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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消失的伊甸園
要了解過去文明的崩壞，我們必須面對一個重大爭議和四個根盤節錯之處。這個爭議就是過去的族群（有些他們的後裔今天還活著，而且會表達意見）是否自作孽不可活，崩壞是自己一手導致的。今天，有關生態環境破壞的問題，我們的確要比幾十年前更為敏感。連飯店房間都掛了牌子，提醒我們愛護大自然，因此多要一條乾淨的毛巾，或是讓水龍頭的水嘩啦嘩啦地流，都會讓我們覺得有罪惡感。今天，破壞環境等於罔顧道德的罪惡。
有些古生物學家宣稱，在夏威夷和紐西蘭演化的鳥類，大半數早在遠古就被夏威夷土著或毛利人的祖先滅絕了。那些土著的後代必然不高興聽到這樣的話。美洲土著也不喜歡聽考古學家說什麼阿納薩茲印第安人在美國西南部濫墾濫伐云云。一些古生物學家或考古學家聲稱的發現，聽在某些人的耳裡，頗有白人種族歧視的論調，認為那是驅逐土著的藉口。這種議論聽來像是科學家在說：「你們的老祖宗管理不當，失去了土地，活該。」美洲和澳洲的白人，因政府給原住民土地補償金而忿忿不平，也拿那些學者聲稱的發現做為議論根據。不只是原住民，一些研究原住民而且同時認同他們的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也認為那些研究結果具有種族主義色彩。
有些原住民和認同他們的人類學家則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堅持過去的原住民是溫和善良的人（今天的原住民也一樣良善），很有生態環境管理的頭腦，對自然了解很深，也尊敬自然。這些原住民的家園就像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伊甸園，原住民在此過著天真無邪的日子，絕不可能做出那些壞事。正如一個紐幾內亞獵人告訴我的：「如果有一天，我在我們村子的某一個方向射中一隻大鴿子，我會等上一個禮拜再去另一個方向狩獵。」只有第一世界的居民才不懂得珍惜自然、尊敬環境，逕自破壞生態。
事實上，這兩派走極端的人，不管是種族主義者或認為過去原住民活在伊甸園中的人，都犯了同樣的錯誤，也就是認為過去的原住民基本上和現代第一世界人民非常不同（不管是比第一世界的人低劣或優秀）。自從五萬年前，人類有了發明、創造的技能，狩獵技巧也增進之後，環境資源的永續經營一直是個難題。四萬六千年前，澳洲大陸出現第一個人類的殖民地，澳洲許多巨大的有袋動物和大型動物隨後就滅絕了。本來沒有人跡的陸地──不管是澳洲、北美洲、南美洲、馬達加斯加、地中海島嶼、夏威夷和太平洋上好幾十個島嶼──在人類入住之後，總帶來一波大型動物的滅絕。這些動物原本在沒有人類的威脅之下演化，遇上人類之後就遭殃了，不是容易遭到人類捕殺，就是因棲地變化、害蟲和疾病而導致滅絕──凡此種種，人類都脫不了干係。任何一個人都可能落入過度剝削環境資源的陷阱，這方面的問題處處可見，我們會在後面的章節中討論：例如自然資源起初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由於自然資源本身在幾十年當中的含量多寡有著自然起伏，人類剝削環境資源的徵兆最初看不出來；再者大家共用同一個資源，很難建立自我節制的共識（這就是所謂的「公有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後面章節會再詳述）；生態系統非常複雜，即使是生態學家，也常常不能預測人類干擾造成的結果。今天我們都覺得棘手的環境問題，在古代當然更難應付，特別是古代不識字的人類族群無法研究社會崩壞的案例，不知道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卻在無意間造成生態破壞的悲劇，這也是他們當初無法預見的結果。這種生態破壞不是該受譴責的盲目行為，也不是自私自利造成的。過去崩壞的人類社會（如馬雅）有些是最具創造力的，也曾經是那個時代最先進繁榮的，不一定是愚蠢、原始的社會才會淪落到那個地步。
