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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法國人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類別最新出版】
明室:攝影札記
性史:第二卷 快感的使用
知識考古學
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
性史:第一卷 知識的意志


舊制度與大革命(BDP0051)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阿勒克西.德.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譯者:李焰明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23日
定價:420 元
售價:33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52頁
ISBN:978957136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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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法國人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為何法國人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在為大革命做準備的所有思想和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觀念、以及對公共自由的愛好,是最後才出現的。就像它們曾經是最先消失的那樣。

人們很早就開始動搖政府這座古老的大廈,它已經搖搖欲墜,但還沒有涉及自由的問題。伏爾泰幾乎不去想它。在英國生活的三年讓他看到了自由,卻沒能使他愛上自由。英國自由傳播的懷疑論哲學令他欣喜,其政治法律卻很難打動他,他發現英國的政治法律缺點比優點多。他關於英國的信劄已成為傑作,而議會是他在其中談得最少的。其實他相當羨慕英國人的學術自由,但卻不怎麼關心他們的政治自由,好像沒有政治自由,學術自由也可以永存似的。

十八世紀中期左右出現了一些文人,專門論述有關治國的種種問題,因許多原則相似而獲得了共同稱號—政治經濟學家或重農主義者。在歷史上,政治經濟學家沒有哲學家那麼光榮,對大革命之來臨的貢獻也可能少於哲學家,但我認為只有閱讀他們的著作,才能最深入地理解大革命的真正本質。

哲學家在治國問題上,幾乎沒有擺脫那些非常普遍且非常抽象的思想;政治經濟學家雖然離不開理論,但更接近事實。一些人講述可以想像的事,另一些人則指出需要做的事。

大革命要徹底廢除的所有制度都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沒有一種制度能搏得他們的好感。而所有可以被視為大革命成果的制度,都是他們事先發起並積極宣導的。幾乎每種制度都可在他們的著作中找到雛形,從中可以找到所有大革命的基本內容。

此外,從他們的著作中已經能看到我們十分熟悉的那種民主的革命性格。他們不僅憎恨某些特權,對於區分階級簡直是深惡痛絕;他們崇尚平等,即使是受奴役也要平等;妨礙他們實施計畫的事物都必須掃除;契約很難得到他們的尊重,他們不看重私人權力,或者更確切地說,在他們看來早就不該有私人權力,只有公益事業。不過,一般情況下,他們都是一些性格溫和、安詳、有德行的人,誠實的法官,精明能幹的行政官之類。他們之所以投身這項事業,是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有特殊天賦。

政治經濟學家對舊事物不屑一顧。「數世紀以來,國家一直受某些錯誤原則的統治,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羅納說。他們從此一觀念出發,所有在法國歷史中已牢牢紮根的古老制度,只要有一點令他們不滿、有損其計畫,都成為他們要求廢除的對象。有個政治經濟學家還建議廢除所有舊的領土畫分、改變所有省分的名稱,這個建議在四十年後被制憲議會採納,並付諸實行。

在自由制度的觀念在他們腦海出現之前,政治經濟學家就已具有大革命進行的所有社會和行政改革思想。
他們積極宣導食品自由貿易以及工商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他們並不關心,甚至當政治自由偶爾在他們的想像中出現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加以排斥。大多數人一開始就對評議會、地方附屬權力,以及不同時代在所有民族中建立的、旨在制衡中央權力的所有平衡力量持敵對態度。魁奈說:「在政府中設立平衡力量的制度是個有害的想法。」魁奈的一位友人也說:「人們設想平衡力量制度所依據的那些哲學思想都是虛幻的。」

他們為反對濫用權力而發明的唯一保障機構就是公共教育,因為按照魁奈所說:「國民受到啟蒙,專制制度就不可能產生。」他的另一位弟子也說:「濫用權力導致的惡果令人震驚,人們於是發明了無數毫無用處的方法,卻忽略了唯一真正有效的途徑,便是把司法本質和自然秩序放進長期普遍的公共教育中。」他們試圖以這種文學性的、混亂難解的話,來取代所有政治保障。

農村一片荒涼,既沒有道路也沒有工業,農民愚昧無知,而政府不聞不問。勒特羅納對此深感悲痛,但他並不認為讓農民自己處理農村事務效果會更好。

至於杜爾哥,這個因偉大的心靈和卓越的天資而與眾不同的人,並不比別人更喜愛政治自由,或至少他對政治自由的興趣是在公眾情緒的感染下才產生的。對他而言,如同對大多數政治經濟學家那樣,政治的首要保障應當是國家按照某些步驟、並以某種精神為原則所實施的公共教育。杜爾哥對這套知識療法,或者就像他同時代的一個人所說的,對某種符合原則的教育機制充滿信心。他在一份報告中向國王提交了一個相關計畫,其中寫道:「陛下,我敢向您保證,再過十年,您的國家將煥然一新,它將因知識、高尚的風俗以及為您和國家效勞的智慧的熱情而遠勝所有其他民族。此刻的十歲孩子們,那時將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他們熱愛國家、不是因恐懼而是出於理性服從統治、樂於幫助同胞、習慣性地承認並尊重司法。」

法國的政治自由久遭摧毀,政治自由的條件和效果如何,人們幾乎再也想不起。再說,遺留下的那些不成形的殘跡、以及似乎是用來代替政治自由的種種制度,都使政治自由變得令人懷疑,並使人們經常對它產生偏見。那時還有三級會議,但大部分形式陳舊,思想還停留在中世紀。非但無助,反而阻礙社會進步。最高法院是唯一負責代理各種政治團體的機構,不但無法阻止政府作惡,還常常妨礙政府行善。

