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彼得‧杜拉克的大腦，學習經典十五堂課（經典版）(BEI0234)
Inside Drucker's Brain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NEXT
叢書系列：NEXT
作者：傑佛瑞．克拉姆斯
       Jeffrey A. Krames
譯者：陳以禮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6年09月09日
定價：330 元
售價：26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8頁
ISBN：9789571367613

【推薦序　穿越時空的智者／楊照｜為什麼說，管理學是由他開創的？／許士軍｜序　謙遜的重要】

▼  推薦序　穿越時空的智者／楊照

楊照（作家）

彼得．杜拉克不是管理學大師，不是美國人，甚至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理解杜拉克的關鍵，就在於看穿他遠超過一般世俗印象的背景與關懷，不能被「當代美國管理學大師」定位、範限的部分，才真正促成了杜拉克的成功，也讓他的成就，和其他所有同類「大師」拉出距離來。

杜拉克是跨越世紀的人

即便還活著的時候，杜拉克就已經不屬於這個時代。他身上始終帶著濃厚的前一個時代的氣息。他成長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維也納，還來得及看到歐洲十九世紀最後的光華，這件事非同小可。

英國史家霍布斯邦寫十九世紀歐洲史，必須在書名裡特別標明「長十九世紀」，因為他的歷史不是從一八○一年寫到一九○○年，而是開端於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終結於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中間含括的一百多年，才是霍布斯邦認定的「十九世紀」。

杜拉克在他精采的回憶錄《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裡，一開頭就是寫「戰前歐洲」。他講的「戰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也就是霍布斯邦概念中十九世紀的最後時光。那同時是樂觀進步信念的最後時光，同時是歐洲帝國榮景的最後時光。

從這個角度看，杜拉克是「跨越世紀」的人，在他懵懂卻又敏銳的童年，就親歷了從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巨大變化。

那變化，大到難以想像。幾乎所有原本被視為當然的東西，在幾年內全都變了樣。最重要、最核心的，當然就是帝國的瓦解，原先依附在帝國之上的一切，「戰後」都必須重新調整。

不只是帝國的榮光，還有帝國擴張性的樂觀，還有帝國內部的組織原則。民族國家取代帝國，成為最普遍的政治實體，也就創造了新的政治形式，發展出人與人、人與政府很不一樣的新關係。

企業為何的世紀大哉問

比杜拉克早一個世紀的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窮盡一生心力研究官僚體制，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官僚體制像擁有生命的怪獸般快速成長，取代了帝國原本鬆散、人治的性格，建立為民族國家政府組織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官僚組織背後，是冷冰冰的理性規範，是不理會個人差異的原則，官僚的擴張，一定會和個人自由、個人主義精神產生牴觸，韋伯悲觀地看待這樣一段人類歷史「除魅」變化，逼迫自己去正視社會組織的脫胎換骨。

從一個意義上看，杜拉克一生所做的事，和韋伯有著緊密的呼應，因為他的出發點，是和韋伯一樣的「世紀之交」歐洲大變化。人類在尋找新的互動、合作、隸屬與管轄關係。十九世紀帶高度個人性、帶浪漫色彩的組織（或無組織）原則，進入二十世紀顯然越來越不合宜了。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快速崛起，呼之欲出。

韋伯從公部門，看出官僚體制的重要性；杜拉克則從私部門，很快預見企業與公司，會是二十世紀人與人關係的新樞紐。弄清楚什麼是企業、什麼是公司，成了從舊時代跨越進入新時代的杜拉克，根本的興趣與熱情所在。
杜拉克瞭解、記得企業尚未扮演重要角色的舊時代，所以他不可能將企業視為理所當然。杜拉克眼中看到的企業，是一種新興的現象，是人類進入二十世紀後，配合複雜主客觀環境變化，應運而生的組織原則。因此杜拉克能夠從最根本的地方叩問「企業是什麼」，然後才在這根本理解上，進而試圖回答「企業應該是什麼」。