過去的人類族群既非無知、沒有良心，活該被滅絕或土地被剝奪，也不是高瞻遠矚的環境守護者，能解決今天仍然無解的環境問題。造成他們成敗的環境因素，其實和我們今日成敗的環境因素十分類似。沒錯，雖然我們今天的情況和他們有所不同，還是有相當多類似之處，可做為借鏡。
我認為特別重要的一點：我們不可為了要給原住民一個公道，而做歷史性的假設，假定他們與自然相處之道為何。在我看來，這種假設似乎不只是一廂情願，也很危險。從很多或大多數的例子來看，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已經發現非常多的證據，證明過去的原住民活在伊甸園的假設是錯誤的。如果提出這種假設是為了公平對待那些原住民，當這種假設被推翻，豈不是暗示：我們不必公平待之？事實上，要怎麼對待他們，並非根據那些歷史性的假設，而是基於道德原則：我們本來就不該剝奪一個族群生存的土地、使他們俯首稱臣，更沒有滅絕別人的道理。
五個框架
上述就是過去生態環境崩壞的一大爭議。至於根盤節錯之處，過去的人類社會並非每一個都因為生態環境的破壞而走向毀滅：有些社會毀滅了，有些則依然屹立不搖。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有些社會體質脆弱？至於沒有毀滅的社會，又有何特出之處？像冰島和玻里尼西亞的蒂蔻皮亞島這兩個後面將進行討論的例子，就有化險為夷的本事，解決了非常困難的環境問題，因此得以長期繁盛，直到今天依舊欣欣向榮。維京人當初在冰島殖民的時候，冰島環境的險阻表面上看來和挪威相似，其實大有不同。起初，維京人不分青紅皂白地破壞冰島表土和大部分的森林，後來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冰島一直是歐洲最窮困、生態環境破壞得最嚴重的國家。然而，在冰島生存的後代子孫終於記取教訓，實行嚴格的環境保護措施，如今在全世界每人國民所得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至於只有一丁點大的蒂蔻皮亞島，不得不做到幾乎什麼都自給自足，但島上居民對資源利用進行微管理（micromanagement），也小心控制人口成長的數量，生產力才能持續三千年以上，直到今天。因此，本書不是串連一個又一個人類社會崩壞的悲慘故事，也提供一些可以取法的成功之例，讓我們覺得未來不是那麼悲觀。
此外，就我所知，沒有一個社會是單純地因為生態環境受破壞而毀滅的，總有其他因素介入。我計畫撰寫本書之時，我並不認為那些原因是關鍵。我天真地以為，這本書探討生態環境的破壞就夠了。最後我得到一個結論，探究任何環境崩壞的可能因素可從五點來看，其中四項是：生態環境的破壞、氣候變化、強鄰威脅，以及友邦的支持。對某一個社會而言，這四項或許不一定特別重要，第五項卻總是成敗的關鍵：面對環境問題的時候，一個社會的應變力如何。讓我們逐一討論這五項，這個順序只是為了方便討論，沒有首要、次要之分。
第一個牽涉到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這個問題我們先前已略提一二。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以及是否得以回復，部分和人的因素有關（例如每年每一公畝砍伐的樹木數量），部分和環境本身的特質有關（例如每年每一公畝中有多少幼苗能發芽，樹苗的成長速度有多快）。環境的特質還包括脆弱性（是否容易受到破壞的影響）以及回復力（從破壞復原、起死回生的潛能）。脆弱性和回復力還可分別探討，例如討論一個地區的森林、土壤、水產資源等的脆弱性和回復力各是如何。為什麼只有某些社會遭受環境崩壞的問題，原因可能是居民恣意妄為的結果，也可能是環境中的某些層面特別脆弱，或者兩者皆是。