借助這些舊的手段來實現他們設想的大革命,在政治經濟學家看來是不可行的。讓已經成為革命主宰的國民來實現他們的種種計畫,此想法同樣讓他們不滿意,因為很難讓全體人民接納並追隨一個如此龐大、各部分關係如此緊密的改革體系。他們覺得利用國王的政府來實施自己的計畫更容易,也更合適。

這個新政權不是脫胎於中世紀制度,也沒有中世紀制度的痕跡。儘管它有種種錯誤,政治經濟學家卻在其中發現了某些好的傾向。和他們一樣,新政權也出於天性,對地位的平等和法規的統一表示讚賞,也對所有出自封建制度或趨向貴族制度的舊政權深惡痛絕。像這樣組織良好、強而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歐洲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對政治經濟學家來說,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簡直是天賜良機。如果那時也像今天這樣時興讓上帝干預一切的話,他們一定會說這是天意。勒特羅納說:「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太多了,在法國,瞬間就可以完成改變整個國家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會受到黨派的阻礙。」

因此,關鍵不在於消滅這個專制政權,而是要使之徹底改變。梅西埃.德.拉.里維埃說:「國家應當按照基本秩序的法則進行統治,如果是這樣的話,它應該擁有無限權力。」還有人說:「國家必須認清自己的職責,然後就可以讓它擁有充分的自由。」從魁奈到修道院院長博多,你會發現他們都是同一類人。

這些政治經濟學家不僅仰仗王室政府來改革當代社會,還在某種程度上向王室政府借鑑了他們要建立的未來政府的觀念。正是在審視那個時代的政府的同時,他們的腦海裡形成了未來政府的另一番景象。

根據政治經濟學家的觀點,國家的職責不只是統帥國民,還應當以某種方式提高國民的素養,它必須依照自己事先樹立的楷模來培育公民精神。國家有義務向公民灌輸某些思想,使公民心中充滿某些在它看來必不可少的情感。其實,國家有哪些權力、能做些什麼,這都是沒有界線和限制的。它不只是使人趨向完善,還能使之徹底改變。創造新人類,這個任務也許非國家莫屬!博多說:「國家需要什麼樣的人,就可以造就出什麼樣的人。」這句話可以概括他們的全部理論。

政治經濟學家所設想的那個強大的社會權力,不僅比他們眼前所見到的任何政權都更大,在起源和性質上也不盡相同。它不直接源自上帝,不屬於傳統的一部分;它是不具人格的,它的名稱不再是「國王」,而是「國家」;它不是家族遺產,而是眾人的產物和代表,因而必須使每個人的權利服從於全體意志。

所謂的民主專制是一種特殊的專制形式,中世紀時仍聞所未聞,但到了政治經濟學家這裡已經習以為常。
社會不再畫分等級,不再有階級的標記,不再有固定不變的地位。人民皆由差不多相似且完全平等的個體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認為是唯一合法的主宰,但所有能使他們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權力卻都被剝奪了。他們之上有一個不可取代的代理人,此人能以人民的名義做任何事情,無需徵得其同意。監督這個代理人的是無形的公眾理性,對他做出裁決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律。他在法律上是一個從屬的代理人,實際上卻是個主宰。

當政治經濟學家在身邊找不到任何看來與此一理想相符的東西時,他們就到遙遠的亞洲去尋找。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一個政治經濟學家在其著作中不對中國大肆讚揚,讀他們的書必定會看到這點。由於那時人們對中國的了解不多,我們從他們那兒讀到的都是些無稽之談。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布的那個愚蠢而野蠻的政府,在他們看來是最完美的典範,可供全世界所有國家效法。他們眼裡的中國政府,如同後來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中國的君主專制不帶任何成見,為了表示對有用的技藝的尊重,每年都要親自耕地;在這裡,所有官職的錄用均需通過科舉考試,把哲學奉為其宗教,把文人立為貴族階級。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深為感動,心馳神往。

有人認為我們今天所指稱的、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那些破壞性理論,是新近產生的,這是錯誤的,因為這些理論與早期政治經濟學家屬於同一時代。當政治經濟學家利用他們想像中無限強大的政府來改變社會形態時,其他人則一心想利用同一政府來摧毀社會根基。

如果你讀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你就會在書裡看到政治經濟學家有關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無限權利的全部學說,看到近年來最令法國震驚、我們似乎正看著它們誕生的許多政治理論:財產公有制、勞動權利、絕對平等、一切事物的單調一致、個體行動的機械畫一、法規的嚴酷和公民個性完全消解於集體社會之中。

《自然法典》的第一條寫道:「社會中的任何東西都不特別作為財產屬於個人。」第二條寫道:「所有制是可憎的,企圖恢復所有制的人都是瘋子和人類的敵人,都將被判處終身監禁。國家必須向每位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供養他們、照顧他們。所有物品將被聚集在公共商場裡,供全體公民享用,滿足他們的生活所需。所有城市均按同一規畫建造,所有供個人使用的建築物外觀都應相同。所有孩子從五歲起便離開家庭過集體生活,由國家出錢按相同方式撫養。」你大概會以為這本書寫於昨天,其實它已有一百年歷史了。它是在一七五五年,即魁奈創立其學派的那個時代出版的。中央集權和社會主義確實源於同一土壤,二者之間的關係就如同種植的果實與野生樹苗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