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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那一盞閃爍了十二年的光亮／◎王健壯
序 那一盞閃爍了十二年的光亮／◎王健壯(時事評論家)
去年因為教書需要，重新翻閱了擺在書架上層但早已多年不曾碰觸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本來祇是想從其中尋找一些言論自由的歷史註腳，但結果卻被一篇又一篇六十年前那些早已變成古人所寫的文章突然震懾：以今視昔，那些言論雖然卑之無甚高論，但在那個時代那樣的政治氛圍中，那些人不僅在字裡行間證明自己是一群有道德勇氣的知識份子，更向後代的人證明，他們也是一群有進步意識的知識份子。
進步意識代表他們不同於流俗，不走政治正確路線，不博大眾的喝采，也不被成見所束縛，他們站在知識的高度上評人論政並且指點江山；「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蒙，這個啟蒙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是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漢娜鄂蘭寫的這句話，好像就是在形容《自由中國》那些年那些人的那些文章，他們是黑暗年代中不間斷地在閃爍的那些光亮，燭照當年，也引領後世。
我在課堂上向坐在講台下那群才剛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學生，述說那段歷史也傾訴我的感觸，那堂課的結論也想當然爾會發出這樣的感嘆：那樣的時代早已遠颺，那樣的傳統早已消失，那樣的知識份子更是上下求索而難得其一二；而且，當前學界中不知有多少人在感慨「一管書生無用筆」，有多少人的書齋中不時隱約可聞「萬古書蟲有嘆聲」。
換另一種說法吧：在當前這個時代裡，知識份子是沒有位子、找不到位子或者被擺錯位子的一群人，其中即使有少數人心有所憂甚至心所謂危而不得不言，但其結果也無非祇是「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嘗盡了闌干拍遍無人問的滋味。
其實，有很多非常簡單的石蕊試紙實驗，可以檢測台灣現今知識份子角色究竟是否已然日趨沒落的假設：有多少人仍然一以貫之「以道抗勢」？有哪些人已墮落成為媒體統治文化中的聒噪階級？有多少人身在學界卻長期擺出倚附權勢的姿態？誰是public intellectual？誰又是partisan intellectual？其中任何一項實驗，都會證實假設的正確。
余英時先生曾經這樣描述過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最不可愛的性格之一，便是他們對於國家的基本政策或政策路線，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時還要提出種種疑問和挑戰」，這段話淺白易懂卻知易行難，當今台灣能有幾人敢當之無愧自期自許是余英時筆下那種類型的人？並且不是偶一為之，而是始終如一屬於那種類型的人？
再換個角度來看：西方社會甚至言論尚未開禁的中國大陸，幾乎每年都會有媒體或民間團體，舉辦類似百大、五十大或十大最有影響力公共知識份子的活動，我雖然不贊成像選美選秀一樣票選知識份子，而且可以想見，Noam Chomsky與Umberto Eco，或者賀衛方與胡舒立等人，也絕不會因為名列榜上而沾沾自喜，但這樣的活動卻起碼說明了三件事情：知識份子是受到社會重視的，知識份子是有影響力的，以及知識份子是可以作為榜樣的；但台灣可以選出十大、五十大甚至百大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嗎？我很懷疑，對質與量都懷疑。
但即使我是個悲觀論者，有時甚至悲觀到近乎快要相信「知識份子無用論」，但往往因為在不經意間或是聽到一句話，或是讀到一篇文章一本書，或是在一場聚會中所目睹的景像，卻讓我似乎又看到一抹「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那些光亮也讓我不至於跌入絕望的深淵，不信知識份子喚不回，當然更不信知識份子會盡成灰；錢永祥、黃榮村、余範英、王汎森、朱雲漢與他們那群「公與義」的老戰友們，就是其中一盞閃爍了十二年迄今仍未熄滅的光亮。
在上個世紀民主轉型初期的七０與八０年代，台灣很流行以研討會或座談會的形式去形塑輿論，這樣的輿論可以領導風潮，也可以施壓當局，最起碼也可以發揮政治想像或理論可能的作用；但在九０年代末期台灣民主政體粲然大備後，研討會這種集體性的角色卻悄然功成身退。
但民主轉型其實祇是國家轉型的第一哩路，政體轉型後的政策轉型、治理轉型與政治文化轉型，才是接下來應該走卻很難走的下一哩路；而且，有了民主政體並不代表就有了民主效能，有了民主效能也不表示就有了民主品質；更重要的是，在這條「路漫漫其修遠兮」的下一哩路途中，政治人物不能踽踽獨行，知識份子更不能缺席，即使他們不願與政客結伴同行，但卻不能不像一盞閃爍而微弱的光亮，走在隊伍的前面指引方向。
或許這也就是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在民主政體初始成形後，決定呼群追求公義的初衷吧。前後十二年從來不曾間斷過，他們以不同形式的集會型態，閉門式的沙龍聚會，或者開放式的座談會，跟他們的老戰友與不同階層的群眾始終在追問公義，在苦思永續。何謂公義？這是古老的課題；怎樣永續？則是新生的焦慮；台灣雖已幾次政權輪替，但公義蕩然與永續堪慮，卻也始終是政策轉型與治理轉型過程中，最具負面代表性的兩處「軟肋」，也難怪「公與義研討會」十二年念茲在茲呼之籲之的始終就是這兩項課題；這是他們的信念，更像是他們的使命。
但公義與永續都是跨界的理念、跨界的議題，在追索的過程中需要知識，也需要通識，要蘊涵專業與民意的融合，也要進行在野與在朝的對話，這項工作號召不易也整合不易，即使是傾政府之力也難竟其功，遑論是一個各種資源都極為有限的民間基金會？
但許多人做不到的，余範英女士卻一做就是十二年；而且，參加十二年各次集會的她那群老戰友，職業包括產官學民，政治橫跨朝野統獨，理念不分激進保守，世代更貫穿老中青少，每次不論我是忝為集會研討成員之一，或者祇是坐在觀眾席中旁聽，眼見耳聞的總是讓我有同樣的感慨：這樣的公共論壇在全台灣可能是僅此一家別無分號了吧？
二０一一年十二月，在台北市長興街中華經濟研究院召開連續兩天的公與義研討會時，場外正在進行如火如荼的總統大選，候選人正在爭辯「宇昌案」的是非對錯，但在座無虛席的會場第一排左側，卻有兩個人從早上會議開始坐到晚上會議閉幕，他們是中研院院長翁啟惠以及副院長王汎森；學術界兩大龍頭終日坐聽一場民間研討會，這樣的畫面我還是平生僅見，也許，他們正在享受一場難得的知識份子饗宴吧。
那天研討會結束後，我一個人漫步台大校園，在寒冷的夜色中，正回味研討會上那些人的那些話時，身後卻清晰傳來一對年輕男女的對話：
「妳覺得剛才那個問人類歷史上有沒有公與義的問題怎麼樣？」
「問得很好啊，答得也很好，就是因為有太多不公不義的事，所以才要追求公與義嘛！」
這是一段真實的對話，剛聽完研討會的戀愛中男女朋友的對話，但談戀愛竟然會談到公義，罕見又有趣，特別寫下來，轉述給十二年來一直在追問何謂公義的余範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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