在我的五個框架中，第二個討論的是氣候變化。一提到氣候變化，我們常常聯想到人類造成的全球暖化。其實即使沒有人類的干擾，大自然本身也可能促使氣候變化，使氣候因而變得更熱或更冷、更潮溼或更乾燥，每一年的氣候都可能和往年有點差異，而歷年來某一個月的氣候也可能有小小的變化。就自然本身帶來的氣候變化來說，原因可能是太陽散發出更多的熱、火山爆發將火山灰拋射到大氣層中、地軸與公軸軌道平面傾斜角的改變、地表陸地和海洋分布面積的改變等。有關氣候變化，最常提到的例子包括大陸冰被（ice sheet）的消長（始自兩百萬年前冰河時期）、公元一四○○年到一八○○年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以及一八一五年四月五日印尼塔博羅火山（Mt. Tambora）爆發。塔博羅火山爆發持續將火山灰噴至大氣層中的平流層，遮天蔽日，作物不生，饑饉遍地。此外，會反射陽光的火山灰浮懸粒子還會順著快速氣流環繞全球，造成全球性溫度下降，直到數年後浮懸粒子漸漸下沉為止。塔博羅火山那一次的爆發，影響所及包括北美洲和歐洲，氣候變冷、作物產量銳減，於是翌年成了「沒有夏天的一年」。
氣候變化對過去的人類社會是更嚴酷的考驗。在古老的社會，人類壽命短，且沒留下書寫紀錄供後代子孫參考。過去很多地區的氣候變化，不只是歷年來略有出入，在幾十年的時間尺度之內也有變化，例如幾十年的潮溼氣候之後，接踵而至的可能是長達半個世紀的乾旱。然而，在史前時代的社會，一個世代（從父母輩出生到下一代出生的平均年數）往往只是幾十年的光景。因此，等到美景不再，還存活的這一代對前一次的大旱就沒有第一手的記憶。即使在今天的社會，風調雨順不但使作物產量提升，人口也有增加的趨勢，人們忘了這樣的豐年不能長久（享受五穀豐登的古人，甚至可能想不到會有赤地千里的一天），等到荒年終於來到的時候，很多人可能就要餓死了；或者積習難改，無法因應新的氣候變化。（只要想想今天乾旱的美西就知道了。由於幾十年來都以為水是源源不絕的，都市與城鄉用水政策沒有長遠的計畫，因而導致今天的窘況。）再者，過去許多人類社會沒有「賑災」的做法，不知可從氣候迥異的地區進口糧食來解決本地食物短缺的問題，使得氣候變化的問題雪上加霜。凡此種種，可見氣候變化對過去人類社會的衝擊要比今天來得大。
對任何一個人類社會來說，自然本身形成的氣候變化，可能是禍，也可能是福；此外，對一個社會有利，也可能對另一個社會造成禍害。（例如：格陵蘭的維京移民就沒能熬過小冰河期的嚴酷考驗，格陵蘭的印紐伊特人〔Inuit〕則趁機崛起。）史上有許多例子顯示，一個社會剝削自己的環境資源，如果氣候條件良好，或許還可以承受；萬一碰上氣候變化，變得更乾燥、寒冷、炎熱或出現水災等，就有可能瀕臨崩壞。因此，我們是否可做這樣的陳述：社會崩壞是人類破壞環境所造成，或者是氣候變化使然？這兩種說法都不正確。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濫用環境資源，儘管遭逢氣候變化，資源變少了，仍有應變的能力，得以救亡圖存。反之，如果社會本身已有破壞環境資源的問題，碰上氣候變化的試煉，就很難走出絕境。很多因素都會交互影響，不能單獨來看，如果環境資源遭到破壞加上氣候變化，就會造成致命的打擊。
第三項是強鄰威脅。從地理層面來看，史上絕大多數的社會都離其他社會不遠，難免有接觸的機會，他們與鄰近社會的關係可能是斷斷續續地接觸，或是慢慢形成敵對的狀態。如果一個社會本身夠強韌，或許還可以撐下去；如果因為環境破壞等問題，社會本身因而體質虛弱，就可能遭到敵人的併吞。人類社會崩壞的一個近因就是軍事征服，但我們也得考慮遠因，也就是社會本身慢慢變得虛弱不振。生態破壞就是這麼一個遠因，但這種遠因常常會被軍事征服等近因掩蓋。
有關這種遠因被近因掩蓋的例子，我們最熟悉的一個爭論就是西羅馬帝國的衰亡。羅馬帝國面對蠻族入侵日益嚴重的問題，終於在公元四七六年宣告覆亡。其實這個帝國早已病入膏肓，這個年代只是方便記錄，以西羅馬帝國最後一個皇帝【譯註：西羅馬帝國最後一個皇帝：即羅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遭到廢黜那一年為時間點。不過，在羅馬帝國興起之前，北歐和中亞──也就是歐洲地中海「文明」地區的邊境──已有不少「蠻族」，不時入侵歐洲文明地區（也曾侵犯中國和印度）。千年以來，羅馬帝國雖然遭受蠻族入侵，仍然屹立不搖，如公元前一○一年辛布里族和條頓族意圖征服義大利北部，羅馬就在坎庇羅狄之戰（Battle of Campi Raudii）【譯註：坎庇羅狄：在今義大利的維伽利（Vercelli）附近。】痛宰這些入侵的蠻族。
