無蹤：馬提諾斯‧卡布拉（Martianus Capella），然後是衣希多爾‧德‧塞維勒（Isidore de Sille），兩人皆注意到這些棄用：修辭學是公民辯論中發展完善的科學；
其次，「段落」（起頭、佈局、結辯）之間的平衡則由於三者的修辭技巧交會，而在文法和辯證之間遭到擠壓，迅速被侷限在論述的口語表達、論述裝飾和華麗修辭等的研究中。尤其在法國，古典時期，特別是十八世紀，便承繼了這類型態，不斷在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中強調將誇張的辭藻奉為至尊：荷馬與維吉爾（隨後即是哈辛）取代了戴蒙斯那（Dosthe）和西塞羅[2]，修辭學在本質上傾向於變成一種詩學性術語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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