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理州
和戰後出生的新生代一樣，我從小便受了仇日教育。長大之後，雖然比較能以理性的眼光來看日本，但心中多少總存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對日厭惡感。
這種厭惡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件，另一部分則是來自於《莎喲娜拉．再見》（黃春明著）等描述日本人低俗下流、財大氣粗的書籍或文章。
直到我去日本留學了七年，才逐漸發覺原來日本人比我過去想的還好得多，他們清潔、有禮、守法（包括守交通規則）、求知慾高、腳踏實地，而這些優點卻是中國人較欠缺的。七年的「日本經驗」，使我不得不擦擦眼睛，重新看日本。
此外，我又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過去所幹的壞事並不是只有日本人才幹得出來。
拿侵略與屠殺來說，世界上有哪個民族敢自拍胸脯說從未幹過？莫說異民族之間的侵略與屠殺在歷史上罄竹難書，就是在自民族之內也是層出不窮。1947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以及1989年在北京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不都是近在眼前的實例嗎？
再拿黃春明筆下那些日本人到台灣買春的「醜態」來說，最近幾年，台灣不也有很多人跑到東南亞，甚至中國大陸去買春嗎？我們如何區別日本人到國外買春與台灣人到國外買春有何本質上的不同？更何況很多台灣的妓女並不消極地等待日本人來台灣，而是主動到日本賺錢。
我不是在為日本人的惡行作辯護。任何人的任何惡行應該被譴責，否則惡行會更明目張膽。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為日本曾犯下大惡行（而這種大惡行並非日本所獨有），就認定這個民族有犯惡行的劣根性，因而故意漠視或曲解對方的歷史、文化。
這是一種很幼稚的邏輯，其結果是延誤了台灣的對日研究。假如我們的對日觀繼續被這種邏輯所左右，儼如我們仍舊固執於四、五十年前的歷史，那麼，延誤將持續下去。台灣或將發現，漠視日本的結果是被世界潮流所漠視，因為日本決不會因為台灣的漠視，而減少她對世界日益強大的影響力。
但願我們不要再那麼幼稚、那麼小家子氣，而是能以更寬大的胸襟、更寬廣的視野，來認識日本、認識世界。
這本書是我自1989年3月20日起，於工商時報經濟教室版（每星期一刊出）連載的「日本現代經濟史1945—1989年」，經若干的補充與修正，集結而成。由於「現代」二字的意思稍嫌曖昧，在出書之際，我便將它改成「戰後」。
我於1988年6月底進工商時報經濟研室工作後，也不知從何時起，經濟教室版的負責同仁便開始向我邀稿。起初我還有求必應，但是逐漸地，我發覺以我淺薄的經濟學知識，已經瀕臨「無貨可供」的困境，可是對方卻一點兒也不諒解我的苦衷，依舊頻頻向我要稿。後來我實在不勝其煩，便想了一個長治久安之計，那就是找一個可以長期連載的題目。
那麼，為什麼選擇日本戰後經濟史呢？理由很單純，因為我認為定是一個適合在經濟教室版刊載，而又是我尚能勝任的題目。
交代完了這本書誕生的來龍去脈，最後，我得表達我的謝意。首先，我必須感謝我的父母，
沒有他們的全力支援，讓我去日本。我現在或許還不懂日文，甚至對日本還懷有偏見。
其次，我要感謝我的上司——經濟研究室主任鍾俊文先生，沒有他的鼓勵與催促，這本書不會如此順利問世。
最後，我要感謝在連載期間來電詢問「是否出書？」、「何時出書？」的讀者朋友，這些電話讓我信心倍增。
1989年11月3日