然而，三百多年後，最後的勝利者反而是蠻族，西羅馬帝國就此覆亡。為什麼有這種轉變？是蠻族本身變強大了嗎？是不是因為人口有了顯著的成長，或者有了更嚴密的組織，擁有更多精良的武器或更多的馬匹，還是中亞草原氣候變化帶來了好處？以這個例子而論，我們能說蠻族入侵是羅馬帝國覆亡的根本原因嗎？還是有另一個可能：在羅馬帝國邊境虎視眈眈的蠻族，其實長久以來並沒有什麼改變，只是等到羅馬帝國因政治、經濟、環境等問題國力漸弱，伺機而動，勝利終於到手？真是如此，羅馬帝國可說是咎由自取，蠻族只是給這帝國致命的一擊罷了。目前，羅馬帝國衰亡之因仍未有定論。同樣的爭論也發生在吳哥窟的高棉帝國（Khmer Empire），這個帝國是否因為泰人侵略而衰亡的呢？類似的例子還有印度哈拉帕文明與亞利安民族的入侵，以及希臘邁錫尼等地中海銅器文明的崩壞是否和海族【譯註：Sea Peoples，特指地中海東部的部族，西元前十三到十二世紀的百年間侵略了許多地中海周邊地區，如埃及、赫梯、敘利亞∣巴勒斯坦、希臘等。海族有許多分支，在埃及的叫 Ekwesh、Lukka、Meshwesh、Shekelesh、Sherden和Teresh，在巴勒斯坦的分支叫做非利士人（Philistine）。有關邁錫尼文明的滅絕，另一說是來自北方的多利安人（Dorian）所造成。】侵略有關等。
第四項則是鄰近社會的支持轉為薄弱。這和第三項的惡鄰入侵日益嚴重剛好相對。翻開歷史來看，幾乎大部分的人類社會都有敵對的惡鄰，也有友善的貿易夥伴。常常，敵人可能是朋友，朋友也可能變成敵人，態度有時會轉變。大多數的社會對鄰近友邦都有某種程度的依賴，例如重要貿易物資的進口（如今日美國的原油仰賴進口，日本也須進口原油、木材、海產等）以及文化的聯繫，因此一個社會覺得和另一個社會特別親近（如澳洲對英國文化一直有很深的認同，直到最近才有改變【譯註：澳洲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實行多元文化主義，不再固守單一主流文化的論調，人口因此從原來的八百萬增加到現在的一千八百四十五萬，也從二次大戰前的小國發展成中型力量的國家。】）。然而，如果一個社會的貿易夥伴衰弱不振（原因包括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無法繼續供應重要物資或是文化聯繫斷絕，這個社會也會受到影響。這是今天常見的問題，例如第一世界所需的原油因過度仰賴生態體質脆弱、政治動盪不安的第三世界國家，一九七三年阿拉伯國家聯手實施石油禁運，就造成油價暴漲，使全球經濟陷入衰退。過去維京人在格陵蘭建立的社會、皮特凱恩島（Pitcairn Island）等也曾發生類似的問題。
這五個框架的最後一項，就是一個社會面對問題的應變力。所謂的問題不只是指生態環境破壞的問題，也包括其他問題。即使碰到類似的問題，不同的社會總有不同的因應之道。就拿山林濫伐的問題來說，過去很多人類社會都有這樣的問題，紐幾內亞高地、日本、蒂蔻皮亞島、東加等因此轉危為安，得知森林經營之道，繼續繁榮下去；而復活節島、玻里尼西亞群島中的芒阿雷瓦島（Mangareva）以及殖民格陵蘭的維京人森林經營就不得法，最後走上敗亡。我們如何理解這種不同的結果？一個社會的應變力取決於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與文化價值觀，這些制度和價值觀會影響到社會能否解決問題（甚至是否嘗試去解決）。本書將以這五個框架來檢視過去的人類社會，並討論這些社會的興亡。
當然，我應該再補充說明一點：一個社會的崩壞不一定是因為氣候變化、敵對的鄰國或有貿易關係的友邦所直接造成；同樣地，環境破壞也不一定是社會崩壞的關鍵因素。我們不能斷言所有社會崩壞的禍首都是環境破壞，蘇聯（Soviet Union）的瓦解就是現代的反例，迦太基（Carthage）在公元一四六年被羅馬夷為平地則是古代的反例。顯然，光是從軍事征服或經濟因素來看也仍然不夠。比較確切的說法應該是：社會崩壞不但牽涉到環境因素，有時也和氣候變化、敵對的鄰國、友善的貿易夥伴，以及社會應變能力有關。儘管只限定這幾個因素，從古至今已有相當多的史料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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