文藝復興人打造新專業

舊時代歐洲文明留在杜拉克身上的另一層影響是—他沒有二十世紀以降明確的專業訓練限制，他從來沒有習慣問單一學科內的制式問題，他的眼光裡沒有學科壁壘。

他不是社會學家，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經濟學家。他沒有從純粹社會學、心理學或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企業與企業管理，甚至，他沒有從純粹的任一學門角度來看待他所處的世界。

他是個「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豐富多樣的知識掌握，無法用現代觀念、現代規範予以描述。即使最信仰最崇拜杜拉克的人，大概都說不出杜拉克的學問來歷吧！他是哪所學校哪個科系畢業，專攻什麼樣的碩士博士論文題目？

用這種框架去套杜拉克，注定失敗。他的來歷，是老歐洲的貴族夢想—人文教養（Bildung）。相信知識、學問不是技術技能，而是讓人能夠脫離自然、野蠻狀態，臻及人文化境的手段。文學、歷史、哲學、科學當然都在應有的學習內容中，但唸文學不是為了培養文學家或文學研究者，唸歷史也不是為了培養史學家……，這些都是通往一個完整人文視野的多重管道。

杜拉克是最後一代接受這種「無用之用」人文教養的歐洲人。從一個角度看，時代開了他巨大的玩笑，等他吸收了這套人文教養後，人文教養賴以存在的社會就瓦解消失了。「戰前」與「戰後」最大差異正在這裡。第一次大戰後，歷史的力量逼著每個社會放棄高蹈的人文理想，改持可以用數字計算的利益衡量法，原本人文教養中的貴族，快速淪夷為新時代不合時宜無用的累贅。

的確，我們看到許多杜拉克同輩的歐洲菁英，在二十世紀快速沒落。他們或許自命清高、鬱鬱而終；或許和周遭環境格格不入，孤獨以沒；或許憤世嫉俗成為別人眼中的怪物。最悲哀的，他們越有學問，知識越豐富，反而只是越顯示出他們的無能無用，與時代現況的荒謬落差。

杜拉克不然。他擁有驚人的適應能力，卻又能不拋棄身上由人文教養鍛鍊而來的眼光與基本價值，所以他應付新的學術專業潮流的方法，既不是逃避，也不是馴服順從，而是—用自己的能力，打造一門之前不曾存在過的新專業。

沒有杜拉克沒有管理學

杜拉克開創的，當然就是「管理學」。在杜拉克之前，沒有「管理學」這門專業，因為杜拉克，才有「管理學」。「管理學」奠基的開端，是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杜拉克鉅著《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半個多世紀來管理學蓬勃發展，管理學的運用日益多元，今天從企業、行政一直到藝術、運動都有其「管理」的分支門號，這樣的熱鬧局面，讓我們格外難以回首想像「前管理學時代」會是怎樣的荒涼景況，也就格外難以追問一個關係管理學出生命運最簡單、又最關鍵的問題。

如果沒有杜拉克，還是會有管理學嗎？乍聽之下，這個問題蠻誇張蠻荒謬，因而也蠻容易回答的。有企業組織就會有管理的需求，不是嗎？人事要如何安排、流程要如何安排、會議該怎麼開、利益該怎樣產生……，有沒有杜拉克，企業、公司都還是得解決這樣的問題，不是嗎？

是，但讓我們分辨清楚，這些問題的解決，是管理的實際做法，卻不必然是「管理學」。杜拉克沒有發明管理上千千百百種實際的做法，杜拉克發明創建的是「管理學」。「管理學」把千千百百種實際做法統納進一套系統裡，然後尋求這套系統的內部價值與內部邏輯。

有管理實際需求，不必然會有管理學。我們甚至可以講得更精確些，正因為有管理實際需求，所以很難有管理學。管理做法因應各種不同變化情境產生的辦法，裡面充滿了高度即興、彈性風格。有那麼多種不同的企業，從事那麼多種不同的生意，面對多樣且多變的市場，管理做法必然因公司而異、因人而異，必然五花八門，怎麼可能統合成「管理學」？

是靠杜拉克驚人的能力，才將管理做法整合成管理學，然後將管理這件事顛倒站立起來。一九七三年的鉅著，標題講得明白透徹：《管理學：使命、責任與實務》（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lities, Practices），只有使命有責任，才能討論實務、理解實務。

