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BDB0056)
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伊恩‧弗格森
       Iain Ferguson
譯者：宋治德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年09月27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32開／平裝／336頁
ISBN：9789571379524

【推薦序｜內文摘錄】

▼  推薦序

推薦序

精神痛苦的社會根源
曾凡慈 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

根據衛福部的最新統計，臺灣在二○一七年中有將近二百六十四萬人曾因精神疾患相關困擾而尋求醫療協助，比起十年前的數據大約提增三成。同樣在二○一七年，臺大醫院精神科也發表全國第一個兒少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發現高達百分之二十八點七的孩子患有任一種精神疾病，百分之三的孩子有自殺意念，百分之零點三有自殺行為。這樣的心理健康危機顯然不是臺灣獨有的現象。差不多同一時間，世界衛生組織公布報告指出：憂鬱症已成為全世界人口中導致身心失能的最主要因素，自殺更在十五至二十九歲年輕世代死因中高居第二位。除了呼籲社會提供更充分且更精緻的心理健康專業服務之外，我們還能怎樣理解這樣的數字所指涉的現實？思考什麼樣的解方？

伊恩．弗格森是西蘇格蘭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學系榮譽教授，也是社會主義傾向的政治活躍分子。他在二○一七年寫就《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提供有別於主流精神醫學框架的視角與洞見，好讓我們能思索這些儼然已成為當代不可迴避的集體問題。在本書中，弗格森開宗明義地將當代加劇的心理健康危機，歸因於我們生活所在的政治經濟體系──也就是以資本累積而非人類需求為動力的資本主義，據以挑戰「（生物醫療）模式」，今日我們對精神痛苦的主流理論以及專業服務，都是奠基於此，也就是強調精神疾病的根源在於個人的生理性缺損（主要概念化為大腦功能異常），從而正當化藥物與其他諸如認知行為治療等介入形式。

雖然對於現行精神疾病理論與實作抱持批判立場，弗格森絕非反精神醫學人士。他深刻認識到：如果我們否認精神疾病的存在，甚至反對精神醫療本身，在當前新自由主義治理的趨勢與脈絡下，可能導致國家以撙節為名削減心理健康服務，直接造成更多受苦的人無從獲取治療資源，並將照顧責任更加諸在私己家庭之上（這實在有違社會主義的理念）。但與此同時，弗格森同樣犀利地點出，醫學模式將疾病的根源定位在個體的生物缺損，經常使得受服務的經驗是壓迫性與污名化的，也讓康復成為個人的責任。而無論是使用藥物或其他介入，如果目的都是藉由改變個人的身心狀態或行為模式，來適應社會的要求，最終還是無助於提升集體的精神福祉。因此，雖然問題的根源最終還是在於資本主義內建的競爭、剝削及其所導致的異化經驗，但追求一種更看重使用者尊嚴與自主的心理健康照顧與服務模式，仍是當前刻不容緩的。

因此，這本書非常適合推薦給兩類型的讀者：一種是肯認精神醫療對受苦的人可能帶來的效用，卻又對日益生物醫療化的實作趨勢有所不滿的精神醫療服務使用者、倡議者，甚至工作者。本書最精彩的貢獻之一，無非是弗格森深入精神醫學內部尋找那些深具批判性的思想遺產，一路從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連恩等人的反精神醫學主張及其批評，梳理到晚近的批判精神醫學以及倖存者運動所試圖推動的典範轉移：回到人們的生活經驗中尋找精神痛苦的成因，並同時發展更能賦權增能的照護與支援方法。

另一群合適的讀者，則是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訓練出發，試圖對當代日益普遍的精神痛苦予以結構性的理解，卻又對強建構主義（strong constructionism）的認識取向感到踟躕。這本書意識到，將「造成極大痛苦的心智與行為模式」等同於疾病，此種認知非常危險，但也同意「精神疾病」有可能做為一個批判性地概念，特別是當我們想透過這樣的概念來反思既有社會組織與運作方式，並進一步提出改革的要求。正如弗格森在此書中所立論：藉由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歷史與辯證方法，揭示出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如何普遍性地失去對自己勞動力的有意識控制，這種異化經驗會對他們的精神健康產生破壞性的後果。

做為對當代精神痛苦與健康服務提供的政治分析，這本書無疑在理論層次上深具啟發，但也同時需要更多經驗材料的支撐與佐證。關於這一點，讀者或許可以相互參看同樣在近期出版、威金森與皮凱特所著的《社會不平等》及《收入不平等》。 其次，正如同弗格森（2019)在與雪莉．法蘭克林（Shirley Franklin）辯論時指出：精神痛苦本身具有高度複雜性，任何一種粗糙的化約主義都是危險的； 將我們今日高度精神健康問題的原因歸結於資本主義，這樣的論點也必然有其限制。例如，弗格森顯然沒有注意到：性別是心理健康與疾病的重要影響因子。就以前面提到的憂鬱症為例，女性有相較於男性的兩倍盛行率，相對上，酒精成癮則是有相反的性別比； 另外，年輕的性少數群體也比異性戀同儕有著更高的自殺比率。 當這個社會同時存在著多重的壓迫體制彼此交織，很難冀望透過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就能許諾我們集體精神健康的更好前景。

在臺灣，我們對於精神痛苦的集體認識，或許正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整個精神醫療體制日益傾向生物醫學典範，借鏡大腦科學與精神藥物學所樹立的自然科學權威；另一方面，各種關於創傷的心理論述藉由文化出版與新媒體管道大量浮現，將精神痛苦的成因回溯到生命歷程（經常是童年）微觀互動中令人受挫的經驗。除了肯認精神醫療具有救助效用，我們同樣支持人們運用各種大眾心理學的概念工具以自我幫助，或進一步發展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文化來相互扶持。我們亦樂於看見，正是在此刻，由精神醫療使用者所主導的倡議運動，或所參與的心理健康服務改革，也在這塊土地上悄然萌生。然而與此同時，對於整體社會制度如何不利於集體心理健康的辨認與論述，以及專業工作者「結構能力」（structural competency）的培養，都是至為重要的關鍵任務。如何一步一步地，從挑戰主流生物醫療模式開始，到爭取更符合理想的精神照顧服務，乃至於打造一個更有益於集體心理健康的世界，《精神疾病製造商》這本書無疑是很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