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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開麥啦！
拍一部紀錄片，該有哪些準備？
這樣的大哉問，曾經在去年我到一所大學演講時有學生問起。事後想想，當時我回答得並不好，只是概略性的告訴他們要如何找好工作班底，準備拍攝時的器材，以及要如何找錢找資源，讓你能夠放手去拍無後顧之憂。對於內容的掌握以及拍攝時的態度，則因為時間問題，只能輕描淡寫的提一下，可是相對於自己面對一個新的拍攝題材時，最困擾我的其實是內容問題。
說穿了，錢不夠找就是，找不到就狠一點自己借、自己賺；找不到工作人員配合長時間的拍攝，找一台小 dv 也可以自己拍，如果真想要拍攝一個題材，這些都只是基本配備，如何去面對被拍攝主體才是大學問。
過去我經常就是土法煉鋼，先認識了拍攝對象，然後慢慢來，跟他們聊，了解他們，取得他們的信任，然後在雙方的默契下，去進行紀錄片的拍攝。在這種最符合道德前提下的步驟，一般出不了大錯，雖然每一個被拍攝者的狀況、生活背景皆不相同，但我仍相信人的內在必定有某一種是可以共通的情感，於是我們必能取得一種聯繫，走進對方的世界。拍出一種真實。
但這信念，在我拍攝上一部紀錄片《紅葉傳奇》時，遇到了很大的挑戰，我開始被「真實」這東西玩弄，自以為是正義之士要尋找真相，但你可能正被真相愚弄，認真想著自己要客觀要理性，後來發現所謂的真實，端看你如何下刀，什麼樣的真實應該被相信，當事人在你面前含著眼淚的肺腑之言？攝影機前當事人的說話？導演現場的判斷？還是觀眾最後在電影院看到的一種說法？如果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產生一點誤差，那最後觀眾理解的真相又將是什麼？
而在這之中，你（應該說是我）又是為了什麼要拍攝這部紀錄片？我的觀點是什麼呢？我們不是神，我始終不相信完全客觀這件事，於是回到原點，還是要面對自己吧！
想拍銀簪子的最初構想，幾乎完全來自父親和奶奶的那支銀簪子，還有我。但對外我卻很不願意這麼說，誰會對我父親那樣一個毫不起眼的外省老兵感興趣？他的平凡和走在街上的大多數老人幾乎都一樣。你，不會多停一秒看看他們。有些時候，我甚至覺得比起許多飽經戰火，在鎗林彈雨中奮勇殺敵的老兵，我父親也都少了這份精采。而他最危險的事蹟，是他二十三歲時，隨著部隊撤退到金門後，被人誣陷，說他曾經當過匪幹，是來臥底的匪諜。當時這罪名還得了，要槍斃的！而父親最後在即將被捆綁丟入大海餵魚時，被一位前來巡視，並且在家鄉認識我父親的長官遇見，因而救回了這條命。是很神奇的故事，而我父親每次也只說這故事。
就這樣，當一個導演說要拍攝自己的父親，顯然不具什麼吸引力，偶爾遇見一兩位記者，他們也大都回以尷尬的一笑。後來，我開始對外都只說，我要拍一部老兵的紀錄片，完全不提起父親和我的角色，至少當某些人投以不削的眼光時，我受的傷會小一點。當然，也有許多人搞不清楚我這有些許南部腔台灣國語的女人，是不是外省二代？大多他們只會皺起眉頭勸我，「怎不拍些討好或主流一點的題材？」然後罵我笨。
這時代，笨一點也有笨的美麗。這是我經常自我安慰的一句笨話。
在我最初的想像中，《銀簪子》基本上還是繞著父親和我的故事前進，但是更大的企圖，我希望能把父親的故事當做是許多老兵中的其中一個例子，他沒有特別偉大，沒有特別英勇，但是如果像他這麼一位小人物，都有一段令人感動的故事，這許許多多的老兵伯伯們又隱藏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呢？於是，也藉由父親的人際網絡，輻射出其他老兵的故事。
我的第一份企劃案，去爭取輔導金的大致就是寫這些內容。
至於後來企圖尋找其他贊助的企劃案，我還是退縮了。完全不提到父親這身分，只以個案一替代，所以我相信一直到這紀錄片正式曝光，絕大多數人還是不知道我在拍攝自己的父親的故事吧。我的退縮，是我的怯弱，也是身為紀錄片導演拍攝自己的故事時的不安，更是社會對這些老兵的一種壓抑。
應該快速遺忘的歷史，怎容一個小女子，藉由攝影機攪亂了這時間巨輪的殘酷？
後來一直到和攝影師小秦（他也是紅葉傳奇的攝影師）溝通時，我才敢直接告訴他，我奶奶的銀簪子，雖然說出了父親思念老家的心情，但是我相信每個老兵伯伯，甚至於每一個人，在他的內心深處，必然也都有一樣東西，或許是一條手絹、一封信、一盒皮蛋、一雙布鞋、甚至是一段記憶，都牽繫著人們對「家」的思念。
而我……想說這樣的故事。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當時號稱帶來六十萬大軍，我想或許也帶來了六十萬個生離死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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