沒有人會被杜拉克嚇跑

打造起「管理學」，杜拉克依恃兩種相關卻不相同的能力。第一種是他寬廣卻又徹底的視野。他直覺地將公司企業放置在組織的大課題裡來理解，又將公司企業的組織形式，放置在長遠人類歷史以及複雜的現代局面下予以評價衡量。如此一來，他看到的公司、企業，與一般人認定的大不相同。公司、企業之所以值得特別注意、認真探究，因為這是歷史上新興的組織形式，卻在極短時間內取代了過去其他主流組織，成為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難以逃開的頭號組織經驗，甚至是挑戰家庭、軍隊、鄉紳俱樂部的傳統地位。

越來越多人在公司、企業裡工作、生活，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沒有道理不把什麼是公司、企業組織搞清楚。而要搞清楚，不能從單一、狹小、具體的公司企業來看，要能看到眾多過去、現在乃至未來企業的形貌樣態，以及其形貌樣態的演化發展原則。

有幾個人能提供這種尺度的觀察與思考？幾個能夠「從大著眼」進行全面思考的人，會去注意公司、企業？
杜拉克另外一項重要能力，是溝通，是清楚表達。這方面我們也同樣太容易視之為理所當然了。畢竟，管理學的成立，不能關在學院裡，如果整理出來的管理知識，對實際進行管理的人，和在組織系統中被管理的人，沒有影響，管理作為一門學問必然走不遠的。

要讓公司、企業內部的人認識管理學，是件困難重重的事。對身陷管理實境的人，管理知識不是太簡單就是太複雜。要嘛是他本來就知道的事，要嘛就是他認定與他無關的事。

在這點上，我們不能不佩服杜拉克不著痕跡的用心與設計。杜拉克曾經多次提到當年得以進入通用汽車公司進行實地調查的重大意義。通用汽車公司讓杜拉克看到龐大企業內部的動態運作，更重要的，通用汽車給杜拉克一項珍貴的資歷，讓他可以用企業「內部」觀念，來試驗他對管理的種種想法。通用汽車資歷，使得其他企業人不能想當然耳地將杜拉克視為「外人」，以一種「你不可能懂」的內部輕蔑態度對他所言充耳不聞。

誰敢說自己的企業比通用汽車龐大複雜？誰敢說自己的企業比通用汽車成功？杜拉克的洞見從通用汽車而來，又反過來對通用汽車大有幫助，這個護身符解除了多少人的防衛戒心！

杜拉克是位語言文字的天才，這指的不是他能精通運用多國語言，而是他能寫出最乾淨及最直截明白的英文。他的英文沒有人讀不懂，而且他的寫作慣常一環扣一環，讓人自然一直追索閱讀下去，但是最神奇的地方畢竟還在—那麼普通乾淨文字所傳達的訊息，卻也沒幾個人有本事一眼就看透吸收。

杜拉克喜歡「從頭說起」，從我們都能同意、都不得不同意的簡單前提說起。然後一步步一層層將我們導引到合理卻令人意外的天地裡去。讀者赫然發現：那麼熟悉的東西原來藏著這麼豐富的道理！我們為什麼從來不曾用杜拉克的方式整理過自己的經驗與想法，以至於從來看不到他所揭示的華麗、陌生光景？

沒有人會被杜拉克難倒，更沒有人會被杜拉克嚇跑。這是他擅加利用企業人熟悉的前提經驗製造的效果。可是他雖然自熟悉出發，卻絕不理所當然往熟悉之路徑上走，跟隨杜拉克，你很快就會覺得自己在熟悉的環境裡迷路了。

在熟悉的環境裡偏偏看到我仍不曉得存在、甚至以為絕對不會存在的風光。這種矛盾感受克服了企業讀者原來會有的反抗阻力，收服他們陸續成為杜拉克的信徒。

管理學是「有系統的無知」

杜拉克的語言天分還展現在他塑造的名詞概念。他的名詞不追求眩惑耀眼響亮，卻有極其堅實的相應內容作為後盾。早在六○年代，杜拉克就開始闡釋「知識工作者」在新企業環境中的重要性，那時候，全美國、甚至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認定自己是「知識工作者」，然而杜拉克鍥而不捨地描述討論，不斷增加、擴充這個名詞的意義，充分為八○、九○年代新興經濟做好了準備。那波潮流襲捲中，我們於是可以用杜拉克發展多年的觀念為定錨，看清楚造成變化的主流內幕，來自「知識工作者」的發達革命。

又例如杜拉克描述管理學的工作是「有系統的無知」（organized ignorance），也是神來之筆。沒有人能夠預見、掌握一切變化，變化必然帶來之前我們不知道、無從知道的新事物新道理，而且往往這些未知具備最大的衝擊力量。如果管理學處理現有已知，等到實務被整理成知識，豈不又被認定過時了嗎？

杜拉克主張，管理學學的不是現有管理實務技術，而是從現有管理經驗累積，投射出面對未知的積極態度，不是假裝自己知道，而是明白自己擁有的是「有系統的無知」。對於我們的無知盲點，我們習得一種有系統的準備、防衛。這才是管理學的精髓所在。

這本書的主訴目的之一，是提醒我們，最近眾多轟動一時的管理暢銷書，其內容早已在杜拉克的作品裡出現過。換句話說，寫來寫去，這些暴得大名的「大師」，誰也沒有脫離杜拉克的如來佛掌中。進而一個當然的結論—我們應該閱讀杜拉克，應該重讀杜拉克。

然而我想補充的是—就算有人把那些最暢銷的管理學全部閱讀吸收了，也還是不等於閱讀杜拉克的經驗。他們每個人從杜拉克那裡取走一點智慧洞見，予以舉例詮釋發揮，就能寫成暢銷書，而那許多被他們取走的智慧洞見，全部加起來，還是不等於杜拉克。

因為裡面沒有杜拉克的整合精神，沒有杜拉克堅持在表面繁華現象裡看出普遍原理的執著。本書作者感慨地問：為什麼現在沒有那麼多人讀杜拉克？其中一個答案應該是：因為杜拉克的書不夠熱鬧、討論那麼多實證實例。實證實例很好看很容易讀，累積數十上百實例也可以產生感覺上如排山倒海而來的洗腦說服力，所以讀者愛讀。可是實證實例多了卻也往往讓讀者迷失在繁雜的現象中，失卻了自己去歸納出道理原則的機會。

杜拉克不寫那樣的書。他在意道理、原則，還更在意追求道理、原則的道理、原則，這不是故弄玄虛的繞口令，而是為了彰顯杜拉克終極關懷不得不用的說法。畢竟杜拉克看到、親歷了從舊時代到新時代的全面變化，他知道耽溺於追求那些變化，和耽溺地拒絕接受變化，同等危險。不在變化中滅頂唯一的方法，是尊重變化，卻有耐心有毅力地找出變化的法則，進而拿對變化法則的理解來應付未來更多的變化。

穿越時空的杜拉克智慧

一直到今天，體驗杜拉克神奇智慧的一種方式，就是拿出他一九七三年出版的《管理學：使命、責任與實務》大書。那是不折不扣經歷近半世紀的舊書老書。從一九七三年到今天，世界變了多少，我們也自然可以想像企業性質、企業內容變了多少。然而翻開杜拉克的舊書，認真找找，裡面有多少明白過時落伍的內容？

我敢負責地說：幾乎沒有。我們可以指稱杜拉克書裡缺少了哪些後來新出的管理課題，然而我們卻很難在杜拉克寫出的內容裡，指出已經不適用的部分。

杜拉克怎麼做到的？三十多年前，他如何預見今天的管理者都還是需要具備的觀念、知識和技能？讀著那部老書舊書，真會讓人有一種時空的錯覺，彷彿杜拉克擁有穿越時空的神奇魔力，曾經來我們這裡走過一遭，再含笑從容地回到七○年代寫他的書。

我們忘了，杜拉克甚至已經不在這個世間了。他最神奇的貢獻卻還留在這哩，幫助我們看穿時間與變化的煙幕，找到管理的根源意義。連最現實、最難有定律的管理，杜拉克都能輕鬆自信有效地找出其中的一套恆久邏輯，在這種智慧相伴相助下，對於未來未知，我們當然可以生出許多安心勇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